史坦塔爾將「民族心理學」與「語言科學」在他的《民族心理 學與語言科學雜誌》中並列。保羅則將「文化科學之原則學」的理 念，落實在他的《語言史原則》專著中。馮特更將「語言」當成是
研究《民族心理學》入門的第一卷。他們顯然都賦予語言學的研究，
在文化科學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奠基性地位。語言學不僅是在「文 化科學的原則學」或「民族心理學」中，與神話、宗教、藝術並列 的特殊學科，而且是這些文化科學的理論基礎。但對於如何透過語 言學為文化科學奠基，上述三位語言心理學家的觀點，卻不盡相同。
保羅是從語言學的方法論精確性，來說明語言學的特殊地位，
他說：
沒有任何的文化分支領域，能像在語言那裡一樣，我們對其 發展條件的知識，是帶有如此的精確性。因而也沒有其他的 文化科學，其方法論能達到我們在語言學那裡，所達到的那 樣完美。(Paul, 1909: 5)
從以下兩段引文可知，史坦塔爾一方面從語言溝通能達成人我之間 相互一致的理解，來說明語言對於建構民族精神的特殊重要性；另 一方面從語言能呈現人類思想的基本形式，因而是其他文化建構或 其他構成民族意識成分的直觀摹本，來說明語言學研究的特殊地位：
語言對於民族精神之建構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在於：它作為 普遍的精神統覺的器官，它也能經由他人的統覺來影響一個 人的統覺，透過這個過程，人們因而可以相互接納，從而使 他們成為一個民族，而民族精神即由此而形成。學習語言即 是學習理解彼此的內心，因而理解即是使人能統一在精神 中。(Lazarus & Steinthal, 1860: 40)
構成民族意識的所有要素，像是宗教、習俗與憲法等等，都 是思想的內含，惟獨語言在表象內含之外，仍在詞語中呈現 出思想的形式，並且在詞語的意義與語句建構的媒介中，呈 現出思想的運動。語言不僅包含民族的世界觀，更是其直觀 活動本身的摹本。(Lazarus & Steinthal, 1860: 42)
馮特則與史坦塔爾所持的第二個理由一樣，主張語言是人類能進一 步建構其他文化產物的基本形式規定，他說：
直接與思想的內在過程連結在一起的外在意志行動即是語 言。在語言中，個人意志突破個別目的的限制，以能在言說 社群的共同意志中，重新找到自己。因為語言作為共同的意 志活動之最初的形式，同時即是建構更進一步的各種共同思 想的器官。稍後於語言的神話與習俗，作為共同意志之最早 的創造，必須預設語言的思想交換。(Wundt, 1906b: 307)
由此可見，在十九世紀的語言心理學研究中，支持語言學是文 化科學之理論基礎的理由，主要有三個：(1) 語言學最具方法論的 精確性，(2) 語言的溝通理解是建構共同隸屬性的基礎，(3) 語言的 形式即是建構任何共同思想的直觀性基礎。可惜的是，保羅與史坦 塔爾都沒有真正去實現他們的理論洞見，而馮特雖然最紮實地用了 二十年的工夫，但最後卻仍走上「歷史心理學化」的迷途。民族心 理學以「個人－民族」這一對概念，來取代「個人－社會」這一對 概念，這意在以更高度的歷史具體性作為目標。但由於他們將民族 的概念收攝在民族精神的概念之下，這反而使得「個人－民族」這 一對概念，並不能接觸到真實生活實踐之社會互動的具體問題，從 而使得「個人－社會」之間的關係，被轉型到抽象的精神層面之上。
民族心理學試圖從語言、神話、藝術這些既與的文化產物作為分析 人類精神活動的基礎，這形同將個人之間的共同生活化約成民族精 神的作用，但若整體大於部分，則作為與個人精神不同的民族精 神，勢必只能被歸諸於超自然的、經驗上不可證明的作用結果。26
26 當前對於馮特民族心理學之重要性的重新發現與反省批判，可以參見 Georg Eck-ardt (1997) 的導論。此處對馮特的批評，也主要引用他的論點，請特別參見 EckEck-ardt (1997: 17-18, 25-27)。
馮特雖然主張 語言的形式即是建構任何共同思想的直觀性基 礎，但他在《民族心理學》中，卻只是分別對語言、藝術、神話、
宗教、社會、法權、社會文化等文化科學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 總結與整理，而並未真正以語言學作為基礎，以為他所處理的這些 文化科學進行奠基，另一方面也未能透過這些研究，展示出人類精 神在這些文化科學中所展現的發展法則，如何具有彼此相互關聯的 統一性。他的《民族心理學》卷帙浩繁，他晚年曾濃縮寫成《民族 心 理 學 原 本 》 (Elemente der Völkerpsychologie－Grundlinien einer psychologisch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913) 一 書，馮特的「民族心理學」著作，僅有這本書被翻譯成英文。但這 本書對他自己的思想卻是誤導的，因為他在這裡，又將民族的發展 視為是民族由原始到文明的心理發展過程，而這顯然是將歷史心理 學化了。《民族心理學》原初想要研究人類在文化創造中，如何依 其具共通感或共同隸屬性的文化認同，而建構個人能依循的普遍有 效法則。然而在《民族心理學原本》中的觀點，卻已非如此了。馮 特的民族心理學忽略人際真實的社會互動，他對語言、神話與習俗 等人類精神創造的文化產物的研究，也缺乏建立在語言形式上的系 統關聯性。這些不足之處，日後在米德的「符號互動論」與卡西勒 的《符號形式哲學》中，才得到進一步的完成。但即使如此，馮特 對於語言哲學的研究，仍有他不可磨滅的功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