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紀以來，視覺圖象與物質文明興盛的大「明」文化，62被西方世 界用以為認識中華文化的根基。明朝在中國長達280年的統治中，學者們基 於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發展趨勢，將其分為前期、中期與晚期。在藝術史 的研究上，晚明的範疇被定義在嘉靖以後。63就本文而言，不僅女性作家、
畫家大量地出現在嘉靖末年以後至雍正年間，女性在刺繡上的表現亦以此時 期最為活躍，特別是在這個時期松江府露香園顧繡發展出亦繡亦繪的畫繡，
不僅繡稿選樣獨特，風格與文人書畫相通，且針法自然、構圖清新，長於摹 繡宋元古畫，使刺繡突破中國傳統工藝重裝飾與實用的侷限，走向以觀賞與 藝術結合的道路，對清代蘇、粵、湘、蜀繡影響深遠，並成為今日追尋傳統 刺繡的淵源。因此，本文擬將研究對象與時間集中在晚明至盛清之際。
此外，「才」，在明清時期經常被用以形容飽富學識的女性。「才女」連 稱則出現於晚明清初之際，原是對歌伎的專稱。64至清代以才女代稱博學的 女性成為普遍用法。袁枚(1716-1798)於《隨園詩話》中即多次提及「才女」
65，乾隆年間著名的翰林學士李調元也曾以才女封號來敘說詞人徐燦(1610-？)
在清代女性詞壇執牛耳的地位。而明清時期的文學與繪畫才女，各區域被記 載的情況並不均衡，66主要以江蘇的南京、蘇州以及浙江的杭州與嘉興等地
62 Craig Clunas指出大「明」文化的明(brightness)，具有一語雙關的深刻意涵，一方面揭露中 國帝國國號，另一方面則可從英文意譯，表現出此一時期帝國在視覺文化中所表現的明亮與 光輝。詳見Craig Clunas, Empire og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7, pp.222-223.
63 楊人愷主編，《中國書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393-399。
64 Kang-i Sun Chang, “Liu Shih and Hsu Ts’an: Feminine or Feminist? ”,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4）,PP.169-187.
65 袁枚，《隨園詩話》(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270、272、456。
66 《玉台書史》與《玉台畫史》記載擅於文學與繪畫的女性明顯集中於中國南方，自胡文楷 所載歷代婦女籍貫分析，則此情形更為顯著。
為中心，就本文所關注的刺繡才女亦相對集中於此區域，刺繡在明清時期的 轉變，實與江南地區社會背景與經濟環境息息相關，這正是本文欲著墨之處。
刺繡，俗稱「繡花」，是中國一項極為古老的傳統工藝，刺繡的製作與 織錦或緙絲（刻絲）不同之處，在於繡者於繡前需先以墨線勾勒繡樣於織物 上，再以穿上各色繡線之繡花針繡製圖式，較為費時費工，且刺繡較諸其他 類型的紡織活動，更能展現作者的創造力與藝術性。戰國至秦漢以來出土的 刺繡，不僅圖案美麗、裝飾性強，色澤亦燦爛豔麗。然五代以前的刺繡，多 侷限於服飾與日常裝飾等實用範疇。宋代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宗教 信仰的傳遞，由閨閣中開啟了以繡像取代佛教畫像的風氣。至明清，繡者更 進一步援引畫理入繡，脫去刺繡經濟實用功能並成為具獨立觀賞價值的藝術 品，在藝術市場中極具價值，而明清刺繡發展的特色與才女文化間形成的關 連，將是本文亟欲闡述說明之處。
在研究方法與史料運用上，本文採取自內而外的研究視角，先論刺繡活 動之於儒家主張「女主內」的象徵，自記載女性刺繡的文獻進行整理，分析 刺繡活動到了明代與上層婦女品德教育的密切關連性，這部分的資料主要來 自官方的正史記載、地方志與女教書，此處刺繡為時人視為上層婦女力行勞 動，實踐儒學的重要方式。其次，透過婦女的閨閣文學作品，分疏刺繡活動 如何融入婦女生活之中，並解讀閨閣女性對「刺繡」術語的應用及刺繡活動 中所隱含的文化意涵。再次，藉由文人詩集、筆記認識當代男性對女性刺繡 作品的態度與觀點。其中，不能被忽略的是文人的社交活動、對女性參與藝 術的看法乃至與女性刺繡者的關係等，並關注女性刺繡者的社會背景與生活 環境，以探索刺繡引領女性步出閨門、參與家族社交活動的種種可能性。最 後，本文還將針對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及瀋陽故宮所藏女性刺繡作品與藝 術表現進行風格分析，以具體說明女性刺繡藝術與明清社會、經濟文化之關 連，並理解晚明清初女性刺繡藝術大量進入文人與宮廷鑒藏體系之因素，以 期瞭解刺繡對女性存在閨閣與家戶空間之外的意義，並對明清才女的日常生
活與藝術表現有更進一步認識。
透過上述的方法與資料，本文章節架構如下：除首尾兩章為緒論與結論外，
第二章將以明清才女的閨閣文學作品為中心，解析刺繡作為菁英婦女於家內 的日常勞動與生活技藝，是如何貫穿女性生命歷程。第三、四章則主要是以 現藏繡品、明清文人對繡作之鑒藏以及女性將刺繡技藝理論化的書寫內容為 中心。第三章考察繡品自日用品轉變為藝術品的過程，刺繡成為明清藝術市 場競逐者爭相添購之商品的同時，也牽動著刺繡自家內跨越性別分工界線至 家外。此一現象一方面為中國藝術史乃至女性藝術拓寬了發展的道路，另一 方面則又在不同層面上為刺繡加入經濟的元素。第四章將延續前一章所提及 明清藝術市場對刺繡的關注與熱衷，探討此現象中反映之時人對繡品及女性 從事刺繡活動投射的物質與慾望想像，並默許女性以此活動作為游離在禮教 規訓與才性發展的兩端。而女性如何觀看這項專屬女性的技藝，則是本文第 五章欲論述之處。本章試舉張淑瑛、韓希孟、丁佩及沈壽等四位生活在明中 葉至清末的女性所留下的刺繡文本作為貫穿論述的中心，探究獲得社會環境 與家庭成員支持的才媛，如何經由刺繡，將女性身體、生命與藝術強烈的串 連起來，並突破性別的疆界，從中獲得個人主體性與獨特性。晚近中國局勢 的轉變，深深影響著刺繡的發展，其在政治、經濟與民族上的意義已受到矚 目，惟在性別研究中的意涵，則有待學界人士持續深耕。
本文著眼於晚明盛清時期江南地區才女對刺繡活動的記敘，文人與藝術 市場對繡品的喜愛，以及刺繡才女在明清時期養成刺繡才藝的背景等面向進 行分析，以期開展視野更寬廣的明清時期婦女之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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