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之辯

儘管明清時期的精英家庭普遍重視對女子的教養，研習經典、閱讀詩文 以及書寫作畫等教育方式，造就了知書達禮的聰慧女性，更引發社會對女子 懷才的關注與探討。婦女為何書寫？為誰書寫？博學的女性又該如何排解滿 腔的理想？這些問題深深困擾著當時代的文士與才女。

周浣月是一位能詩善書的才女，在一封寫與其姊的書信中，其透露了女 子擁有詩才的自豪與無奈：

陳眉公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吾姊嫺筆墨，工詩文，可稱絕世。以妹言 之，雖則繡虎嘉名，實非祥鸞本色。戒之！慎之！¹²⁵

詩人的聲名雖然美好，但並非婦女職責所在，在此環境下的周浣月，不得不 以「戒慎」之詞勸說其姊。

出身江蘇上元知府王者輔孫女王貞儀（1768-1797），幼年隨父出塞省視 的經歷，使她成為一位精通騎射，善於星象算術，又知醫能文，動靜皆宜的 才女，錢大昕更重其學，譽為「班昭之後一人而已」。然而，特殊成長環境 並未令貞儀擁有著詩為文的完全自由，當另一位才女為自己的詩集向她央求 一篇序時，貞儀以自謙地態度回覆了一封書信，婉拒對方的美意：

儀智淺學疏，雖喜耽翰墨，而從不輕易出以示人。不敢謂勤慎內脩也，

125 周浣月，《與姊書》，收在（清）靜寄東軒輯，《名媛尺牘》，清刻本，卷下，頁17。

亦非自以為是也。其所以甘於隱秘者，唯守內言不出之訓，以存女子 之道耳。故凡自閨中知己，而外講學就正者，無復有他。¹²⁶

貞儀堅決不將閨房之作公開示人，說明了明清時期婦女創作環境仍存在的相 當大的壓力，其他諸如出嫁絕筆、年邁毀稿乃至臨終焚詩之情事，亦時常現 於婦女文集記載當中。

如此看來，文學與繪畫的才女應當是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從事的文藝創作 與書寫事業所存在的矛盾性，而女性於此領域發揮才性應當受到讚賞或壓 抑，則是傳統中國始終爭論不休的議題，¹²⁷儘管部分學者視清代婦學為一個 才與德「對立」的狀況，¹²⁸且女性之才向來為男性有所「選擇」地認可著，

正因如此，上層女性藉由自身家學優勢，將刺繡發展為一種女性獨有的

「才」，能使男性出自內心的頌揚女子之才而不致構成對男性自身的威脅。¹²⁹ 此種「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的處境，點出明清時期女性過於突 出的文學天份仍存在著僭越禮教規範的情況，作為女性才情的展現場域，寫 作顯然逾越了「別」的界線，是以文學與女紅在女性詩詞中經常存在著依存 又對立的關係。

縱然無法得知文學創作的起因是否確實起於才女慵懶采線或病起倦 繡，但女性以刺繡作為自身從事寫作的鋪陳，顯然是一種率先向讀者自承女 性本職所在的態度，是以才女經常以自責的口吻為自己迷戀閱讀與寫作而耽 誤刺繡來消弭過份表達才情的不安。刺繡經常被上層婦女藉以證明己身不因

126 （清）王貞儀撰，《德風亭初集》卷四〈答白夫人〉，蔣氏愼脩書屋校印本，1916，頁5。

127 女性才與德的辯論，同時也是今日中國婦女史學界充滿對話性的議題，

128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2006），頁23。清代特殊的歷史 背景與學術發展，使才與德的辯論較諸明代更趨於尖銳，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這點，

129曼素恩則指出，對某些將女紅經濟價值至於首位的清代男性，菁英女性的刺繡技巧與其他 女紅相較顯得較為特殊，「那是另一種較不足取也較具爭議性的手藝」，需留待別人讚美。

詳見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頁294。

文學與繪畫活動而偏廢工作甚至得到強化婦德的效果，大量象徵性的詞彙出 現在明清閨秀詩作中，諸如繡餘、倦繡、繡罷等話語的應用，則可能被婦女 視為平衡自身才德發展的一種緩衝。事實上，舊時代的女作家並不如我們想 像中的遙遠，她們與現代女性一樣，具有可以跨越時空與話語限制的女性情 懷，並經常於寫作中摻入刺繡語言以強調女性身分，並藉以與其他不同時空 的才女進行對話。明清時期的刺繡與女才是衝突而又相互依存的兩端，男外 女內的倫理規範，設定了男性與女性應當扮演的性別角色，也排除了才女在 現世社會中涉足政事或其他家外工作的可能，良好的教育則強化女性更自覺 地意識到境遇的不可逆性。儘管書寫的能力為她們提供超越現世侷限的想 像，終不免懷傷與感慨人生的無奈。

以身體勞動驗證婦德是一種令人心服的作法，在僕人環伺的上層階級家 族中，女紅特別是刺繡乃最潔淨、富含美感且可深居於閨閣中實踐道德的方 式。男性讚揚紡織，以此作為彰顯女性特質的象徵，並據以衡量女性對家庭 的經濟貢獻與道德價值，而極富文采且不需以女紅營生的女性，則經常以此 特別是刺繡，作為其創作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並藉以消弭自身對文學的興 趣可能招致因才廢德的口舌。「繡餘」、「慵繡」或「罷繡」等詞彙所營造的 閒適生活狀況，時常出現在菁英婦女向讀者表白創作的產生背景，乃是於操 持家務後，閒暇時間所進行的活動，儘管清閒與安適是這個階層的女性特有 的身份象徵，卻仍必須不斷強調刺繡為日常活動，以證明己身對家務接續不 斷地辛勤付出，江蘇元和才女吳文媛即是一例。文媛字亞蘭，清道光同治年 間人，與這個時期政治動盪的局勢相映，文媛的遭遇亦是浮沈，吳氏曾著有

《女紅餘緒》，編錄了自己的詩作，並有徐婉卿、丁蘊琛、孫淑蘭等為伊題 詞，無奈戰火連年，致部分作品遭兵燹所毀，幸其一篇自序得存。序中提及 七歲那年，她那位性極愛蘭的祖父，曾在某日指著文媛對蘭花這樣說道：

此女亞蘭，品合蘭姿：蘭心雅素，蘭質清奇，蘭言吐氣，蘭緒凝思。

恐伊父不能擇，他日為草伍，則誰操猗蘭而悲之？¹³⁰

不忍文媛的天賦遭到埋沒，祖父代替了文媛的父親，「以方字三千，教以聲 韻」，¹³¹並以《內訓》箴規作為訓示。然祖父仍不免擔憂文媛的才情過於彰顯，

因而諄諄勸誡：

女子識字也，不過數千，不必舞墨而筆歌，焉用執經而難字；宜勤工 於繡作，莫懶惰於饋事。閑居小閣，務針線以長持；或入中庖，和鹽 梅而小試。¹³²

儘管文媛之祖在其十三歲那年與世長辭，但祖父仍給予了她一個衣食無虞的 童年歲月，然而優渥的生活卻不能使文媛感到喜悅。在自序中，文媛為讀者 敘說了她內心的憂愁與文集題名的由來：

夫珍羞之飫口也何益，錦繡之披身也何為；媛之所好者，史文詞賦，

書畫詩棋。乞刺繡之暇餘，假製衣之分貲，貨求市買古異新奇。¹³³ 其終日所意者並非錦衣與玉食，所好者正是其祖在世戒慎之處。是以，文媛 謹承祖訓，以勤做刺繡為每日首要工作，僅於刺繡閒暇，從其所好。此勤工 繡作之舉，保全了文媛對文藝書畫的喜好，並獲得親友的支持：

親亦無有不從者，日漸搆而得之。於是寓目上口，得心應手，見人物 之品題，知識方新；讀河山之圖記，覽遊已久。偶攜數種名花，繪入 小窗；或對幾竿修竹，吟成疎牖。雖曰聲名有限，人焉能知；須教韻 事無窮，我還生受。¹³⁴

130 (清)吳文媛，〈自序〉，收在《女紅餘緒》。轉引自胡文楷(Hu Wen-kan)編，《歷代婦女 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9。

131 (清)吳文媛，〈自序〉，收在《女紅餘緒》。轉引自胡文楷(Hu Wen-kan)編，《歷代婦女 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9。

132 (清)吳文媛，〈自序〉，收在《女紅餘緒》。轉引自胡文楷(Hu Wen-kan)編，《歷代婦女 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9。

133 (清)吳文媛，〈自序〉，收在《女紅餘緒》。轉引自胡文楷(Hu Wen-kan)編，《歷代婦女 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9。

文媛得居閨閫之內而知天下之大，全賴繡餘而得，以《女紅餘緒》作為題名 的詩集問世，見證了她從事藝文創作的無奈與心底的思緒。

邱心如（約1804-1874）則是與吳文媛生活在相近年代的另一位江蘇才 女。邱氏同樣出身重視儒學的官宦世家，其一生最寫意的幼年時光，是在父 親與母親的教導與陪伴下愉悅地度過：

清晝永，惠風暄，最好光陰是幼年。堂上椿萱欣具慶，室中姑嫂少猜 嫌。未知世態辛酸味，祇有天生文墨緣。喜讀父書翻古史，更從母教 嗜閑篇。大都綺閣吟香集，亦見騷壇唾錦聯。¹³⁵

久居深閨的心如，儘管針黹是日間主要的活動，但自其敘述平日喜愛閱讀的 書籍種類以及未知炎涼世態的生活看來，繡餘時刻仍可擁有偷閑弄筆的機 會。幾年後，邱心如嫁與張某為婦，進入一個沒落的家族，丈夫雖自幼修習 儒生業，卻是才疏學淺、半生潦倒，總無法與心如相唱和，¹³⁶終日操持的家 務活動，幾乎奪去了她生活上唯一的樂趣：

一自於歸多俗累，操持家務費周章。心計慮，手匆忙，婦職兢兢日恐 惶。哪有餘情拈筆墨，只落得，油鹽醬醋雜詩腸。近因阿妹隨親返，

見示新詞引興長。始向書囊翻舊作，批箋試續剔殘釭。忙中撥冗終其 卷，早已是，十九年來歲月長。¹³⁷

邱心如著手創作《筆生花》之際，猶是承歡雙親膝下的閨中女，彈詞小說是 其紅餘弄筆的消遣。¹³⁸至此，心如寫作之路即如繡線一般綿延無盡期，（未完）

朱淑真以自責為題寫出女才、女紅與文學間糾纏的情結：

134 (清)吳文媛，〈自序〉，收在《女紅餘緒》。轉引自胡文楷(Hu Wen-kan)編，《歷代婦女 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99-300。

135 (清)心如女史，《筆生花》（上）第一回，（臺北：三民，2001），頁1。

136 (清)邱心如，《筆生花》第六回，頁279。

137 (清)邱心如，《筆生花》第五回，頁278。

138 (清)邱心如，《筆生花》第一回，頁2。

女子弄文誠可罪，哪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卻有 功。

即便不需仰賴針工而維持生計的閨女，也多僅在繡餘之際從事藝文創作。事

即便不需仰賴針工而維持生計的閨女，也多僅在繡餘之際從事藝文創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