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蜜與胡椒的種植與運銷方式
早在廖內群島種植時期，甘蜜種植即與胡椒的生長互相結合，分別種在園內 的不同地塊上（Jackson，1968：9），主要的原因是合乎經濟，因為甘蜜的渣滓
（refuse）是胡椒的重要肥料；此外，甘蜜在照料並不需要多費心力，因此勞動 力可以投入胡椒的照護。（Pitt，1987：194）
甘蜜園中的必備設施是大鍋（鼎），供熬煮甘蜜之用。由於甘蜜葉的收斂性
（astringency）在採摘之後，24 小時之內會變成為褐色，而失去商業價值，所以 摘葉和加工必須同時進行；甘蜜葉摘下即刻倒入大鍋中熬煮，因此，每座甘蜜園 都設有鍋鼎和爐灶，稱為「口鼎」或萬柵（bangsal）。（Trocki，1976：141；Jackson，
1968：19；潘醒農，1993：51-52；惠特利，1989：107）熬煮甘蜜的過程中也需 要大量的柴火，因此每座甘蜜園都需保有相同面積的森林，以供應充足的木材。
另外，由於甘蜜具有異常的剝蝕地力（denuding the soil）的能力，種植 15 年必須休耕50 年之久，相應的森林柴火供給最多維持 25 年，於是華人便採取游 耕（shiting cultivation or slash and burn）的種植方式。因此，新加坡市鎮周圍早 期所開闢的種植園，約莫到了1830 年代晚期便已面臨土壤耗竭（soil exhaustion）
和木柴供給減少的問題，這也是促使甘蜜園往郊區擴展的原因之一。（Pitt，1987：
194）1850 年代甘蜜園擴展至義順地區，由下圖可知（參見圖 3-3-1），當時的甘 蜜胡椒種植園大都分布在實里達河北岸，實里達路（三巴旺路）東側，每座種植 集中在三條河川沿岸：實里達河、卡迪河（Sungei Khatib Bongsu）與新邦河（Sungei Simpang），以此河運來運銷，或是經由小徑與實里達路，將椒蜜送達義順港腳，
透過船運，行駛實里達河，繞過東海岸，進入新加坡河港埠，賣給椒蜜商人，再 分銷輸往世界各地；而種植園勞工的日常所需用品，同樣地也透過相同的路線運 輸而來。因此，義順港腳是該地區甘蜜與胡椒的集散中心。（陳鳴鸞，1987：52；
林源福，1987b：73）
圖3-3-1. 1850-1880 年義順地區甘蜜胡椒園的分布
資料來源：改繪自林孝勝、林源福編，《義順社區發展史》，〈1850-1880 年義順區的甘蜜胡椒園〉，
頁 47。
二、種植園的社會經濟背景
雖然早期島上的華人種植者是來自廖內，但隨後大多數的種植園都是經由
「賒票制度」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華人所開闢。（Jackson，1968：11）種植園勞 工的來源主要是從中國來的「新客」（sinkehs），種植園主為這些新客預付旅費，
而新客則是以在種植園工作 1 年做為回報，不過種植園中的苦力往往染有鴉片 癮，而將大部分所得花費在購買鴉片和賭博；因此，他們常常負債於種植園主，
而必須延長他們勞動的期限。（Pitt，1986：196）種植園中的苦力大多數都是屬
於私會黨的成員，他們的犯罪趨勢更由於種植園的居住條件而進一步發展：一般 而言，他們大多數是破產者，伴隨而來的是鴉片吸食和賭博禍害。此外，許多苦 力常常因為一個種植園的荒棄而被迫失業。這些條件都促使罪犯的增加，但是鄉 村地區又缺乏警察的保護與控管，往往成為犯罪孳生的地方。（Low，1955：29）
其中一些償清雇主預付旅費的苦力們，恢復自由之身以後，多會與位居新加 能。（Trocki，1976：143）
這些市鎮上的商店店主與商人比起種植者而言，具有額外的優勢：可以早先
輸出甘蜜，並從爪哇輸往上述國家。大約同時間，中國發現甘蜜可做為製革的原 料，並於1810 年開始向本地購買（Low，1955：9-10；Chia，1977：6-7），開啟 甘蜜的另一項用途。1827 年是甘蜜胡椒業發展的重要轉折，該年荷蘭對巴達維 亞的進口甘蜜課以重稅，導致甘蜜價格下跌，也使得新加坡島上相當多的甘蜜園 趨於荒廢，甘蜜價格從1826 年的每擔 6 西班牙元，滑落至 1827 年的 2 元，到了 1835 年才僅有 1.20 元。（Chia，1977：7）。
甘蜜市場的低迷，直到 1836 年由於英國發現甘蜜的新用途，而有了戲劇性 的轉變。甘蜜一方面被用來鞣製皮革，也廣泛地使用在歐洲的紡織工業上，做為 棉花、羊毛、絲的染料，另一方面醫界也宣稱甘蜜的收縮性高，是項重要的收斂 劑（astringent），可用於止瀉。除此之外，英國也於 1835 年取消了進口甘蜜的稅 額，促進甘蜜產量與價格的提升。（Low，1955：10-11；Chia，1977：7-8）隨著 稅務的大減，甘蜜的種植也逐漸擴展，並開始與西方世界建立起生機勃勃的甘蜜 貿易。1827 年新加坡約生產了 8,000 擔（pikuls）的甘蜜，到了 1836 年則已經成 長至22,000 擔。（Trocki，1976：140；Pitt，1987：193；Jackson，1968：9）
表3-3-1. 1836 年新加坡甘蜜的進出口數量
資料來源：Carl A. Trocki, 1976, The Origin of the Kangchu System 1740-1860.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MBRAS), Vol.XLIX, partⅡ, P. 140 說 明：1 擔=1.33 磅，1 磅則約等於 60 公斤。
由上表可以得知，新加坡本地的甘蜜生產多於進口數量，顯是新加坡早已取 代廖內群島，成為甘蜜的交易中心。殖民母國－英國也在這個時期成為新加坡第 二大的甘蜜出口國家。（參見表3-3-1、圖 3-3-2）
圖3-3-2. 甘蜜胡椒運銷示意圖(以 1836 年為例)
此外，甘蜜成為新加坡本地經濟中最重要的組成也反映在從業人口的數字 上。1855 年，新加坡自由西報（Singapore Free Press）刊出島上甘蜜和胡椒種植 園及其所雇用的苦力的清單，該年島上約有543 處椒蜜園，種植人數達 4887 人，
其中曾厝港及其北邊的Nam To Kang 兩地共有 13 處種植園，共計雇用了約 170 多名苦力。（Pitt，1987：197）（參見表 3-3-2）
隨著世界市場，尤其是英國，對於甘蜜需求的增加，新加坡島上的甘蜜種植 園面積也不斷地擴大，並從市鎮地區向島上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區擴展。1836 年 的總生產量是22,000 擔，1839 年約產 48,000 擔，1848 年增加到 80,000 擔，胡 椒的產量也達 30,923 擔之多。這兩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園佔了新加坡總耕地面積 的四分之三以上，同時也佔全島農業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三。（Jackson，1968：8）
到了1841 年，甘蜜和胡椒的種植呈現扇狀分佈，西至蔡厝港（Sungei Berih）和
登雅（Tengah），北至實里達、榜鵝和萬禮，東至淡濱尼（Tampenis）。實際上，
－茜草色素；1856 年威廉‧亨利‧柏金（William Henry Perkin）發現一種色彩鮮 豔，而且不會褪色的染料，稱為「mauve」，這種染料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從煤焦
五、甘蜜胡椒業的衰微 Lands Ordinance of 1866），嚴格規定若非領有政府許可者，無法獲得任何土地。
並進一步公布，不再授予島上的森林地做為甘蜜種植業之用，而這也等於宣告新 加坡甘蜜和胡椒游耕農業的終止。（Pitt，1987：197）
表3-3-3. 新加坡甘蜜胡椒園種植面積（英畝）
年份 甘蜜 胡椒 1849 24,220 2,614 1860 6,000~7,000 1890 11,000 1891 6,100 1904 4,346 1,621 1912 600 1913 50 25 1918 150 25
資料來源：Chia Hock Chuan, 1977, Gambier and pepper industry in Singapore and Johore
（1819-1917）: a stud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P.15
除此之外，由於島上私會黨的暴亂，屢屢波及郊區的種植園，也是促使椒蜜 業衰微的原因之一，不僅衝擊市鎮地區的安危，也使得郊區農業土地遭到夷毀。
1860 年代以後英國發明合成染料，更是逐漸取代甘蜜最為天然染料的重要性。
肆、小結
1835 年以前，因應馬來群島、中國、與歐洲對於檳榔嚼塊、製革劑與香料 之需求，新加坡島上遂有甘蜜與胡椒種植園的出現，集中在新加坡市鎮周圍，殖 民政府並未加以管束。1835 年，英國廢除對於甘蜜的高額關稅，加上紡織工業 發展亟需染料，於是開始重視島上甘蜜園的發展，派員測量土地，並發給地契；
又加上市鎮附近的甘蜜園地力已多耗盡，於是種植園不斷地向外擴張，義順地區 遂於19 世紀中葉開荒僻園。1844 年，殖民政府公告凡土地購買者，必須買所有 權狀並且繳交租金，引起園主的反彈；此外，由於新加坡面積狹小，採行游耕法 的甘蜜園此時已面臨土地缺乏與燃料不足的問題；再加上，島上發生私會黨暴 亂，波及郊區種植園，以上原因遂造成甘蜜胡椒種植業移往柔佛海峽對岸的柔佛 發展。
圖3-3-3. 19 世紀義順地區土地利用轉變示意圖
第四節 19 世紀末至戰前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特色
1870 年代開始，新加坡的甘蜜業逐漸走向沒落之路。1880 年以後，義順地 區的甘蜜園也多已荒蕪，取而代之的是黃梨園與橡膠園的興起，義順地區的發展 進入另一個時期。（林源福，1987a：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