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取得新加坡主要基於兩個目的，一是將新加坡視為保護英國東印度公司 與中國、印度貿易的軍事基地（outpost）；二則是做為英國在東南亞地區進行自 由貿易的總部。（Lee，1978：11）因此，新加坡島上經濟活動的開展係以商業貿 易為主軸。造就新加坡日後的商業繁榮，可歸因於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地理位置 的優勢，二是免除關稅的自由港政策。
一、自然優勢－地理位置
就地理位置而言，新加坡與生俱來的資源－控制印度洋與南中國海之間的門 戶、馬來亞地區區域性和國際性交通航線的匯集點、天然良港得以最低成本提供 充足的港口便利性，為日後的發展提供了三個必然的可能性：停靠港（port of call）、馬來亞地區的貿易港、對中國貿易的貨物集散地。1870 年代之前新加坡 僅是馬來亞地區的轉口港－輸出多樣化的熱帶產品，進口英國的棉花製品與鴉 片。（Huff 著，牛磊等譯，2001：4）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新加坡做為英國和歐 洲對東方－尤其是中國－的轉口貿易站，地位日益重要。由於中英貿易漸趨頻 繁，新加坡位居中英航線的要衝，不只確保了英國商船航行的安全，同時也將東 南亞鄰近各地的熱帶產品轉運至中國，填補了中英貿易的逆差。（李恩涵，2003：
267）
此外，1869 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為輪船（steamships）開啟東方貿易的商 機，同時世界市場對於馬來亞地區的初級產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由於輪船必須
沿著海岸行使以補充煤炭，因此，在馬來亞地區，輪船大多是經由馬六甲海峽而 口稅（import and export duties）、船舶噸稅（tonnage）、港口稅（port dues）與碼 頭費（wharfage）、停泊稅（anchorage），亦不需要繳納船隻結關費用（port clearance fees）和印花稅（stamp duties）。（Wong，1960：196）
1822 年 11 月，萊佛士發布一則公告，除了鴉片、酒和豬肉之外－這些是稅 景。我對此毫無懷疑。」（Turnbull，1972：189）
新加坡的經濟命脈緊繫於熱絡的貿易活動，而在萊佛士的宣告之下，自由港
有起色，維持穩定的成長率，甚至超過新加坡的表現。1860 年代，新加坡的貿 易看似已達到極限，但是隨著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又再度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帶 往另一個高峰，1869-70 年的總貿易額上升至 70,789,586 元，較前 1 年成長近 20
％。（Wong，1960：159-160、194）
三、自由港政策的缺失－政府稅收不足
儘管貿易額持續成長，新加坡日益繁榮，但是這些利益都僅有利於私營商人
（private merchants），就殖民政府而言，自由港政策的實行並無法直接有效地增 加政府稅收，為了成就貿易港的興盛，政府只得放棄誘人的大量關稅，改以降低 行政成本，或是間接地從榮景的增長及相伴而來的人口擴張中，藉由徵收消費稅
（excise revenue）、執照稅和財產稅（licences and property taxes）中獲取利益，
維持運作。在印度執政的40 多年間，新加坡的稅收一直難以支付行政成本，慘 澹經營，稅收赤字則以印度本土的一般稅收彌補之。（Turnbull，1972：140、
188-189）
在這段期間內，殖民地政府一直推想任何稅收來源，亟欲從貿易成長中獲得 實質利益，同時商人社群也不斷地捍衛自由港的定位，認為雖然本地具有地理優 勢，但是一但失去自由港的條件，則新加坡將因其他競爭港口的出現而喪失商業 榮景，於是一再反對政府課徵任何形式的貿易稅。直到1852 年以後，殖民政府 才從貿易中獲得些許利益，得以對橫帆裝置的船舶（square-rigged shipping）徵 收船舶舶噸稅以維護新加坡海峽的航行燈（navigation lights），並於 1863 年課徵 印花稅，以維持收支平衡。（Wong，1960：176、196）
自始至終，在內外壓力－內部商人社群的反對與外部各方自由港的競爭－迫 使下，殖民地政府仍舊維持著新加坡的自由港之身，但是在缺少關稅，稅收不足 且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只得另尋其他方式增加稅收。其中，藉由向港口貿易帶來 的大量移民徵收國內消費稅（excise）是主要的稅收來源之一，殖民地當局採用 以本地領導人（local rulers）為主的餉碼制度（Farm System），將鴉片、酒、賭 博等承包權利公開投標，出價高者獲得承包權。這項制度不僅能為殖民政府確保 稅收來源，而且不需花費絲毫行政成本。而新加坡因為貿易而聚集了大量華人人 口，更是有利於消費稅收的徵課。（Wong，196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