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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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問題緣起與文獻探討. 壹、問題緣起 15 世紀以後，歐洲歷經了地理大發現，從此開啟歐洲國家大規模的海外殖民歷史。隨著時序走進 16 世紀，殖民風潮延伸至亞洲，首先進入東南亞地區的歐洲強權是葡萄牙，緊接著是西班牙與荷蘭。17 世紀，英國也加入這場東南亞殖民地的競逐賽局中，但其勢力一直不敵於荷蘭，直至 18、19 世紀，英人先後佔領檳榔嶼和新加坡之後，逐漸扭轉局勢。 1819 年 1 月 30 日，英國東印度公司代表萊佛士爵士（Sr. Stamford Raffles）與當時管理新加坡的馬來首領天猛公（Temenggong）簽訂初步協定，從此，新加坡成為英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貿易據點，正式走入現代史的軌跡中。1824 年，英國正式取得新加坡的統治權，在這場歐洲列強殖民地爭奪戰中，獲得地理位置優越的新加坡，藉此控制東西往來必經的馬六甲海峽，並以之做為前進馬來半島的前哨站，也逐步帶領著新加坡走入現代世界經濟的洪流之中。新加坡開埠之後，轉口貿易依舊發達，除此，熱帶栽培業亦大有所獲，在短短的 25 年間，甘蜜園與胡椒園在全島各地迅速擴展，直至 19 與 20 世紀之交，橡膠園與黃梨園的栽植取而代之。筆者在 2006 年和 2007 年暑假造訪新加坡所留下的深刻印象是：商業大廈矗立於新加坡河兩岸，殖民風格建築散落各處，記錄華人移民血淚的傳統街屋則展現著獨特的南洋風情，走到東海岸，眼望所見，海上滿是商船輪舶，可見新加坡港口機能甚是發達。離開行政商業區，往西、北邊走去，景象則略顯不同，到處多是高樓組屋社區，傳統的「甘榜」近乎消失，惟聞烏敏島上僅存的鄉村氣息。回顧自英國殖民以來的百多年歷史，新加坡的發展無法置外於大尺度的世界經濟結構；戰前，新加坡河兩岸是轉口貿易的匯集區，島上西部和北部地區也尚有廣大面積的種植園；戰後，尤其是獨立之後，迄今 40 多年，東南部港區仍舊是重要商埠，而過去滿布甘蜜和胡椒、黃梨、橡膠種植園和自給式農業的農村鄉間景觀，現在則已經轉變為新式組屋林立的新鎮社區和工業廠房。究竟，戰前和. 1.

(2) 戰後外部的經濟結構的轉變，是如何影響著新加坡島上經濟發展的變遷？依次地，國家的政策又是如何形塑鄉村地區的土地利用，成就今日的「城市」國家？. 貳、文獻探討為了解答上述疑問，本文擬從地理學中，人地傳統發展下的政治生態學途徑著手，將新加坡及新加坡義順地區置於更大的經濟與政治脈絡中，尋究人地互動的過程及其轉變。. 一、人地關係的發展脈絡（一）環境決定論與可能論地理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主要差別不在於研究客體有異，而是在於研究及回答問題時所持的觀點有別。地理學中所謂的人地、區域及空間等三大傳統代表了地理學家研究及回答問題時所持的觀點。其中，人地傳統最早吸引地理學者的注意，並發展出環境決定論做為組織人地關係的依據。（施添福，1980：204）環境決定論的主旨是自然環境決定一切人類的活動，（施添福，1979：571）並強調人類的分布、活動及其文化、社會的特徵皆深受自然環境的控制和影響。德國地理學家雷次兒（F. Ratzel）的思想最具環境決定論的特色，其思想經由戴維斯（W.M. Davis）和沈普兒（E.C Semple）的提倡而在美國盛極一時。（施添福，1980：211-212）正當環境決定論大行其道時，其以環境為因，人類活動為果的單向因果觀念，逐漸受到質疑。維達爾‧白蘭士（Vidal de la Blache）是最早對環境決定論持懷疑觀點者，他認為，「自然為人類的居住規定了界限，並提供了可能性，但是人類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其自己之傳統生活方式而有差異。」（陳國川，1995：169）費夫爾（L. Fucien）承繼此觀點，並指出「無處是必然，到處是可能；人是諸種可能的主宰，且決定其使用」，稱之為可能論。（施添福，1980： 216）在人地關係的研究上，不論是自然環境限制人類活動的環境決定論，亦是自然環境對人類活動提供非均等的機會與限制的可能論，地理學家致力於解開「人類」與「環境」之間複雜的關係，但又苦無具體的模式與可行的方法來解決問題。採用生態概念的人文生態學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下應運而生。（林佳慧，2002：1）. 2.

(3) （二）人文生態學在生態理論的架構中，地理學家一方面視人類為帶有文化的生物，進而研究人類與其生活環境之間的機能關係，此類研究稱為「文化生態」；另一方面，地理學者將人類當成生物，人類社會當成生物的集合體，進而研究各種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其無機生育環境之間在物質上的依存關係，稱之為「人類生態」。（施添福，1980：229）文化生態學多研究人類如何適應環境、以及環境、技術與人（組織）在適應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並探討這些互動關係如何反映在小農決策和土地利用的型態上。人類生態學則是強調生態系結構與機能之分析、能量和物質的交換過程，以及生態系在何種條件下可以達到並維持均衡。（林佳慧，2002：5）無論文化生態或人類生態，皆屬於廣義的「人文生態學」的研究範疇。人文生態學的研究大多應用於小尺度的傳統或農業生態系統中，（葉爾建， 2004：4）其主題也幾乎聚焦於未開發的鄉村地區，往往忽略第一世界的脈絡與都市地方（urban localities）的探究。然而，政治創造並且限制了那些為求生計而涉入社會和生態衝突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如果未能深究資源政治（resource politics），文化生態學者難以解釋他們所觀察的結果，其限制在於缺乏對於更大政治與經濟趨勢的處理。（Paul Robbins，2004：36）在回顧了人地關係的相關文獻之後，Deutsch 曾悲嘆：「鮮少直接提及政治歷程和制度，也很少對其詳盡地分析。然而，政治的本質……蘊含在大多數的生態社會問題之中」。自 1980 年代開始，環境與政治力的動態互動關係才開始獲得學者們的關注。（Raymond，1992：13）政治生態學順勢而生。. （三）政治生態學的發展 1、政治生態學的發軔政治生態學是個研究途徑，並非具一致性的理論，而是自然和社會之間複雜的新陳代謝。1970 年代，政治生態學在一個多樣化知識脈絡下浮現─為新聞工作者 Alex Cockburn、人類學者 Eric Wolf 以及環境科學家 Graheme Beakhurst 所運用。隨著 1960 年代晚期和 1970 年代早期環境論浪潮而來，對於環境的關注成為了政治議題。在學術上，政治生態學可追溯自人文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以及 3.

(4) 1940 年代、1950 年代，地理學與人類學之間的關連。（Watts，2000：590） Piers Blaikie 於 1985 年作之《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以及 Harold Brookfield 和 Piers Blaikie 所合著之《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這兩本地理學專著為日後政治生態學的成形提供了知識的與理論的基石。在《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一書中，Blaikie 將三種理論方法予以系統化整合：（1）地理學中的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根源於對人類行為之生態系統（ecosystems）的研究方法；（2）生態人類學（ecological anthropology），建立在控制學（cybernetics）、生存系統適應性（the adaptive qualities of living systems）的基礎之上；（3）受馬克思主義所啟發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尤其是 1970 年代的小農研究（peasant studies）。Blaikie 反對過去以環境限制、管理不善（mismanagement）、人口過剩和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等因素來解釋土壤侵蝕的殖民地模式（colonial model of soil erosion），轉而從資源管理者（resource manager）的角度出發，尤其是家戶（households），透過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和併入（incorporation）等概念進行分析，主張由於家戶盈餘受到剝削，因而促使他們被迫榨取自然環境的「盈餘」，進而導致土地衰退。（Watts，2000：591）「政治生態學」一詞最早出現於 Piers Blaikie 和 Harold Brookfield 於 1987 年所合著的《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書中對於「政治生態學」的定義是：「結合生態學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關注」，並強調「社會和土地利用之間不斷的轉變、社會中階級與團體之間的辯證」。其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係關注在地方和全球尺度的社會中，正在進行中的各種變動對於人們及其生產性活動的影響。（Blaikie＆Brookfield，1987：17、21）政治生態學的研究方法企圖理解「不同地理尺度和社會經濟團體階層的貢獻及其相互作用的影響」，並探究「時間脈絡底下，社會與環境變遷之間的矛盾」。（Blaikie＆Brookfield，1987：17）政治生態學的敘述和研究皆共享一個假設前提：環境變遷和生態環境是政治過程的產物。（Robbins，2004：11）政治生態學最初大多著重於鄉村的、農業的和第三世界的經驗研究，直至 1990 年代後，研究的內容逐漸擴展，理論的視野也加深了原本對於資源管理的動態（dynamics of resurce management）之關注，並且分衍出更多複雜的領域，包括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行動者網絡理 4.

(5) 論（actor-network theory）、性別理論（gender theory）、論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以及再度復甦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Watts，2000：590-591）. 2、政治生態學的研究焦點政治生態學的研究焦點主要有以下三項：（Watts，2000：591-592）（1）著重相互作用的、對立的和辯證的關係（interactive, contradictory and dialectal）：主張社會和以土地為本的資源（land-based resources）是互為因果的。一如 Blaikie 和 Brookfield 的研究發現，貧窮再加上粗劣的管理，可能導致環境衰退，而環境衰退又會進而加深貧窮。除此，亦著重探討「土地管理者」（ land managers），在歷史、政治和經濟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思考他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2）透過解釋鏈（chains of explanation）來理解區域或空間衰退的原因：藉此連結環境結構中的在地決策者（local decision-makers）與空間變異（spatial variations）。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傾向於揭露贏者與輸家、隱藏的成本，以及生產出社會和環境結果的不同的權力。為此，該領域發展出一套解釋的模式，用以評估在不同尺度之中，各種變數的影響，主張地方的選擇是受到區域的影響，依次地，又受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指引。（Paul Robbins，2004：11）（參見圖 1-1）（3）主張土地管理者為「外部結構」（external structures）所形塑：就 Blaikie 而言，這「外部結構」所指的是國家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tate）以及核心－邊陲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 3、政治生態學的一般要素 Basset 認為，透過政治生態學途徑，研究者得以檢視資源利用的地方型態（local patterns of resource use）和更大尺度的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換句話說，政治生態學聚焦於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三者之間的連結。因此，Bassett 也提出政治生態學的一般要素，即：（Basset，1988：454）（1）不同調查尺度底下，人地關係的脈絡分析；（2）歷史的方法，強調在併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當地資源管理系統的轉變；（3）著重國家對於鄉村經濟中土地利用型態的干預所造成的影響； 5.

(6) （4）地方層級的決策單位，對於改變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社會關係的不同回應；（5）對於區域變化的敏感性。. 圖 1-1. 政治生態學的解釋鏈資料來源：Paul Robbins, 2004, Political Ecology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74.. 二、國外的政治生態學相關研究 Bassett（1988）採用政治生態學的方法，探究象牙海岸北部地區農牧業生態、農牧民與國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強調土地利用的政治和農業系統的人文生態。過去對於象牙海岸北部地區農牧民土地利用衝突的研究，人文生態學者通常以土地利用競爭來解釋農牧民的緊張關係，但是 Bassett 認為這並不能有效解釋為何且如何是某些團體獲取了土地，而其他人卻失去他們的權利？Bassett 將農牧民的衝突置於國家政治經濟脈絡中檢視之，其研究發現，事實上導致農牧民衝突的根本原因有二：（1）由於「過度的挪用盈餘」（excessive “surplus” appropriation），政府一方面鼓勵農民種植輸出性作物，另一方面又加重課稅，並將稅收轉投資於農工業的擴展，造成農民的赤貧化。（2）國家提出促進牧民飼養牲畜的相關政策，鼓勵牧 6.

(7) 民移入定居，以減少本國對於國外進口牛肉的依賴。 Chapman（1989）一文則是檢視政治生態因素在衰退中的 Amazonian 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而言，影響區域公有資源利用決策（decision-making in common-property resource-ues）的重要因素有二：（1）公有資源和私人資源利用，兩者之間的緊密關係：在許多第三世界的鄉村社會中，公有資源常被特權權利者私有化，以做為商業利用。（2）傳統社會的適應，緩和了公有資源的過度使用：這些適應包括共有的管控機制，例如習慣上土地和海洋的佔有權、使用權和禁忌。這些資源利用的社區管控的轉變、私人和公有資源關係的變化，深深地影響著當前 Amazonian 的漁業衰退；而這些改變係受到政治意識型態的影響，決定了社會中特定團體的資源利用決策。 Chapman 的研究發現，Amazonian 漁業耗竭、公私有資源關係的改變，根源於一個發展的意識型態（a development ideology），即貶低環境和社會利害關係，包括：（1）偏愛大規模發展，促使窮人邊緣化，大量鄉村的失業人口湧入都市地區；（2）土地分配不平等，造成環境退化和貧窮問題；（3）破壞當地社區原有對於漁業資源利用的控制；（4）妨礙有效率政府漁業管理計畫的發展。 Zimmerer（1991）透過結構化（structuration）、地方政治和生產生態（production ecology）的概念，整合區域政治生態學，檢視鑲嵌於 Colquepata 地區濕地農業之中的生態和社會關係。Zimmerer 的研究發現，Colquepata 地區的山區沼澤，約在 20 年前被轉變成田地，這是回應生產和需求刺激的結果；環境條件、區域社會和經濟結構、政府政策，則形塑了這些刺激的時空體現。 Grossman（1993）根據「政治生態學」的觀點，強調在地方、區域和全球尺度下，藉由分析資源利用和政治經濟力的夥伴關係，來理解人地關係，並探究資源利用的型態，是如何被國家政策、市場的滲透、盈餘榨取、累積和變異的型態所影響。在聖文森和東加勒比地區，隨著外銷香蕉種植的擴展，地方糧食生產正在降低，糧食進口也逐漸增加中。一般認為，這是由於輸出性農業破壞了當地糧食生. 7.

(8) 產的基礎，導致糧食供給不足，因而需要增加糧食進口。但是經由 Grossman 的研究發現，「對於土地的不平等控制，影響了輸出性作物和當地糧食生產之間的關係，並反映政治經濟和環境變數的作用」。當地糧食作物和香蕉，兩者截然不同的政治經濟脈絡－小農獨立產銷與國家、外資協助管控－才是形塑土地利用型態的重要原因，行銷政策、政府干預、農民勞動過程中的資本，尤其使得香蕉生產占盡優勢。 Erick Swyngedouw（2003）透過對於西班牙 19、20 世紀之交「水政治」（water politics）的探討，企圖以文獻證明西班牙的現代化過程本質上是一項地理的計劃（a geographical project），係以水利和農業為核心之空間－自然的生產過程，並牽涉傳統精英與現代化精英之政治－經濟權力關係的角力。 19 世紀末「獨立戰爭」之後，西班牙喪失各處海外殖民地，殖民帝國趨於解體，國內亦面臨經濟危機與社會緊張的情勢，陷入瓦解之際。此時，一群現代化精英趁勢興起，主張改革主義（refenerationism），力圖「重製」（remaking）西班牙的自然資源基礎，藉由水的重新分配和水利工程的興建，以「自然化」的流域（a water basin）之劃定，發展灌溉農業來振興經濟，並挑戰現存傳統政治權力統治下的政治行政分區。然而，大型水利工程的興建必須仰賴政府資金的挹注，但是傳統勢力卻仍舊是政府的掌控者，阻礙了經濟現代化的各項嘗試。在這新舊勢力對抗的矛盾之中，促成了法西斯政權的崛起；諷刺的是，西班牙現代化的關鍵－水利工程與新「水景」（waterscape）的生產係由此集權獨裁政府所實踐。. 三、國內的政治生態學相關研究盧鏡臣（1998）透過政治生態學的方法，探究國家和地方政治力量的運作，如何破壞臺灣偏遠離島澎湖縣的海岸地景。作者認為，雖然澎湖海岸本身即具敏感特性，但是人為活動及其對環境的改造，才是造成當地海岸地景破壞的關鍵因素。無論是澎湖地方社會或是臺灣國家發展政策，都藉由對於海岸地景的破壞，以滿足各自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需要，例如：建設漁港、興建海堤、核可與管理抽沙等；相較之下，海岸保育力量薄弱，無以抗衡之。林政民（2004）以政治生態學的方法為主軸，析論臺灣東部和平溪口地區傳統的封閉社會，在被併入較大規模的政治經濟體系時，國家、資本、人群與環境. 8.

(9) 彼此的交互作用，及其體現於聚落與土地利用的具體結果。清代太魯閣群進入和平溪口地區，建立聚落，以游耕活動維生；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透過開鑿蘇澳花蓮港道、集團移住、定耕農業等政策的實行，改變居民原本的土地利用方式。戰後，澳花村受到外部經濟力量的影響，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系統轉為種植現金作物；和平村則在國家力量的主導下，由農業村落轉變成工業區。在此人地關係的轉變過程中，居民也逐漸失去了對其自身與環境的自主性，即被「邊緣化」。綜合上述國內外的文獻回顧，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大致具有下列特色：（1）探究一地是如何被納入國家發展或世界經濟的潮流中；（2）討論該地在受到外部政經結構的影響下，土地管理者或特定團體對於土地利用或地理景觀造成哪些改變；（3）注重歷史脈絡的發展。（4）弱勢人群、產業或地方在被併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中，逐漸趨於「邊緣化」。. 9.

(10) 第二節. 研究概念與研究觀點. 壹、研究概念政治生態學關注一個地區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政治－經濟力量、人群與地理景觀之間的交互作用。1987 年，Piers Blaikie 和 Harold Brookfield 透過經濟學、生態學和政治－經濟觀點中「邊際」（margin）概念的結合，以解釋外部力量如何促使尼泊爾的土地管理者「邊緣化」，從而在經濟上與生態上改變當地的土地利用，並導致土地的持續惡化，也進一步加深經濟的貧窮。以下就政治生態學所運用到的相關概念做簡單的介紹：. 一、邊際與邊緣性（margin and marginality）（一）經濟的邊際概念（The economic concept of the margin）經濟學中所謂「處於邊際」（margin）的意思，是指處於生產出或消費掉的最後一個單位產品的那一點。（David W. Pearce 編，簡貞玉等譯，2005：494）當需求有更進一步的增加時，則必須投入新的和較差的土地，而這投入使用的最後的土地將不再回報生產成本：這就是邊際（margin）。（Blaikie & Brookfield，1987： 20）. （二）生態的邊際概念（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margin）就一種植物而言，或植物群落例如森林而言，土地的邊際單位（the marginal unit of land）係指當地的自然條件將只能允許該項植物存活。而植物群落的邊際環境（marginal environment）則是指，在一個地區或地帶內，對於該植物群落具有致命的壓力。（Blaikie & Brookfield，1987：20）. （三）政治－經濟的邊際性概念（The political-economic concept of the marginality）政治－經濟觀點中，「邊際性」（marginality）的概念源於拉丁美洲的研究中，用以描述生產活動變化的過程：「資金、原材料、豐富的糧食和勞動勞力的流動方向，是從落後地方而來，促使成長極、成長焦點迅速發展，卻迫使這些供應地. 10.

(11) 區處於發展停滯或不發達的狀態」。「邊緣人口」（marginal population）則是用以指涉整個階級的人群被排除在工作、服務、決策參與機會和安全住宅之外。（Blaikie & Brookfield，1987：21）. （四）邊際概念的整合綜合上述，邊緣性（marginality）隱含三個面向的意義，分別是經濟的（EN）、生態的（EC）、政治經濟的（PE）。Piers Blaikie 和 Harold Brookfield 針對尼泊爾土地惡化與環境變遷的研究中，將三者概念予以結合：土地管理者（land managers）由於稅收的施加、強迫勞動和其他盈餘榨取（surplus extraction）的關係，而被邊緣化（marginalized），這是屬於政治經濟的層面（PE）。受到這些影響，土地管理者的回應將反映在其對於土地利用、土地生產力維持的投資決策上，可能的結果有兩種：（1）面對困境，土地管理者可能因而激發出提高生產力或防護未來生產力的創新。（2）遭遇更極端的邊緣化，土地管理者必須重新適應環境，就勞動力的喪失（戰爭、徵兵或移民）而言，不僅導致土地利用的變化，而且也無法維持對於土壤和水源保育的長時間投資（如：修補梯田、清理灌溉和排水管道）。於是，土地在經濟上漸趨邊緣的（marginal）（EN），並致使環境負載力衰退、農業生態體系趨於邊緣（marginality）（EC）。伴隨著以上的變遷，空間也逐漸邊緣化（spatial marginalization）（PE）：佔優勢的階級可以掌控並使用肥沃的土地，並迫使其他弱勢階級開發更邊際的土地（marginal land）（EN）。後者嘗試以不足的資源來謀生卻往往導致土地衰退。此外，邊際土地（marginal land）（EC）具有高敏感度，而且恢復能力較低，這將永久地損害土地的負載力。（Blaikie & Brookfield，1987：21-23）總結上述，Piers Blaikie 和 Harold Brookfield 是透過生產和交換之盈餘榨取（surplus extraction）的社會關係來解釋土壤衰退和環境變遷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盈餘從耕種者身上被提取，接著耕種者被迫從環境中榨取「盈餘」（土壤儲存的肥沃度、森林資源、長期發育和生產力豐饒的牧場等等），而這過程卻導致土地漸趨惡化。（Blaikie，1985：124）（參見圖 1-2）. 11.

(12) 圖 1-2. 邊緣化示意圖（以尼泊爾土壤惡化為例）. 二、邊緣化、併入（融入）與無產階級化（marginalization、incorporation and proletarianization）在發展遲緩國家的小農脈絡下，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意指小農失去掌控其生活能力（包括：生活和獲得生計的地方、生產的作物或牲畜、工作辛苦的程度和工作的時間）的過程，並被迫為控制生產工具的人提供給薪勞動，這些結果都是因為他們被併入（incorporation）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發生。（Piers Blaikie， 1985：125）合併意味著將這個地帶「攫取」進世界經濟圈內，以使其完全不能再逃脫這樣的方式進行。合併的過程也會導致一種相對大規模的決策單位的建立，並根據其自身利益來回應世界市場變化的需求。（華勒斯坦著，郭方等譯， 1998：207、232）無產階級（proletariat）係指藉由出賣勞動力給資本家以換取工資的無產勞動者階級。其受雇的條件是剝削性的，違背自身的利益來創造價值，以增加資產階級的財富。而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則是指中介群體或中介階級（intermediate groups） 1 由於壟斷化與資本化的必然趨勢，從而下降到工資勞動. 1. 、係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處於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並不屬於這兩個階級中的任何一個。（David Jary & Julia Jary 著，周業謙等譯，2005：348） 12.

(13) 者層次之過程。（David Jary & Julia Jary著，周業謙等譯，2005：539-540）. 三、世界經濟體系世界經濟體系，最初起源於 16 世紀的歐洲。依華勒斯坦所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以世界範圍的勞動分工為基礎而建立的，在這種分工中，世界經濟體的不同區域（核心區、半邊陲區、邊陲區）被派定承擔特定的經濟角色，發展出不同的階級結構，因而使用不同的勞動控制方式，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中獲利也就不平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從來不是靜止的，而是處在不停的變動之中，其邊界範圍由小到大，並逐漸擴及全球。（高峰，2004：47-48）在擴張的過程中，世界經濟體系和未進入該體系的國家或地區之間存在著一種「融入」和「邊緣化」的關係。這是一個過程的兩個面向：「融入」是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國家或地區不斷進入該體系的過程；「邊緣化」則是該體系不斷包容新的國家和地區的過程。「融入」是「邊緣化」的第一步，隨著「邊緣化」過程的深入，被邊緣化的國家和地區不斷地加入整個世界經濟的「商品鏈」之中。（高峰，2004：49）. 貳、研究觀點透過以上文獻回顧與概念的探討，可以發現，政治生態學大多著重探究第三世界，當這些國家或地區被併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國家和資本家的權力進而深入鄉村地區，因應國際市場需求，發展相關的有利事業，迫使小農趨於「邊緣化」，無法決定自己的生計來源。就整個世界經濟體系而言，第三世界國家是邊緣，第一世界國家是核心；就第三世界而言，政府與資本家是核心，小農是邊緣。誰是「核心」？誰被「邊緣化」？無論是地表景觀或是社會關係，實由外部的政治與經濟力量所決定。據此，本文擬以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途徑，探討外部經濟條件、國家、人群如何形塑新加坡不同時期的土地利用，深究農業活動如何衰退，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全面工業化和商業化的國家。. 13.

(14)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目的綜上所述，本文欲透過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途徑，將新加坡的歷史置於世界經濟的脈絡下，檢視政治－經濟力量如何造就戰前及戰後新加坡的發展面貌與土地利用狀況，並著重探討過去的種植園，亦即舊有的鄉村景觀，如何蛻變成為「城市」國家的郊區。據此，本文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一、討論戰前新加坡經濟發展狀況與義順地區土地利用的特色。二、探究戰後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轉變與義順地區土地利用的變遷。三、析論新加坡經濟發展與義順地區土地利用轉變的原因。. 貳、研究架構政治生態學討論的主題相當複雜，但是重點在於將一地的發展置於較大尺度的世界經濟結構中予以檢視，分析該地人群的社會關係及土地利用如何受到外部力量的作用而改變。據此，本研究擬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放入全球經濟脈絡下，探究在這背景底下，政府政策有何改變？並進而影響義順地區土地利用的轉變。. 圖 1-3. 研究架構圖. 14.

(15)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區選定. 壹、研究方法本文具體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研究分期本研究將新加坡的歷史發展劃分成戰前與戰後兩個時期。戰前係從 1819 年英國勢力進入新加坡開始，至 1945 年二次戰後；戰後時期則是指 1945 年迄今。. 二、研究步驟（一）資料的蒐集和整理（1）文獻史料：包括相關的政府法令規律、歷史文獻與研究論文等。（2）統計資料：政府統計文書、前人研究的統計數據等。. （二）不同時代的地圖繪製透過各時代的地圖比對，以瞭解不同時期地理景觀和土地利用的變遷。. 貳、研究區選定本文亟欲瞭解過去新加坡河兩岸、港區之外的鄉村地區，即今日的郊區，受到世界經濟情勢，即世界市場的需求，以及新加坡國家發展方向的轉變，對該地區土地利用造成的影響與變遷。因此，本文乃擇定新加坡北部區域的義順地區做為研究區，探究該地戰前、戰後區地理景觀的改變及其原因。本文所指涉的義順地區，係以戰後新加坡北部區域轄下之義順都市規劃區為主，（參見圖 1-4）但是由於研究時間涉及殖民時期，難以劃定明確的論述範圍，因此在行文中亦會觸及鄰近的三巴旺、萬禮等地，屬於廣義的義順地區。義順地區最早開發的地區即位於實里達河上游的曾厝港（Chan Chu Kang）。從 1885 年新加坡甘蜜與胡椒種植的分布圖中，（參見圖 1-5）可知當時的義順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農業，以甘蜜和胡椒的種植為大宗，相較於當時貿易港口與行政核心所在的新加坡市鎮而言，義順地區居處於新加坡島的邊緣地位。時至今日，新加坡的經濟活動重心仍舊位於島上東南部的中央地區，相較之下今日的義順地區依然是經濟上相對邊緣的地方。 15.

(16) 圖 1-4. 研究區位置圖資料來源：都市重建局網站，http://www.ura.gov.sg/index.html，最近更新日期 2008/04/30， 2008/04/01 瀏覽。. 圖 1-5. 1885 年新加坡甘蜜與胡椒種植園分布圖資料來源：改繪自 James C. Jackson, 1968,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 Fig.4. Kangkars And Bangsals In Singapore,1885. 16.

(17) 由於義順地區從殖民時期至今，皆屬於新加坡的經濟邊緣地帶，因此本文欲以此地為研究範圍，探究該地區如何受到島上行政與經濟重心─港區及新加坡河兩岸─以及世界市場需求變動的影響，而逐漸改變其土利地用的方式。. 17.

(18) 第二章. 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 新加坡本身具有哪些自然環境的特色，自古即能成為一個貿易港口？在 1819 年英人腳步尚未踏上新加坡島以前，本地在東南亞區域的歷史上，與鄰近地區有何互動？爾後，隨著葡萄牙率先進入東南亞，揭開列強勢力角逐的序幕，在這過程中，新加坡又是如何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遠在歐洲的殖民者的市場需求，又是如何引領著新加坡島上的經濟發展？. 第一節. 自然環境的特色. 自然環境是一個地方發展的基礎，本節就新加坡的地理位置、氣候、地質與地形、水文等面向，探討新加坡自然環境具有哪些特色，成就通商港口的發展。. 壹、地理位置新加坡係由本島和 63 個小島所組成。本島略呈菱形，東西約長 42 公里，南北約寬 23 公里，面積 617.1 平方公里；國土總面積 697.1 平方公里，人口約 440 多萬。新加坡地居馬來半島南端，位於赤道以北約 137 公里處，介於北緯 1°09’ 與 1°29’、東經 103°36’與 104°25’之間，（陳正等著，2005：26）四面環海。北以柔佛海峽與馬來西亞相臨，藉由長堤相通；東南瀕新加坡海峽，與印尼廖內群島的巴丹、民丹諸島相望；東連南中國海；西南則與印尼蘇門答臘島為鄰，扼控馬六甲海峽東口，位處溝通印度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孔道，是東南亞航運上的重要港口。隨著 1869 年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過去歐洲來往東南亞的主要航線－繞經好望角和印度洋的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逐漸失去其重要性。新航線係由地中海出蘇伊士運河和紅海，航經印度和馬六甲海峽，即可抵達東南亞各地，甚至是中國等地。（吳振強，1966：125）因此，馬六甲海峽取代了舊時巽他海峽的的通航地位，更進一步強化新加坡的重要性，使其更具東西航運之位置樞紐的優勢。從東南亞區域航線來看，新加坡正是東南亞小尺度、中尺度及大尺度的十字路口。就小尺度來看，新加坡恰巧是馬來半島、蘇門答臘與婆羅洲三地區內航運中心。從中尺度著眼，新加坡恰是中南半島與西部東印度群島的航運中心。置於大尺度區域下，西航可至印度，東航可至中國、日本與韓國，東南則可抵達澳洲。 18.

(19) 就世界航線而言，由西歐至東亞的航運線，為了縮短航行距離，必定會通過介於印度洋和太平洋之間的馬六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鄒豹君，1968：13）. 圖 2-1-1. 新加坡位置圖資料來源： 1. 范毅、周敏主編（2004），《世界地圖集》，頁 18-19。 2. 鄒豹君（1968），〈新加坡經濟發展與地理資源〉，《南洋大學學報》，第 2 期，頁 1。. 另外，新加坡恰巧位在通往歐洲西岸與北美西岸航運現的起點上。由新加坡. 19.

(20) 西去歐洲，通過蘇伊士運河，直至倫敦，航程約 8200 海里 2，東至北美西雅圖，約為 7300 海里，前後兩者相差不過 900 海里。如果由新加坡西行，經過蘇伊士運河，再越過北大西洋直至北美東岸，航程約 11000 海里。由新加坡東行，越過北太平洋，再穿過巴拿馬運河，直至美、加兩國東岸，航程約 12000 海里。（鄒豹君，1968：13）由於地處交通樞紐，因此新加坡具有「東方直布羅陀」之稱。. 貳、氣候特色由於新加坡緯度很低，距離赤道僅 149 公里，且長年深受海風調節，高溫多雨，年溫差並不顯著，屬於赤道雨林季風型氣候。（鄒豹君，1965：62）年均溫約 26.7℃，年溫差僅 1.8℃，無四季之別；年降雨量約 2150 公釐。一年之中大致可區分為雨季與乾季；每年 11 月至翌年 3 月受到東北季風的影響，氣溫較低且陰雨綿綿，係為雨季；5 月至 9 月是西南季風盛行時期，但是由於受到蘇門答臘的高山所阻，風力較小，雨量較少，是為乾季；4 月和 10 月則是季風轉換期，風力微弱，方向無定，甚或無風。（鄭資約，1972：363-364；陳奇，出版年不詳：1） 350. 28. 300 26. 250 200. 24. 150 100. 雨量（mm）氣溫（℃）. 22. 50 0. 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圖 2-1-2. 新加坡氣候圖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網站， 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asia/se_asia/singapore_c.htm，最近更新日期 2003/05/04，2007/11/07 瀏覽。. 另外，由於受到地形及正迎東北季風的影響，島嶼北部的貝雅士蓄水池附近成為全島降雨最多的地方。全島降雨量分布特色大致上由南向北遞增。 2. 、1 海里＝1.852 公里。 20.

(21) 圖 2-1-3. 新加坡等雨量圖資料來源：鄭資約（1972），《東南亞地理誌略》，頁 365。. 參、地質與地形特色新加坡是一個準平原化的小島，全島無高山峻嶺，坡度和緩，地勢低平，起伏不大，海拔大約在 60 公尺以下。（鄒豹君，1965：60；鄭資約，1972：357）本島北部屬花崗岩山地；東部地勢略為平坦，多屬沖積平原；西部則以沉積岩為主體，崗巒起伏，大抵上西北邊略高於東南邊；（郭壽華，1976：137）全島最高山為武吉知馬山，高度約 163 公尺。新加坡島依地質構造與地形分類，大致上可區分成三區，即西部斷崖地帶（西部低丘淺谷區）、中部丘陵區地帶（中部花崗岩低丘區）和東部沖積地帶（東部老沖積平原區）：. 一、西部斷崖地帶（西部低丘淺谷區）本區主要由沈積岩及石英岩所構成，由於風化的差異，造成許多斷崖和溝谷，（王守儒，1976：38）例如，施索甫山和花柏山外側，皆是斷層陡崖逼臨海面，其東南端向海延伸成為群島；（鄭資約，1972：358）丘陵起伏，平均高度約 30 公尺。（鄒豹君，1965：60）本區沉積岩風化後土壤最為肥沃，地下水含量亦為豐沛。（鄭資約，1972：366）. 21.

(22) 二、中部丘陵區地帶（中部花崗岩低丘區）中央花崗岩塊實屬馬來半島花崗岩脈向南延伸的一部分，但無錫礦之蘊藏。本區平均高度約 70 公尺，而偏西部分地勢略高於東邊。另外，花崗岩也多已風化成紅土，土壤層較厚。（鄭資約，1972：358-359、366）. 三、東部沖積地帶（東部老沖積平原區）本區平均高度約 30 公尺，地勢平坦。老沖積層的分佈直抵東部海岸，故海底淺且多沙。土壤多沙質，質地疏鬆，表層紅土亦薄。（鄭資約，1972：359、366）. 圖 2-1-4. 新加坡地形區與岩層分布圖資料來源：鄒豹君（1966），《新加坡地理論文集》，頁 1。. 肆、水文特色新加坡島嶼面積狹小，地勢起伏不高，因此河川多流短水緩。再者，受到中. 22.

(23) 央地勢較高的影響，河川流路呈現放射狀水系。此外，馬來半島及其以下的島嶼，地形上一脈相承，都是由於地盤下沉而形成，因此，新加坡島上的各個河口均未出現三角洲，而是多呈三角江地形，水深且寬廣，（鄭資約，1972：356）並受潮汐作用影響；漲潮時海水得以入侵狹長的港汊，水勢旺盛；退潮時，海水由港汊倒流入海，水勢衰退；因此，在未開發之前，河口兩岸多是耐鹽性的紅樹林植生。（鄒豹君，1968：17）. 圖 2-1-5. 新加坡河川分布圖資料來源：陳奇（出版年不詳），《馬來西亞新加坡地理教科圖》，頁 2。. 新加坡面積雖小，但由於雨量充沛，所以島上河流甚多。較大的河川有西北部的克蘭芝河，注入柔佛海峽，西南部的裕廊河則流入新加坡海峽；兩河皆發源於武吉知馬山西部的小丘陵地，沿河兩岸多沼澤，土壤肥沃，宜於農作。東部則有北流注入柔佛海峽的三巴旺河、實里達河、榜鵝河、實龍崗河等；其中，實里達河長約 14.5 公里，是全島第一長河。南流入海的則有加冷河。市區內則有新加坡河、梧槽河、實丹卜河等，雖然河流不長，但都能通舢舨小舟，對貨物轉運起卸，實為方便。其中，新加坡河道所經，正當由沉積岩所構成的花柏山以及中部花崗岩丘陵的接觸帶，河道雖短，卻是一條構造河谷。（鄭資約，1972：361；郭壽華，1976：137；陳奇，出版年不詳：1） 23.

(24) 伍、小結由於新加坡屬於赤道雨林氣候，降雨量多，但蒸發量亦盛，再加上島嶼地形的影響，河川短小，且下游受到潮汐作用，難以做為灌溉及生活日用水源，因此昔日島上居民大多鑿井汲泉以過活。殖民時期方於武吉知馬山以東開鑿實里達、貝雅士和麥里芝等三大蓄水池，成為島上重要水源。新加坡本島及其附屬島嶼皆是與馬來半島一脈相承的沉降地形，使得島上河川下游多呈三角江地形，河口寬廣且水深，適合舢舨舟楫的往來。再者，該地深受冬夏季風轉換的影響，且地處航運必經之處，在順風相送的帆船時代，憑藉著氣候、水文與位置的特色，新加坡已然成為一個重要的通商口岸。. 24.

(25) 第二節. 1819 年以前的歷史概況. 蕞爾小島新加坡的歷史發展，自古以來即隨著周圍王朝的勢力起伏而脈動；也由於東南亞貿易的興盛，甚早即與中國密切往來，因此新加坡島上也留下了華人的足跡。16 世紀開始，葡萄牙船隻航向東方海域，開啟日後歐洲列強的殖民賽局，直到 1819 年，新加坡也被捲入了世界經濟發展的體系之中。. 壹、交通輻輳的港口新加坡的遠古時代，因史籍闕如，尚難稽考。一般認為，早期的新加坡史，大都是附屬於一個大區域之內。與它關係最密切的區域，一是蘇門答臘島東岸的三佛齊，一是馬來半島的馬六甲和柔佛。（逕引自曾玲，2005：2）位處東南亞水域內的大小島嶼，其內陸是熱帶雨林，沿海一帶則泰半是紅樹林沼澤，不適合人居，唯有河口才有聚落，較大者便成為商賈往來的貿易站。因為叢林茂密，所以交通大抵憑藉海運水路。這些島嶼將太平洋和印度洋區隔開來，同時也是這兩大洋的聯繫。自西元 7 世紀起，蘇門答臘東岸的三佛齊 3 正是這個地區的中心。（陳育崧，1987：169） 7 世紀至 13 世紀之間，新加坡即隸屬於三佛齊王國的版圖，當時地名稱為「凌（龍）牙門」 4 ，是一個商舶輻輳的海港。（崔貴強，1994：1）南宋趙汝適所著《諸蕃志》有云：「番商興販，用金銀…錦綾、纈絹、糖…等物博易。其國在海中，扼諸番舟車往來之咽喉。……故國之舟輻湊焉。」三佛齊所統御的勢力範圍內，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貿易轉口站即是凌牙門，該地名最早記載於《諸蕃志》一書：「三佛齊，間於真臘、闍婆之間；……在泉之正南。東月順風，月餘方至。凌牙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亦即中國開往三佛齊的商船，藉由東北季風順流南下，必須先停泊凌牙門進行貿易，接著再續航至三佛齊首都。（陳育崧，1987：169）。另據《馬來紀年》所載，西元 1160 年來自廖內的室利佛逝王子聖尼羅優多摩，至淡馬錫拓殖，望見一頭異獸出沒，其部屬答稱是獅子（梵文 singa），王子認為該地甚是吉祥，於是在此建立國家，名為「信訶补羅」（新加坡拉 Singapura）， 3. 、或稱「室利佛逝」。. 4. 、「凌（龍）牙」是馬來地名「Lingga」的音譯；「門」則是指發船之處，出海要津。（陳育崧，. 1983：51） 25.

(26) 意即「獅子城」。（許雲樵，1954：82-85）一般認為這是新加坡一名的由來。歷史上新加坡的另一個名稱是「淡（單）馬錫」，是 Tumasah 或 Tamasik 的對音。中國古籍亦有「淡馬錫」的相關記載，馬來人則稱此地為「Selat」，意為「海峽」，華人則音譯為「息辣」、「息力」、「實力」或「石叻」。 1377 年，爪哇滿者伯夷王國大軍來侵，信訶补羅國王伊斯干達沙率領殘兵，遠赴馬六甲，另建馬六甲王國。（唐志堯，1960：5）由於馬六甲位於馬六甲海峽最狹處，容易控制來往的船隻，爾後鄭和下西洋又以馬六甲為轉口站，於是淡馬錫昔日所扮演的角色，遂由馬六甲所取代，淪為次要口岸。（邱新民，1990：57） 1511 年，葡萄牙人東來，勢力入侵東南亞，並滅馬六甲王國，迫使其宗室逃亡至柔佛，另建柔佛王國和廖內柔佛王國，此時新加坡亦隸於其下附屬地區。然而，王國建立後，便與歐洲強權及其周遭民族展開長期的爭奪戰，故國力始終孱弱，僅派任馬來官吏天猛公（Temenggong）管理新加坡。（羅佩恒、羅佩菁， 2004：6、8）. 貳、1819 年以前島上的華人新加坡由於處於東西交通的優越地位，早與中國建立貿易及通好關係。因此，中國古代史籍，記述其地情形甚詳。（宋哲美，1976：1）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略》記「龍牙門」：「門以單馬錫番兩山，相交若龍牙狀，中有水道以間之。田瘠稻少。天氣候熱，四五月多淫雨。……男女兼中國人居之。」可見當時已有華人寄居於此地，而這些華人可能是南來經商的過客，隨著冬夏季風的轉換，來往穿梭於中國及南洋海域，從事貿易活動。（崔貴強，1994：2）《廈門志》卷五〈船政略‧洋船〉有記：「廈門販洋船隻，始於雍正五年（1727）、盛於乾隆初年」，當時清政府准許內地的船隻前往南洋貿易，遠及「噶喇吧、三寶隴、實力、……暹羅、柔佛、……丁家盧……柬浦、安南、呂宋諸國」。另卷十五〈風俗記‧俗尚〉也寫道：「服賈者，以販海為利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外至呂宋、蘇祿、實力、噶喇巴，冬去夏回，一年一次。」文中所指的「實力」即是新加坡，因此，直到18世紀，仍然有不少中國船隻來到新加坡進行商業活動。在萊佛士登陸之前，已有華人居住在新加坡島上，並且有農業的發展，以下三則早期的檔案得輔以佐證：（Bartley，1969：177；崔貴強，1994：5-6）. 26.

(27) 1、《Letter from W. Farquhar, Reesident, to Lt. L. W. Hull, Secretary to the Lieutenant Governor(Raffles), dated 23, ⅩⅡ.1822. Vol.L11,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中有兩段紀錄：「在建立之初，清理政府山（Government Hill）北邊的實利基（Selligie）地區時，發現其西邊有一個華人種植者所開闢的甘蜜種植園。」「在我們開闢新加坡之前，政府山西側的區域內，已有一個華人的甘蜜種植園。」 2、《Letter from W. Farquhar, Resident, to Lt. L. W. Hull, dated 28, ⅩⅡ.1822.》中寫道：「在我們開始建立英屬殖民地之前，天猛公已經同意將一些空地授與好幾個馬來人和華人開發，約有 20 個種植園已著手開闢。」 3、此外，在《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Vol.L6 中還可以發現下列的買賣證據：「陳銀夏（Tan Ngun Ha）在 1822 年 5 月 10 日承認，將他在英屬殖民地建立之前，於史丹福山（Mt. Stamford）5 西側所開墾的甘蜜種植園，賣給柏爾上尉（Captain J. Pearl）。」「陳亞路也在同一天將他位於史丹福山西南邊的甘蜜種植園賣給柏爾上尉。」「1822 年 5 月 13 日，王端（Heng Tooan）亦將位於史丹福山東南面的兩個甘蜜園賣給柏爾上尉。」分析華人賣方的姓氏，「Tan」係為「陳」姓的閩南語拼音；而「Heng」則是「王」姓的潮洲話拼音，因此，新加坡早期的華人拓墾者是閩南人與潮州人，而他們很有可能是來自鄰近新加坡的廖內群島。（崔貴強，1994：6）. 參、歐洲列強競逐東南亞自從十字軍東征之後，歐洲對於東方貨物的需求，尤其是香料，日益增加。然而此時與東方交流的陸上絲路卻是由土耳其人和阿拉伯人所壟斷，於是促使歐洲國家爭相探索前往東方的新航線，造就 15 世紀以後歐洲的地理大發現，從此開啟大規模的海外貿易與殖民歷史。16 世紀開始，葡萄牙、西班牙、荷蘭及英國先後陸續抵達東方海域－1511 年葡萄牙攻佔馬六甲；1570 年西班牙人征服菲律賓；1595 年，荷蘭人抵達爪哇；1786 年，英人佔領檳榔嶼－展開長達數百年的東南亞殖民歷史。 1511 年，葡萄牙人強行登陸馬六甲，控制時間長達 130 年之久，在這段期間，馬六甲始終保持著遠東貿易鎖鑰的地位，也是葡人交易東西貨物的集散中 5. 、即今日的珍珠山（Pearl’s Hill）。（崔貴強，1994：5） 27.

(28) 心。（Dartford，1959：49）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中，西、荷、英也來到東南亞，其中，後起的荷蘭奪取了馬六甲，摧毀了葡人在這個區域的權力。17 世紀末，葡萄牙已經喪失其在東南亞的大部分領土。（薩德賽著，蔡百銓譯，2001：103-107）以爪哇島的巴達維亞為基地的荷蘭人，憑藉其海軍力量以及對於香料群島的控制，大大地削弱了馬六甲的貿易活動。1677 年，荷蘭佔領馬六甲，然而馬六甲的商業活動在荷蘭的統治之下，並不成功；雖然荷蘭佔領這個商埠是為了壟斷東印度群島的貿易，可是其發展重心仍舊放在巴達維亞，因此，在荷蘭統治時期的馬六甲並未恢復過去的繁榮景況。再加上荷蘭人發現另外一條新航路：自好望角往東，利用西風直達蘇門答臘與爪哇，再經由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向北航行即可抵達香料群島。這條新航路更為快捷，而且不需要經過馬六甲海峽，這對馬六甲的繁榮是一嚴重打擊。直到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開通，大汽船出現之後，從歐洲到遠東的主要航路，才再次行經馬來亞海岸。（Dartford，1959： 60-61、68） 1600 年，由於胡椒價格高漲，再加上荷蘭在東南亞發展順利，於是刺激了英國商人組織公司，開始向東方進行貿易。（吳振強，1966：113）1600 年英國正式成立東印度公司，從此英國先後在婆羅洲、蘇門答臘、爪哇、馬來半島、泰國等地建立商站，但是由於這一時期英國東印度公司的資金較少，組織能力較差，難以與荷蘭相匹敵。（林遠輝、張應龍，1991：94）此外，1623 年發生「安（吳振強，汶慘案」6，英人於是放棄東印度群島的商業活動，轉而專心經營印度。 1966：113）至 1683 年，英國除了位於蘇門答臘島上的明古連（Bencoolen） 7 一地之外，其他東南亞各地的商站都被迫關閉。（林遠輝、張應龍，1991：94）時序進入 18 世紀，荷蘭在東南亞的勢力開始衰退，促成英國再度崛起。18 世紀開始，英國在東方的主要貿易國家是中國與日本，因此亟需一個中途站，以修理船隻和補充糧食，於是打算在馬六甲海峽取得一控制點，做為東進的基地。（吳振強，1966：114）1785 年，弗朗西斯‧萊特（Francis Light）利用馬來半島上吉打地方王室內訌、政治動盪的時機，與吉打蘇丹簽訂條約，將檳榔嶼納為英屬殖民地；並於翌年強行登陸，正式宣告占領。（林遠輝、張應龍，1991：95） 18 世紀末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和拿破崙戰爭對於東南亞有著深遠影響，決定 6. 、17 世紀，荷蘭與英國的香料貿易競爭日益激烈。1623 年，荷蘭政府以圖謀劫奪荷蘭堡壘之罪，逮捕並殺害在安汶島商站中的英國人。（吳振強，1966：113） 7 、明古連位於印尼蘇門答臘島西南部，即是今日的明古魯（Bengkulu）。 28.

(29) 荷蘭與英國在這個地區再一次的勢力角逐。1795-1814 年，法國佔領尼德蘭，荷蘭國王威廉五世（William Ⅴ）出逃至英國，為了防止荷蘭在海外的殖民地為法國所奪，於是授權英國東印度公司暫時接管荷蘭所有的殖民地，並於戰後歸還荷蘭。該公司於 1795 年先佔領馬六甲，1811 年再據爪哇島。1818 年依據倫敦公約（Convention of London），荷蘭收回所有領土，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只留有明古連和檳城兩個殖民地。荷蘭重回東南亞之後，與當地所有君王簽訂貿易壟斷條約，除巴達維亞外，禁止英國船隻前來貿易，巽他海峽和馬六甲海峽都控制在荷人手中。（薩德賽著，蔡百銓譯，2001：139）當時在明古連擔任副總督的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認為檳城位於馬六甲海峽過於北端，而明古連位在蘇門答臘西海岸，距離主要貿易航線過遠，貿易不盛。因此，主張英國必須在馬六甲海峽南端入口處建立一個戰略港口，以挑戰荷蘭的貿易與優勢。（薩德賽著，蔡百銓譯，2001：139-140；吳振強，1966：118） 1819 年 1 月 29 日，萊佛士在奉命尋找新的商業據點的航程中，最後在馬來半島南端的新加坡登陸，從此開啟新加坡的殖民地時代。. 肆、小結在 1819 年以前的歷史發展中，新加坡憑藉著其地理位置的優勢，長久以來都是扮演著東亞與東南亞商業交易的重要據點，中國歷代典籍中，亦時常記載該地，可見古代的新加坡與中國有著密切的貿易關係。除此，自從 14 世紀開始，也有部分華人居住於島上，在萊佛士登陸以前，亦有農業發展，種植經濟作物，已然顯示出新加坡島嶼的貿易性格。若將視野擴及世界歷史的脈絡中，隨著 15 世紀的地理大發現，歐洲國家藉由新航線的發現，將其政治勢力伸展到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地區。歐洲強權在進行貿易競爭的同時，也改變了東南亞各地的局勢；何處能生產經濟資源，即刻被納入歐洲的勢力範圍內；何地具有戰略價值，強權亦爭先奪取，因為何國能掌控重要航線，即能獲得更多的利益。1819 年，萊佛士選擇了新加坡做為新的商業據點，從此，新加坡也正式走入了世界經濟的潮流之中。. 29.

(30) 第三節. 新加坡開埠. 1819 年新加坡開埠，1824 年英國正式取得新加坡主權，馬六甲海峽完全壟罩在英國的勢力底下；1826 年，英國東印度公司將檳城、馬六甲和新加坡三處合併成立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這也意味著，英國以海峽殖民地做為前進馬來半島與婆羅洲的擴張基地。. 壹、萊佛士登陸開埠馬六甲海峽是東西航線的必經之道，由於荷蘭占領馬六甲與爪哇，掌握有馬六甲海峽航行的優勢。當時，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大本營是印度，中國貿易則是其主要經濟命脈，來往中印之間的漫長航程中，重要據點卻是由荷蘭所壟斷。再者，英國所保有的檳城與明古連位置條件難以取得優勢。因此，萊佛士最終擇定位於馬來半島南端，控制馬六甲海峽狹窄東口的新加坡，以突破荷蘭對馬六甲海峽的控制，確保英國東印度公司駛往中國的商船，可以在新加坡取得供應品的補給並維修船隻。（林孝勝，1986：14）此外，19 世紀中葉以前的歐洲船隻必須繞道好望角才能抵達中國，為縮短航行時間，必定得經由馬六甲海峽或巽他海峽。新加坡位於馬來半島南端，控制著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最短航線。就來往英國、印度與中國之間的船隻而言，停泊新加坡可以節省約 1000 英里的航程。（薩德賽著，蔡百銓譯，2001：140）一方面能縮短貿易商船的航行時距，另一方面又可藉由掌控戰略位置而打破荷蘭的壟斷，新加坡的確是最佳據點。誠如萊佛士所言：「我們的目標不是領土，而是貿易：一個偉大的商業中心，兼為一個槓桿支點，當日後情勢需要時，我們可從此處擴展我們的政治影響力。……一座在這些海域裡的自由港，最後必能摧毀荷蘭壟斷的魔咒。」（薩德賽著，蔡百銓譯，2001：140）萊佛士於 1819 年 1 月 29 日從新加坡河口登陸；翌日，即與當時治理新加坡的馬來官吏天猛公簽定初步協約，同意英國東印度公司在島上設立商站。協約第一條明定，西起丹戎馬嶺（Tanjong Malang），東迄丹戎加東（Tanjong Ratang）的地域範圍，由英國統治之。第二條則是令島上華人遷居新加坡河南岸大橋 8 至河口地方；天猛公和馬來人則遷往大橋至新加坡河發源處。（朱鏡宙，1977：12） 8. 、即今日的埃爾金橋（Elgin Bridge）。埃爾金橋至河口地方即今日吻基（Boat Quay）一帶。（林孝勝，1986：16） 30.

(31) 但是當時居住在廖內的柔佛蘇丹受控於荷蘭，無法正式批准該協定。於是，萊佛士便擁立蘇丹的兄長東姑隆（Tengku Long）為蘇丹胡新（Sultan Hussien），並在新加坡即位。1819 年 2 月 6 日正式簽訂條約。重要的條約內容如下：准許英國東印度公司在其領土內建立商站；公司付給蘇丹西班牙幣 5000 元，天猛公 3000 元，以為報酬；此後，蘇丹與天猛公不得與第三國締結條約，亦不得將領土讓與其他國家。新加坡海口則由英國所保護並控制。（吳振強，1966：119；朱鏡宙，1977：13-14）. 貳、建立自由港萊佛士的開埠大計是以建立自由港揭開序幕，目的是吸引更多商人前來新加坡進行貿易活動。萊佛士的重商主義政策，不但決定了殖民地時代新加坡的經濟體系，也決定了新加坡商業社會的本質。（林孝勝，1986：19）新加坡開埠之後，即定位為一個自由商港，任何國家的商船除了徵收些許入港費用外，進出口貨物一概免稅，優渥的條件自然吸引許多商人前來貿易，商業活動一片榮景。從開埠到 1821 年底，短短兩年時間內，進出新加坡的船隻共計有 2889 艘；至 1822 年，新加坡的進口貨物已達 130,689 噸；至 1825 年，貿易額上升至 250 萬英鎊。（吳振強，1966：119；林孝勝，1986：19）新加坡開埠令荷蘭大為不滿，再加上在短短數年間，本地貿易的盛況已遠過於馬六甲，更是引起荷人發出異議。荷人聲明，在 1785 年至 1818 年期間，荷蘭曾兩度與居住在廖內群島上的柔佛蘇丹簽訂條約，因此荷人享有柔佛全部土地的控制權，包括新加坡在內；此外，與萊佛士簽訂條約的柔佛蘇丹身分及條約的效力亦令人可疑。據此揚言出兵攻占新加坡。（宋哲美，1976：3）為了解決兩國的爭執，雙方在 1824 年 3 月簽署《英荷條約》，達成協議，以馬六甲海峽為界，劃分兩國勢力範圍。條約的主要內容是：荷蘭將其位於印度的商館全數讓予英國，撤銷對英國占領新加坡的異議，放棄馬六甲，並保證永遠不再馬來半島設立任何機構，不與馬來半島任何統治者締結任何條約，不再對馬來半島擴張勢力。英國則是將明古連和蘇門答臘的全部屬地讓給荷蘭，並允諾永遠不在蘇島建立殖民地或與該島任何統治者締結條約。從此，英荷在東南亞的勢力範圍劃分清楚；英人控制馬來半島，而荷人獨占印尼群島。（吳振強，1966： 120-121；林遠輝、張應龍，1991：95；姚楠，1995：254）. 31.

(32) 同年 8 月 2 日，英國再次與蘇丹胡新及天猛公締結《克魯佛條約》。條約第二條明定，蘇丹與天猛公願將新加坡本島的領土及其屬島、領海與海峽之統治權，以及一切產業，讓與英國東印度公司及其嗣後者。（朱鏡宙，1977：15）此後，新加坡的主權正式割讓給英國，成為日不落國海外領土的一部分。. 參、海峽殖民地的成立與蘇伊士運河的通航 1826 年，檳城、馬六甲和新加坡合組成為海峽殖民地 9 ，首府設於檳城，成為印度的第四省。1830 年，取消省治，降格為府治，隸屬於孟加拉省，由英國印度事務部管轄之。由於新加坡的發展遠較檳城、馬六甲更為迅速，於是在 1832 年將海峽殖民地政府遷移至新加坡。從 1867 年開始，海峽殖民地正式脫離印度的統治，改屬英國殖民部（Colonial Office）管理，成為皇家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相較於以往印度政府的鬆散經營，在政權移交之後，英國政府對馬來半島各邦改採保護和領導之政策，並以新加坡為根據地，積極發展各項事業。（唐志堯，1960：7；吳振強，1966：121-122） 1869 年，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歐洲船隻可直接由地中海出運河，直達紅海、印度洋而至馬六甲海峽，東西方的交通由此縮短了約 4000 哩的航程，進一步強化東西方貿易的聯繫。再加上工業革命後，大汽船的發明，從歐洲到遠東的主要航路以行經馬六甲海峽為主。而位於馬六甲海峽南端的新加坡的重要性也隨之提高，成為太平洋和印度洋航運的樞紐，東南亞重要的轉口貿易重心。隨著東西航程的縮短，英國對於東方殖民地的干預也愈易便利。（Dartford，1959：60；吳振強，1966：125）. 肆、小結隨著萊佛士的開埠，奉行自由貿易政策，新加坡被捲入了世界經濟的範疇中，逐漸從區域性的轉口港躍身成為世界性的貿易商港。在世界歷史的演變歷程中，英國與荷蘭是 18、19 世紀時代的歐洲強國，當時的東南亞國家勢弱，卻擁有歐洲所需的原料與貨品，成為強國覬覦的目標。從英荷角逐的過程中，漸見英國勢力凌駕於荷蘭之上；眼觀列強與當地統治者的協議中，可知土邦輕易地成為強國的囊中物；地圖上勢力範圍的劃定，即刻造就各個殖民地日後不同的歷史發展。 9. 、華人俗稱為「三州府」。 32.

(33) 因此，就世界歷史的脈絡而言，英國處於權力核心，掌控著殖民地新加坡的發展方向；新加坡則在殖民政府的帶領下，走向因應世界需求的商業港市。. 33.

(34) 第四節. 世界經濟的需求. 對整個歐洲來說，地理發現、海外殖民及由此引申產生的貿易擴張，實是經濟史上的一個里程碑。更重要的是，歐洲國家藉由地理發現，而與廣大世界展開一種新的恆久關係，也就是海外殖民與貿易擴張。（林鐘雄，1987：177-178）. 壹、香料需求與地理大發現一、香料需求的增加 15 及 16 世紀時，每一種香料在歐洲，其實都有極大需求。在那個沒有足夠草料於冬季時餵活多數牲畜，以及沒有豐富的蔬果和飲料種類來為日常餐飲提供多樣性的時代裡，香料的主要用途，就是為那些已經不新鮮的或鹽醃的肉類加添風味。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就曾將它們視為是在與亞洲的貿易中，其中一項「璀璨但卻無關緊要」的商品。（衛‧阿諾德著，王國璋譯，1999：36-37）歐洲對於香料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因為：黑死病之後，由於人口大量減少，勞動力十分缺乏且工資昂貴，種植穀物卻必須投入較多的人力且獲利微薄，相較之下，從事畜牧業所需人力較少且獲利較豐。於是，大片的農地轉變成為牧場和草場，畜牧業大規模地發展。隨著畜牧業的發展，歐洲肉食品的消費也趨於增加， 15 世紀歐洲各地肉類的消費量皆大幅上升。（薛國中，2004：701）以 15 世紀的荷蘭為例，「人們普遍食用肉類，一場饑荒之後對肉類的需求也減少甚微，而到 16 世紀後半期開始，消費卻有增無減」。（布勞岱爾著，施康強、顧良譯， 2000：160）在地理大發現之前，歐洲約消費了 10,000 公石胡椒和 10,000 公石其他香料。（布勞岱爾著，施康強、顧良譯，1999：345）. 二、發現新航路促使歐洲人航出大西洋以探求未知世界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自馬可波羅（Marco Polo）後，對東方財富的嚮往。二則是經由阿拉伯及地中海而來的東方香料貿易，一向是由威尼斯商人所控制，其他國家難以與之競爭；（林鐘雄，1987： 178）香料價格昂貴，也是促使歐洲各個國家亟欲出海獲利的誘因；遠程貿易使得胡椒價格高漲，1 公斤胡椒在印度產地值 1 至 2 克白銀，在埃及亞歷山大港的價格達 10 至 14 克，在義大利威尼斯的價格是 14 至 18 克，當威尼斯商人將胡椒出售到歐洲各國時，其價格已高達 20 至 30 克。（布勞岱爾著，施康強、顧良譯， 34.

(35) 1999：345）除此之外，1453 年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得東西陸路貿易受到阻礙，於是更加刺激歐洲各國向外尋求新航線，以到達香料的原產地。 15 世紀開始，瀕臨大西洋的葡萄牙不斷地向外探險以尋求新航路。1498 年，達伽瑪（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航抵印度南部的加利刻特（Calicut），而且回程所載香料之獲利達航行費用的 60 倍之高，證明海運香料貿易實是有利可圖。從此，通往東方的海上貿易通路成為一條黃金航線。（林鐘雄，1987：178-179）. 貳、葡、荷、英在東印度群島的香料貿易競賽東西方的貿香料貿易中，胡椒、丁香和豆蔻是其中最重要的交易項目，也是歐洲列強競爭的目標。位於亞洲與印度之間的東西貿易路線上的東印度群島（the East Indies）即為重要香料的原產地，尤以摩鹿加群島（the Moluccas）和爪哇島、蘇門答臘島為香料生產中心。（Brierley，1994：4-6）率先來到亞洲的葡萄牙人，在 1511 年取得馬六甲這個具戰略重要性的地方之後，才真正從穆斯林手中獲取香料貿易的壟斷權。1513 年，葡萄牙人抵達摩鹿加群島北部，並在島上建立貿易商站。與此同時，西班牙人也在鹿加群島建立據點，以挑戰葡萄牙在印尼香料貿易的壟斷，直到西班牙於 1570 年殖民菲律賓才放棄摩鹿加的據點。（Brierley，1994：39-43）葡萄牙人在香料群島的貿易，大約維持了 1 個世紀之久；里斯本也成為 16 世紀的香料交易中心，而後，這項生意被荷蘭東印度公司所奪，從此，荷蘭人握有辛香料貿易的獨佔權長達 200 年之久。（路西昂‧居由著，劉燈譯，2006： 127-128）1602 年荷蘭成立東印度公司（VOC），在東方的貿易都是透過該公司來進行；東印度公司趁葡萄牙殖民勢力衰落而起，發展迅速，很快就獨霸了遠東貿易；在摩鹿加、西里伯斯（Celebes）、馬六甲、暹羅、錫蘭、加里曼丹海岸及馬拉巴等地設立交易港口，並於爪哇島的巴達維亞設點，成為該公司的主要據點，也是主要的貨品集散地。17 世紀前半期，荷蘭東印度公司掌控著香料的生產，以確保該公司最高的可能獲益。（路西昂‧居由著，劉燈譯，2006：49-62） 1600年，英國成立東印度公司 10，第一批船隊於1602年抵達東印度群島，並在萬丹（Bantam） 11 建立商站，並購得大批胡椒，（Dartford，1959：59），又從 10. 、1599 年荷蘭壟斷胡椒市場，使得倫敦的胡椒價格從每磅 3 先令（shillings）漲到 6~8 先令，這也是促使英國於 1600 年成立東印度公司的原因。（E. E. Rich＆C. H. Wilson，1941：288） 11 、位於爪哇島的西北端。 35.

(36) 萬丹出發，東去摩鹿加群島中的安汶島、班達群島等地收購丁香、荳蔻、肉桂等香料，這違背了荷蘭亟欲壟斷香料貿易的政策，荷蘭先以提高胡椒收購價格來對抗英國，接著在1623年襲擊英國設立在安汶島上的商站，即「安汶慘案」，迫使英國退出東南亞地區。（薛國中，2004：706）直到18世紀，英國勢力才再度捲土重來。. 參、西方殖民時期的市場需求香料在東南亞的農業發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世界的歷史中也曾獨具作用。從東西文獻的記載及文物的考察，可知東南亞的香料是世界上最早進入國際市場的農林產品，也是導致西方強權殖民東南亞，並進而改變東南亞歷史進程的首要因素。（吳關琦等，1993：77）回顧 18 至 19 世紀中期以前新加坡的發展歷程，種植業曾是島上重要的經濟來源之一，如豆蔻、胡椒與甘蜜、黃梨與橡膠枝栽種。隨著世界市場需求的轉變，新加坡的農業土地利用也隨之變動。. 一、荳蔻 1819 年，萊佛士曾從蘇門答臘明古連島上的馬博羅堡（Fort Marlborough）上，將豆蔻和丁香的植栽與種子寄往新加坡，並種植在新加坡河北岸的福康寧丘（For Canning Hill）的山坡上，並且隨著委託物，還附上一封信給新加坡的參政司（Resident），請他盡力地種植這些荳蔻與丁香。然而新加坡的丁香從未成功栽植。1830 年代開始新加坡市鎮地區荳蔻種植的風潮，爾後卻由於缺乏適合的肥料，且發生豆蔻樹潰瘍（nutmeg canker），造成大量死亡，種種因素促成新加坡島上的荳蔻園種植逐漸消失。（Jackson，1968：111-112、121、125）. 二、胡椒在殖民主義者爭奪香料之際，東南亞各地也開始種植其他經濟作物，以輸往海外，爭取更高的利潤。起先，胡椒仍是各地努力發展的作物，如泰國在 17 世紀即出現胡椒專門種植業；19 世紀初，英國也在新加坡、檳城、威斯利省開闢胡椒園廣事種植，此時馬來亞胡椒每年出口值在 400 萬英鎊以上。（吳關琦等， 1993：79）19 世紀的新加坡有不少土地投入生產胡椒，與另一種經濟作物－甘蜜（Uncaria Gambier）同時栽培。. 36.

(37) 三、甘蜜 19 世紀初，英國在馬來亞廣種胡椒時，椒園中還同時種植了甘蜜（吳關琦等，1993：79）。甘蜜的功用在於鞣革和染色，（潘醒農，1993：53）因此出口的甘蜜主要是做為絲綢和皮革的染料。1830 年代以前，進口至英國的甘蜜都被課以重稅，之後，稅額才大大地縮減，到了 1834 年，甘蜜才成為從新加坡外銷英國的穩定商品。（Jackson，1968：9）到了 19 世紀中期，英國進口了各式各樣的製革材料（tanning materials）；以 1963 年倫敦的進口量為例，橡碗（valonea）約 7,160 噸、甘蜜約 7,000 噸、含羞草（mimosa）或金合歡（wattle）樹皮約 2,940 噸、外國橡樹（oak）樹皮約 1,520 噸、兒茶（cutch or catechu）約 862 噸。其中，橡碗和甘蜜的進口量高達總量的 73％。（Howes，1953：20）此外，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英國的紡織業也需要進口相關染料，而甘蜜另外的功用即是做為染料。因此，在整個 19 世紀，新加坡大多數的甘蜜都是輸往英國。（Jackson，1968：9）. 四、黃梨（鳳梨、波蘿） 1888 年，法國水手巴納多（Beragdo）旅居新加坡時，生產黃梨罐頭出口，獲得可觀利潤，此後本地華人也開始對黃梨罐頭業產生興趣，逐漸擴大其種植面積。（林源福，1987b：74）. 五、橡膠橡膠產品具有絕緣性能，這對於電力工業別具意義，可做為包覆電線的絕緣體。此外，橡膠的發現對於公路運輸具有重大影響，自行車大約從 1885 年即已普遍使用橡膠製成的充氣輪胎，1895 年開始也使用在汽車輪胎的製造上。（欣斯利，1999：124）19 世紀末開始，汽車工業的發展，更是需要大量的橡膠輪胎。（Dartford，1959：165）橡膠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戰爭物資，很多軍需品的若干部分要以它來製造，因此戰時的消費量比平時還高，促成橡膠價格的飛漲。然而，橡膠是熱帶的特殊產物，深受地理環境的限制，因此，各國除了積極從事人造橡膠的研發之外，也展開橡膠產地及市場的爭奪。（蔡光篁，1955：2）橡膠原產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河流域，它是一種巴西護謨樹（ Hevea Braziliensis）割破後流出的乳狀液體，經過了空氣的凝結而形成。（蔡光篁，1955： 2）由於野生橡膠的蓬勃發展，1876 年，英人威克漢（H. A. Wickham）從巴西帶 37.

(38) 了 7 萬顆巴拉樹種子，在倫敦的植物園開始栽培，其中有 2500 顆發芽，然後將它們分別移植到錫蘭各地，遂成為今日種植橡膠的開端。（蔡光篁，1955：4）橡膠於 1877 年引進新加坡，之後東南亞各國皆紛紛引進栽種，直至 1914 年，東南亞橡膠產量達 75,500 噸，占世界總產量的 60.4％，橡膠從此成為東南亞居世界歷史最久、至今未衰的經濟作物。（吳關琦等，1993：80）. 肆、小結肇因於歐洲國家的香料需求，促進新航路的發現；歐洲各國－葡、西、荷、英－為求香料，相互競爭，勢力更迭，改變了東南亞的歷史發展。直到 1824 年，荷蘭與英國簽署協定，劃分勢力範圍，從此新加坡與馬來半島成為日不落國的東方殖民地。從 18 世紀末期開始，由於全年有新鮮肉品供應、飲食習慣改變、新的奢侈品的興起、出現各種新品種的蔬菜等，香料對歐洲國家而言已不再是昂貴的奢侈品，在貿易活動中的地位也逐漸降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需求品。延續著香料貿易競爭，19 世紀的新加坡仍種植有荳蔻與胡椒；1830 年代以後，由於殖民母國英國對於製革材料與紡織染料的需求日增，新加坡島上的大片面積也投入了甘蜜的種植，主銷英國；19 世紀末，黃梨罐頭興起，取代甘蜜的種植；不久之後，隨著世界汽車工業的發展與戰爭軍需品的製造，橡膠成為炙手可熱的經濟作物，新加坡島上也因此廣闢橡膠園。. 38.

(39) 第三章. 戰前的經濟活動與土地利用的特色. 第一節. 英人殖民時期的政經情勢. 由於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體系是以印度的經營為重心，相形之下，英屬東印度公司較不關心新加坡的發展。開埠之初，萊佛士及其所任命的第一任駐紮官（參政司，Resident）法夸爾（William Farquhar）即為新加坡的治理形式立下方針：在政治上，英國建立法治與秩序，經濟上則是採行自由放任政策。因此，日後新加坡的迅速繁榮，實與當地英國殖民官員的實用性政策最為相關。（李恩涵， 2003：259-260）. 壹、經濟活動的開展英國取得新加坡主要基於兩個目的，一是將新加坡視為保護英國東印度公司與中國、印度貿易的軍事基地（outpost）；二則是做為英國在東南亞地區進行自由貿易的總部。（Lee，1978：11）因此，新加坡島上經濟活動的開展係以商業貿易為主軸。造就新加坡日後的商業繁榮，可歸因於兩個重要因素，一是地理位置的優勢，二是免除關稅的自由港政策。. 一、自然優勢－地理位置就地理位置而言，新加坡與生俱來的資源－控制印度洋與南中國海之間的門戶、馬來亞地區區域性和國際性交通航線的匯集點、天然良港得以最低成本提供充足的港口便利性，為日後的發展提供了三個必然的可能性：停靠港（port of call）、馬來亞地區的貿易港、對中國貿易的貨物集散地。1870 年代之前新加坡僅是馬來亞地區的轉口港－輸出多樣化的熱帶產品，進口英國的棉花製品與鴉片。（Huff 著，牛磊等譯，2001：4）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新加坡做為英國和歐洲對東方－尤其是中國－的轉口貿易站，地位日益重要。由於中英貿易漸趨頻繁，新加坡位居中英航線的要衝，不只確保了英國商船航行的安全，同時也將東南亞鄰近各地的熱帶產品轉運至中國，填補了中英貿易的逆差。（李恩涵，2003： 267）此外，1869 年蘇伊士運河的開通，為輪船（steamships）開啟東方貿易的商機，同時世界市場對於馬來亞地區的初級產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由於輪船必須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