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群眾報刊的功能
第二節 中共中央文件與紅衛兵批判地方領導人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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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束手就擒，與其被蠶食消解，寧願拼個魚死網破，策略是攪亂局面、尋找機會 以奪取政權，文宣上繼續堅持「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誓與山城趙永夫血戰到 底！」25，立場絲毫沒有因中央「紅五條」而有所改弦易轍。
按李木森的回憶，「紅五條」儘管肯定了54 軍在支左中的成績，但也指出軍 隊對革命群眾組織支持一方（「八．一五」派）、壓制另一方（「砸派」）的錯誤；
況且「紅五條」沒有提到兩大派爭論的「革聯會」問題，在中央未明確承認革聯 會的情況下，對「砸派」來說已經是大勝利26。甚至在「紅五條」發布的隔天，
「砸派」在重慶舉行大遊行慶祝，李認為這是砸派的翻身，不再挨批鬥受打擊27。 由「紅五條」事件可以得知，中央文件的下達對於輿論戰是有所影響的，兩 派都做出了反應。然而缺乏雙方公認的解釋權權威，詮釋就流於兩派各說各話，
出現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勝利者的奇怪景象。
第二節 中共中央文件與紅衛兵批判地方領導人的關聯
「文革」發動以後，頻繁的政治運動與奪權，使中共中央並非對每個地方都 直接指導運動的進行。筆者發現重慶和武漢在批判地方領導人時，由接收到的訊 息與否，衍生出來的模式也不盡相同。
一、重慶「由上而下」的模式
1967 年 5 月 16 日，「紅五條」發布，公開批判前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
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
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 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在軍隊內，在群眾中，
對劉，鄧，李，任等人在罪惡，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開宣 佈撤銷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任
2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160-161。
26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49。
27同註26，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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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28。
「八．一五」派的《八．一五戰報》在第22 期轉載「紅五條」全文，並搭 政治動向的順風車，發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任白戈的三反言論〉、〈土皇帝李 井泉反毛澤東思想罪行錄〉（續四）、〈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群 眾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對山城文化 大革命的再次嚴正聲明〉等文章，聲稱「宣告了劉鄧路線在山城的徹底失敗，宣 判了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任白戈及其同夥的死刑。」29
無獨有偶，「反到底」派的《山城紅旗》也撰文批判「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 夥，是山城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共戴天的敵人」，並且將武鬥流血事件有增無減、
逐漸升級，幹部遭到迫害，砲打中央的反革命逆流氣焰囂張，以及革籌小組遲遲 不能執行中央賦予的權力，責任全都歸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30由此可 以觀察出，雖然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對於中央下達批判任白戈時，立場卻 是完全一致的，這也證明，「文革」時期，重慶革命群眾仍重視中央下發的文件 精神，體現了中央權威的貫徹，形成亂中有序的現象。
二、武漢「由下而上」的模式
然而在武漢方面就不是「由上而下」的模式了。1966 年 5 月底中央下發〈關 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31，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任該小組的副組 長之一，7 月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時，王擔任委員；9 月他還以中南 局第一書記、武漢部隊政委的名義給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32，顯然政治地位很穩 固。然而關於慶祝人民共和國17 週年國慶大會上的報導，出現的是湖北省委代
28〈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中發［67］159 號，1967 年 5 月 16 日；引自《中國文化 大革命文庫光碟》。
29〈打倒劉、鄧、李、任，實現革命大聯合—熱烈歡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重慶問題的意見〉，《八．
一五戰報》第廿二期，第4 版，1967 年 5 月 26 日。
30〈長纓在手縛蒼龍〉，《山城紅旗》第七期，第1 版，1967 年 6 月 7 日。
31〈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中發［66］281 號，1966 年 5 月 28 日；引 自《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2〈王任重同志給大會的一封信〉，《武漢晚報》第一版，1966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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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一書記張體學、武漢部隊負責人陳再道的名字，絲毫未見王任重33。筆者保 守猜測，王在10 月初已經失勢。
相隔一個月之後，《革命造反報》在11 月 9 日就轉載了王寫給湖北省常委 的一封信，題為〈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並認定「這封信，
是湖北省委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推行的一套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的黑綱領，是一封道道地地的黑信。對這封信，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
34這也是筆者發現最早出現在武漢革命群眾報刊中批判王任重的言辭。
緊接著革命群眾開始接露王任重的「黑材料」，發表題為「湖北省委執行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鐵證—王任重是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
一文35，並於11 月 11 日召開大會，向湖北省委「開火」36。
11 月 18 日，關鋒、戚本禹和「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 話時，關示意可以批判王任重，學生就說：「我們現在逐步認識到王任重是湖北 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指揮，總後台。」而關、戚聞言後相視而笑，並連連 點頭說說：「啊！你們現在才意識到」37。顯然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在等待地方群 眾揭發王任重的錯誤之後才做的表態。由這裡看來，武漢的情況是「由下而上」， 等待基層群眾的挖掘之後，中央才公開出擊批判，與重慶的狀況恰恰相反。
後續效應是，除了湖北省委領導人遭到批判，其機關報《湖北日報》亦被勒 令停刊，而武漢市委機關報《武漢晚報》並未受到影響，繼續發行38。王任重亦 在12 月 25 日被造反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方紅紅衛兵」從廣州揪回武 漢39，兩天後19 個造反組織成立「批王聯合指揮部」，並在 1967 年 1 月初舉行
33〈武漢五十餘萬群眾集會遊行慶祝光輝節日〉，《武漢晚報》第三版，1966 年 10 月 1 日。
34《革命造反報》第二期（武漢），第4 版，1966 年 11 月 9 日。
35《革命造反報》第四期（武漢），第4 版，1966 年 11 月 16 日。
36《革命造反報》第四期（武漢），第1 版，1966 年 11 月 16 日。
37〈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6 年 11 月 18 日；引自《中 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8《革命造反報》第五期（武漢），第2 版，1966 年 11 月 20 日。
39〈王任重和保皇派〉，《革命造反報》第十二期（武漢），第2 版，1967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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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群眾大會來批判王40，可謂名聲掃地。
相較於重慶遵循中央的指示，武漢在另一件事情上也並未遵循中央指示辦事，
體現在塑造毛澤東塑像的問題上。1967 年 7 月，中共中央對建造毛澤東塑像下 達相關指示：
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只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 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才可能做好。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
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 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希望你們遵照 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41
但在同年的 10 月 7 日，武漢「中阿友誼廣場」落成了高達 16 公尺的毛澤 東巨型水泥塑像，並由康生陪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謝胡一同參觀42。武漢
「新華工」組織枉顧7 月份的中央指示，依然建成了毛澤東塑像，加上中央文革 小組顧問康生對此除了未加譴責批評，竟帶領外賓參訪，對此顯然表示肯定。武 漢地區「由下而上」的模式再次受到肯定。
第三節 對中共中央領導人言論、「兩報一刊」社論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