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參與者對「文革」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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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從 1966 年的下半年至 1968 年秋，革命群眾報刊極為興盛。作為首都北京、
國際大都會上海之外，「文革」群眾運動最激烈兩個城市：重慶與武漢，前者有 嚴重的血腥大武鬥，後者涉及武漢軍區的「七·二〇事件」，都紛紛誕生自己的革 命群眾組織與其報刊，投身滾滾「革命」洪流之中。雖然重慶「八一五」派得到 駐軍54 軍大力支持，最後卻也難逃覆滅的下場；武漢造反派組織力抗保守派組 織百萬雄師與武漢軍區，也仍遭到取締與勒令解散。在「文革」之中，革命群眾 組織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僅僅只是與發動「文革」者的相互為用。也正是詭譎多 變的時局，使有心人得以打著革命大旗、攫取政治資本，藉由「文革小報」宣傳 自以為掌握的正當性，睥睨一切。以下筆者將就「文革」中的人、事、物等總結 本文幾個關懷層面。
第一節 參與者對「文革」的懺悔
不論從「文革」激進運動逐漸落幕的 1968 年，或者官方宣示「文革」結束 的1976 年，將近 40 年來，還是有許多「文革」參與者對當年的所作所為耿耿 於懷。不管是寫書、出回憶錄，或是接受記者訪問、開記者會，除了是為自己的 生命留下一段特殊的紀錄，為時代做見證，也在完成心靈上的救贖。筆者在第一 章呈現的，是14 位中老年人或是自發、或是受到感召，直面當年的過錯。然而 其中6 人在北京，其餘在山東（2 人）、河北、陜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
（皆為1 人），除了北京，分布的地理空間十分遼闊，以統計學的概念來說，是 具有隨機抽樣的代表性。其中陳小魯、宋彬彬、溫慶福1，均為所屬學校的「革 委會」主任、副主任，對指導該校「文革」運動發展有指標性作用，不可忽視。
報導稱，雖然溫慶福在「文革」中從沒對人動過手，但若看到有學生對老師 動粗，他會反感，不敢當面制止，他便「把頭撇開，或者走開」。他稱「因為不 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誤的，同時怕站錯隊，有壓力。」對於當年深夜帶人
1 溫慶福，「文革」發生時為湖南省益陽市三中共青團書記、「革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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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逮捕老師張瓊英並抄家的行為，他反思道：「如果還不道歉，那我們就都太老 了，就真的來不及了。」2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搜集到的革命群眾道歉報導中，
僅有落戶陜北余家溝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四川涼山自治州西昌高中造反派「地總」
紅衛兵楊里克公開承認曾經動手打人3，甚至開槍殺死俘虜4。其他人只是反省曾 參與批鬥會、抄家等「沒動手打人」的行為。無論否認是否屬實，鬥爭他人事小，
動手打人、殺人，在革命群眾的內心中儼然是難以承受之重。
然而，諸如陳、宋、溫等人雖為革命群眾組織領導人，其事蹟與反省也見報，
仍遠不及回憶錄、日記等記載的詳實。於是筆者選取重慶的周孜仁、李木森，武 漢的魯禮安等有出版個人回憶錄的革命群眾作為第四章的分析重點。以周孜仁為 例，他的回憶錄不僅有當年的日記內容，身為革命群眾報刊編輯的他，也深知群 眾組織內部決策的過程，以及中央文件、領導人指示、當下發生的時事如何引導 革命群眾報刊的報導走向。
周孜仁在「文革」爆發後，曾至北京「告狀」。在北京期間他感受到了「文 革」的肅殺氣息以及許多不理性行為。在回到四川老家後，他見到的是被抄家後 的舊宅，當時雖感家中的冷清，但隨即糾正了自己的想法：「大革命嘛，不打破 一些罎罎罐罐怎麼行呢？」5然而經過許多年，他在父母過世之後卻「默默祝禱 老人的亡靈在遠方安息，我總要痛徹詛咒自己的自私和卑賤。」6顯然他在內心 深處並未完全用「政治正確」說服自己，因此浮現了這樣的悲痛情緒與反省。
當重慶市造反派取得勝利、成功奪權之後，周孜仁出任重慶臨時最高權力機 關「革聯會」的《山城戰報》編輯，並且快速對曾經的政治盟友—造反派中的砸
2 〈趟過 45 年的心靈救贖〉，《瀟湘晨報》A05 版，2013 年 7 月 27 日。
3 王克明，〈我打谷志有〉，《炎黃春秋》2008 年第 5 期；
http://www.yhcqw.com/html/qlj/2008/531/08531143618BAKBJ25998F3F2A1JDBH6954.html，
檢索日期：2013/9/4。
4 劉霄，〈文革武鬥懺悔者：當年開槍殺人是為了掩飾膽怯〉，《廉政瞭望》2014 年第 7 期；
http://news.sina.com.cn/c/2014-04-01/115129839855.shtml，新浪網，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18 日。
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21。
6同註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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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西師八．三一」、後字二四二「紅總」）作出攻擊7，並細數「首都三司駐渝 聯絡總站」的十大罪狀8（因「首都三司」以首都紅衛兵的高姿態自居，又支持 砸派），如此企圖壓倒一切的態勢，最後卻因1968 年的「三．一五指示」，「八 一五」派一夕之間從天堂掉到地獄。周孜仁才發覺，原來以前奉為圭臬的首長講 話，在神聖的光芒落盡之後，竟然僅是一句又一句的信口開河9。他對「文革」
除了反思也有歉疚，他當年誣陷李乃如是〈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一文 的後臺，回憶錄中針對此事說到：「幾十年後，檢討自己一生行為，我為此深感 痛悔。如果李先生健在，我願意真心地向他表示我的歉意。」10
不同於擅長文字工作的周孜仁，李木森擔任造反派中砸派（後稱「反到底」
派）的領導核心，並規劃、執行1967 年 8 月砲擊、攻占嘉陵江大橋南橋頭的軍 事行動。面對砲擊後一片破敗的景象，「這些都給我『勝利者』的心頭蒙上了一 層陰影。當時搞起武鬥來，一心只想到『為毛主席而戰』，子彈、砲彈不長眼睛，
自己要是被打死了就當『烈士』，哪裏會去多想可能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呢？」11也 許與周孜仁類似的「政治優先」心理，李當時想大不了就成為「烈士」，其餘的 事情就不是那麼重要。
在 1967 年 6 月底的阻止解放軍上岸事件期間，李木森出現了派性與首長指 示之間的思想鬥爭。一方面堅持己方站在「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對支持「八一 五」派的重慶駐軍多有怨懟，一方面又受制於中發［67］178 號文件（〈關於糾 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的通令〉）與「省革籌」的權威，「懷著矛盾的心 理，既希望同意上岸的觀點辯論贏，好落實省革籌的指示，了結這一事件；又希 望反對上岸的觀點贏，因為那才是我們的心裏話……到底誰贏了好？我也說不清，
想不明，只好聽天由命了。」12最終還是非常不情願的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
7《山城戰報》創刊號第3 版，1967 年 3 月 14 日。
8同註7。
9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頁280。
10同註9，頁 301。
11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頁 89。
12同註11，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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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魯禮安也曾任造反派組織刊物（《新華工》）的編輯，不過因為當北京 傳來對譚震林等人的整肅消息（即1967 年「二月逆流」），群眾組織領導人如驚 弓之鳥，卻又彼此鬥爭，惶惶不可終日。如此險惡的外部環境，與魯在《新華工 報》編輯部受箝制，不想依照組織負責人的意志寫「遵命文章」，又不准按自己 思路為「革命」吶喊抒懷，魯禮安選擇離開了編輯部。
筆者觀察到，周、李、魯三人在「文革」期間都曾有高度的政治參與感，相 信在「革命」大潮中能有一番作為，並且是符合「政治正確」的。只是並不理解 瞬息萬變的高層政治動向，使他們的努力、理想一一破滅，甚至懷疑這場「革命」
發起的正當性。事後的追悔與反思，他們開始關懷與悲憫自己與週遭人、事、物 的境遇，就已經代表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革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