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共定義的報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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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魯禮安也曾任造反派組織刊物（《新華工》）的編輯，不過因為當北京 傳來對譚震林等人的整肅消息（即1967 年「二月逆流」），群眾組織領導人如驚 弓之鳥，卻又彼此鬥爭，惶惶不可終日。如此險惡的外部環境，與魯在《新華工 報》編輯部受箝制，不想依照組織負責人的意志寫「遵命文章」，又不准按自己 思路為「革命」吶喊抒懷，魯禮安選擇離開了編輯部。
筆者觀察到，周、李、魯三人在「文革」期間都曾有高度的政治參與感，相 信在「革命」大潮中能有一番作為，並且是符合「政治正確」的。只是並不理解 瞬息萬變的高層政治動向，使他們的努力、理想一一破滅，甚至懷疑這場「革命」
發起的正當性。事後的追悔與反思，他們開始關懷與悲憫自己與週遭人、事、物 的境遇，就已經代表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革命」的意義。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共定義的報刊功能
筆者在第二章提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馬克思與列寧，都曾對新聞媒體 提出自己的見解。馬克思認為唯有書報檢查制度廢除，並用法律加以保障，才有 真正的言論自由。而報刊應該辦成「人民報刊」13，貼近人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
並且存在監督政府、討論公眾議題等職責，使社會更加完善。對於「黨報」，恩 格斯用「民主集中制」的觀點來解釋，意即在黨內可以廣泛、充分討論具體的問 題，但不涉及質疑黨的意識型態路線14，加上捍衛黨的理念與駁斥敵對政黨的論 斷15，防止社會主義理論遭到曲解。從「人民報刊」變成「黨報」，所謂的「自 由」就已經是有限度的自由。
列寧締造了全世界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捍衛社會主義祖國不遺餘 力，包括出版自由也僅僅給共產黨所認可的特定政黨或公民團體16，並非國內所 有政治組織都能夠擁有。列寧稱這是暫時性的手段，黨要為減少乃至完全取消這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上冊，頁 352。
14 楊開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之評析〉，收錄於《台大新聞論壇》第一卷第二期，頁 4。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卷，頁 300。
16 陳力丹，《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思想體系》，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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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手段而努力17。換言之，在階級敵人以及對立的孟什維克派仍存在，為了統一 思想，言論管控制度就必須存在。列寧較馬克思更進一步的是，他認為「報紙應 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 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 告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 作。」18黨要更加全面的掌控輿論，使媒體貫徹黨的意志。
相較於馬、恩、列，毛澤東對言論自由就更加毫不諱言的表示：「對待地主 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等必須實行獨裁、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
不許亂說亂動。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
19自此，言論自由的有或無，就在於身分是「人民」還是「敵人」。
自中共建政之後至「文革」前夕，對報刊的管控愈加嚴格，例如對報刊的名 稱、出版地點、發行對象、性質與內容、編輯方針、領導機關與負責人、編輯人 員簡歷、出版頻率、每期出版頁數與份數、發行範圍、預訂和零售比例等，都需 經由當地黨委向上級黨委宣傳部報告，最後呈請中宣部批准。特別是省市以上的 報紙及主要雜誌，發行份數皆要經過中宣部審核、出版總署通知執行，未經批准 不得自行增加發行份數20。1954 年 7 月〈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21更是具有 指標性意義。該決議強調報紙須加強四個要點：理論宣傳、黨的生活重大問題的 宣傳、經濟宣傳、國際問題的宣傳。明確規定報刊具體的報導主旋律，無疑也是 限縮報刊自由發刊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到了「文革」爆發之際，革命群眾引用毛澤東在 1957 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 上肯定「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指示。雖然僅是認可大 字報，但筆者以為，這已經是從理論上獲得能出版以紙張為載體的宣傳物，在沒
17 《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二分冊，頁 42。
18〈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頁93。
19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1364。
20 〈中共中央關於報刊發行問題的指示〉，1952 年 12 月；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頁231。
21〈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1954 年 7 月 17 日；同註 20，頁 3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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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令禁止的情況下，「文革小報」的出版空間自然也在其中。在文革最初的1966 年6 月，毛澤東也認為「學生不讀書了，半年之內我看不讀書，最活的是讀報紙。」
22既然毛都肯定讀報紙比讀書更有益，群眾對報紙的重視程度也就日益增加。隔 年1 月，毛更是肯定「文革小報」的積極性：「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要大 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我們的報紙很死。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 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23正面肯定了小報的宣傳作用遠勝於黨報與宣傳 部門。
面對「文革小報」的欣欣向榮，中共中央在 1967 年 3 月和 5 月分別發出〈關 於各省市自治區報紙的幾項意見〉、〈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 企圖給革命群眾報刊設下一些限制，然而成效不彰。原因在於，經過1967 年的
「一月風暴」之後，重慶雖然成立了臨時最高權力機關「革聯會」，卻遭造反派 的「八．一五」派把持，另一造反派「砸派」根本不認同它的權威性；而武漢的 革命群眾聯合組織—「紅代會」，遲至 1968 年 1 月份才成立24。中共地方黨委遭 到奪權，新的革命政權不被廣泛認可或成立時間晚，使中央下達的命令缺乏督促 革命群眾組織遵守的力量，群眾也可以選擇性的加以解釋。王紹光稱：
在「文革」期間，當中央的號召過於籠統時，各省的幫派就會或是陽奉陰違，
或是根據其自身的最佳利益來解釋它們。如果中央的指示極為具體，尤其是當中 央決定否定這個或那個團體時，那麼，幾乎沒有人敢對中央決定的正確性產生懷 疑。25
中央下達的意思過於籠統，以 1967 年 5 月 16 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重 慶問題的意見》就（「紅五條」）是很好的例子，重慶的「八一五」派、「砸」派 都認為自己獲得中央支持、是勝利者，甚至舉辦大遊行慶祝；中央的指示非常具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 593。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頁30；1967 年 1 月 10 日。
24 王紹光 著、燕青山 等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頁 182。
25 同註 24，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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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則可以用《八一五戰報》刊載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評四川時局〉遭 毛澤東批判、周恩來轉述，後被點名成為五大「毒草」之一。
對於同樣的中央首長講話，同一地的兩派群眾也有著不同理解。1967 年 7 月江青肯定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重慶「八．一五」派的周孜仁對日益惡化的 武鬥感到憂心忡忡，「反到底」派（原稱「砸」派）的李木森對此沒太多印象，
甚至認為無論有沒有江青的講話，武鬥同樣都會發展起來，否定了「文攻武衛」
口號的促進作用。
除了對中央下達指示的解釋不同之外，重慶、武漢的「文革小報」雖然都有 許多篇幅都在批判地方黨委或其領導人，但筆者發現重慶和武漢對於批判地方領 導人時，呈現出來的，分別是「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模式的不同。重慶 的革命群眾組織在1967 年「紅五條」下達以後，才開始鋪天蓋地批判西南局第 一書記李井泉、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在此之前未有明目張膽批判地方領導 人的行為。武漢的情況與重慶相反，在1966 年 11 月之前，北京中央並未大張 旗鼓點名批判原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但群眾已經先行一步，開始稱王為「湖 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此說法在11 月 18 日獲得關鋒、戚 本禹的認可，顯然這是中央文革小組在等待地方群眾揭發王任重的錯誤之後才做 的表態。
重慶、武漢兩地雖有相異之處，卻也有共同點，例如武漢、重慶的小報有互 相聲援的現象。1967 年《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下達不久的四天 後，武漢《革命造反報》刊登當地組織發起批判李井泉的批鬥大會報導。同年武 漢「七·二〇事件」發生，重慶「八．一五」派馬上舉行聲援武漢造反派組織的 示威遊行。兩地消息互通速度極快，除了和四川與湖北是鄰近省份，有著地緣關 係，也代表革命群眾相當注意各自的動態。
再者，兩地皆有給軍隊領導人冠上綽號的習慣。1967 年「二月逆流」事件 發生，譚震林被塑造為反對「文革」的典型人物，武漢的《革命造反報》（《武漢 鋼二司》）亦在同年6 月 8 日、6 月 22 日、7 月 12 日共三期上發表 6 篇挖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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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譚」（武漢地區的譚震林）式人物的文章。重慶的情況是，同年5 月「紅五條」
下達，重慶「砸」派誓要與「山城趙永夫」（54 軍領導人）血戰到底26。不論是
「武老譚」或「山城趙永夫」，皆為揪典型人物的一貫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