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中國高校生與專業技術人才就業市場
第一節 、 中國就業市場人口流動與 Todaro model 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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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國高校生與專業技術人才就業市場
第一節、中國就業市場人口流動與 Todaro model 之結合
一.勞動力市場人口流動基本模型：
勞動力市場包含下列幾個要素：1.提供勞力賺取薪資所得的勞動者、2.支付 薪資的雇主 3.兩者共同組成的市場、4.市場供需共同決定出的價格，供需雙方交 易成功取決於價格與數量的決定，除此之外還有構成供需交易行為的場所設備等，
以及保障因素，這些則屬於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機制，包含養老退休保險、失業保 險、工傷保險等，最後才是政府扮演居中調節的角色。（鄧岳敏，2007）在勞動 力市場中除極少數單一、簡易家庭代工勞力，其餘勞動者多少必須藉由培訓或是 教育，訓練成為具備生產力的勞動人才，因此接受教育後投入職場找尋發揮所學 的工作，謀求相對應的薪資報酬，使得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儼然成為人力供給的代 名詞，而市場中諸多產業也因此被視為人力市場的需求。有鑒於往昔各研究文獻 多從單一角度分析，透過第二章引出本文主體：擴招後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再由 第三章表述出中國就業供需扭曲與產業發展趨勢，本章援引發展經濟學中的勞動 遷徙模型：回歸 Todaro 勞動供需探討教育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
發展經濟學中人口流動模式有三，分別為：路易斯模式（Lewis model）、拉 尼斯—費模式（Ranis-Fei model），以及本文所欲採用的托達羅模式（Todaro model），本節欲透過瞭解國家發展理論三種人口流動模式，並針對中國大陸現今 勞動力轉移的現象，以瞭解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制度面因素對於勞動人口流動所形 成的障礙因素分別為何？
（1）、路易斯模式（Lewis model）
Lewis（1954）發表了一篇名為「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文中談到發 展中國家農業及工業部門是並存的，藉由解釋兩部門間勞動資源的流動，建立了 第一個人口流動模型，也是本文第一章中所最先提及的「兩部門模型」。模型首 先假設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因此勞動邊際生產率極低，甚至負值，工 業部門則由於薪資差異而吸引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透過勞動力部門間轉移，加 速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提高其勞動邊際生產力與產值，進而吸收農村剩餘勞動 力，帶動國家經濟成長。模型中除了忽視農業發展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效，（陳 吉元，1991）另外工業部門技術進步後，可能會減少勞動聘用的疑慮，並且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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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質的假設也不足以解釋現實情況。
（2）、Ranis-Fei model
有鑒於（一）路易斯模型忽視農業部門發展性的部份，Ranis 和 Fei 在 1961 年發表「經濟發展理論」中從 Lewis 二元結構模式出發，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 過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與 Lewis model 相同，第二階段起工業部門的勞動邊 際產出小於勞動平均產出，因此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會在此階段出現趨緩，最後階 段則將二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趨於均等。R-F 模型被視為 Lewis 模型的再延伸，
文中強調經濟發展的過程乃肇因於將農村剩餘勞動力適得其所的轉換至工業部 門，但針對假設工業部門並不存在失業現象，仍不免遭受質疑。（譚崇台，1989）
（3）、Todaro model
針對像中國之類等後期崛起的新興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僅管城市部門失業 率不斷攀升，農村剩餘勞動力仍不斷向城鎮湧入，前述兩模型卻難以說明，因此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Todaro 農村剩餘勞動力是否遷入城市所需考慮的因素不僅在 於薪資水準差距，城市失業率的高低也是求職者決策中必須考慮的因素。本文採 Todaro model（1970）深入探討乃因 Todaro model 力圖解釋人口流動與城市失業 並存，也便是為藉此提出合理說明，在國家發展過程中並不以農村剩餘勞動力轉 移為一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工具，在 Todaro 模型中農村部門與城市的工業部門在 發展過程中都不能忽視。
（4）、模型適用性分析
Lewis 與 Rains-Fei 強調的都是經濟發展來自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移入城鎮部 門後，城鎮部門所帶動的國家經濟發展；Todaro model 核心則放在如何解決城鎮 部門失業問題、肯定農村部門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再者本文研究物件群體 為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因此關於勞動者教育年限是否過度、高等教育的專業 技術人才供需等相關問題，發展經濟學將「教育過度」定調為：讓沒有必要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意味著隨著教育的普及，讓學校所培育出的知識勞 動者遠多於社會上企業所需聘雇、提供的職缺（譚崇台，1992）檢視以上三模型 後可獲悉，采美國發展經濟學大師 Todaro 所推演的 Todaro-Harris model 為最適 切本文的勞動人口移動供需模型。
二.勞動人口流動的供給面：
Todaro 在模型中引入勞動者個人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部分，效益指的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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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整體與私人個體在接受教育後，社會整體與勞動者本身薪資水準提升、求職 者受聘雇的機會增加。成本部分則可分為接受教育所需付出的學費，稱為直接成 本，隱含的間接成本則來自於當個人選擇將時間與心力投資於接受教育，因為受 教期間原本可賺取的薪資損失。以個體來說，私人受教的成本會隨著對教育殷切 的需求而上升，與此同時教育對私人效益也會因為學歷的攀升而提高；但以國家 而言，補助人民受教的成本會隨著教育日漸普及而逐年擴大，但整體效益卻會隨 著教育普及後，教育的邊際效益作用會隨之遞減。
1970 年代 Harris 及 Todaro 所建立的模型背景來自于當時開發中國家農村存 在大量剩餘勞動力，但都市部門卻有嚴重的失業問題，在此情況下農村剩餘勞動 力卻仍持續向都市集中，進而加劇了城市失業，Todaro 透過分析結果得到在城市 就業市場已經呈現飽和下，農村剩餘勞動力仍不斷移入的動機來自於預期薪資的 概念，在都市薪資高於鄉村的理性預期下，儘管城市部門失業情況嚴重，個人決 策為了求取更高的所得，還是會選擇朝薪資水準較高、社會福利政策較優渥的省 份移動。
三.勞動人口移動需求層面：
Todaro 模型認為足以影響勞動需求者遷徙，莫屬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產業及政 府（國家）。開發中國家泰半為求經濟發展而推動高等教育普及，使得受過高等 教育的勞動人口大量增加，但何以業界的工作機會並未隨之大量增加？針對產業 界的情況，Todaro 亦由成本效益的角度著手解釋，認為產業用人需求首先是勞動 聘雇價格，假設雇用一單位勞動價格高於購入相同效能產出的一單位資本設備價 格，在成本極小化的考慮下，勢必以增加資本要素的投入代替使用，取代原先欲 聘用一單位勞動要素。16其次 Todaro 的國家模型背景設定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多 半由已發展國家引入，從已開發國家引入技術，開發中國家加以仿效，自然多以 資本密集的機器設備取代原先傳統的人力需求，因而引起失業，援引入中國擴招 的背景，在產業因為改革開放而技術進步，縮減雇用勞動人口時，中國教育政策 卻實行了擴招，形同在資方以資本取代勞動雇用時；擴招卻釋放出大量高知識份 子青年待業，再者發展中國家各項資源本就稀缺，過多資源傾注於教育，無疑設 限其他產業的資源空間，容易形成勞動供需失衡，也就是需求端（產業聘雇專業 技術人才）成長不及供給面（高等教育勞動人口成長的）增加速度，因而使大學 生就業更加嚴峻。再者發展是持續性而不間斷的，業界對於勞力聘雇需求往往隨 著全民高等教育的逐漸普及，進而提高往後的用人標準，人力資本學者（Spence，
1973）於是提出：「勞動者為在眾多求職者中被聘雇脫穎而出，有更強烈動機追 求更高的學歷文憑，以獲取就業機會。」17，
16 經濟學中假設生產商品要素主要分別為勞動、資本，勞動指的是人力資源的投入生產、資本來自於廠房機器設備添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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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與國家扮演的角色：
教育具有公共財以及正向外溢的效果（Fasih，2008），因此儘管私人辦學近 來在各國間皆有所耳聞，但國家政府仍是一國最主要的辦學機構，官方透過制定 教育政策將私人教育成本最小化，使得民眾受教權均等。以中國來說，計劃經濟 體制色彩始終難以褪去，過去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是由國家安排分配，大學生由於 接受大學教育的同時，並未花費太多私人成本，中共甚至出資讓學生念大學，因 此高校畢業後也由國家決定分配優秀技術能力的畢業生，並將其所學回饋給重點 國營企業。計畫經濟時期的大學生被視為國家重點培育人才，身份自然是一般職 工無法比擬，高校畢業生昔日在就業市場的優越地位，因為就業體制因應改革開 放而走向市場供需而被剝奪，甚至出現高學歷高失業率。以國家層面因素來說亦 可推論由於 2000 年起中國政府陸續推動重點高校政策，將各高校以「是否被列 為重點高校」來決定教育資源取得的多寡，高等教育政策出發點的不公平，連帶 影響產業用人素質，雇主同樣希望聘用「重點高校畢業生」，使得普通本科高校 畢業生在應聘時除了因為戶籍出身，亦可能因為畢業的學校非 911、285 而遭受 差別歧視，自身文憑價值含金量多寡也不免受到雇主差別待遇。
1985 年《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中國高校生就業機制變革的分水嶺
1985 年《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是中國高校生就業機制變革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