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緒論
第一節 、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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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高等教育大眾化議題，甫自二次戰後，是二十世紀的國際趨勢。1920 年至 1985 年間全世界共計創立 1854 所大學院校，其中逾半數成立於 1950 年代。（戴 曉霞，2000）。依據 1970 年學者 Martin Trow 於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 議提及「由菁英向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移轉問題」所衍生出的 Trow 模型中將高等 教育發展按照適齡人口（18 至 21 歲）區分為三種類型：菁英型、大眾型、普及 型，其學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為 15%以下、15 至 50%及 50%以上。（楊 思偉，2000）高等教育普及後，所產生的問題，如政府教育經費的收支比重、高 等教育勞動者就業供需缺口、受教機會區域均等議題相關問題，逐漸引起各國廣 泛重視。以中國為例，加拿大籍學者 Ruth Hayhoe(1995)呼籲中國高等教育應朝 大眾化邁進，引述鄰近台、日、韓等國，透過推動高等教育，提升人力素質，將 其培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王瑞琦，2001）。另外 1998 年，時任亞洲開發銀 行駐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也主動向中共中央遞交一篇《關於啟動中國經 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文，文中提到：「中國大學生毛入學率遠低於相 同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擴招可以刺激內需市場，進而帶動經濟成長。」（李 勇，2004）
中國屬於勞動資源豐富國，1998 年官方遂採納各學者意見，決定推動高校 擴招，欲藉由拉抬勞動力教育素質，提升產出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發展。Fasih
（2008）認為透過教育確實對改善勞動市場產出有相當助益，其研究並將教育因 素、教育成果、勞動產出三者做連結；但是當高等教育政策忽視整體社會發展、
未能與勞動實質需求配合，將使得高等教育勞動者在市場中出現失業現象。（劉 秀曦、黃家凱，2011）。根據 2010 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每十萬個中國人僅有 8930 位具有高等教育學歷，高等教育人口總量僅佔總人口 8.93%，美國為 60%、
印度也有 16%，中國大學生人口比率仍遠較其他各國比率偏低，出現就業困難的 現象被認為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與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模式存在相當落差，於 是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過度教育」。（劉志業、欒開政、李衛東，2003）因此當大 陸高校畢業生由 1980 年 14.7 萬人增加到 2007 年 447.8 萬人，增幅高達 30.5 倍 時，對於高校擴招政策是非批判的言論也隨之激增。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是 整體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蔡昉認為中國就業市場出現失業，乃基於中國經濟成 長未能帶來相對充分的勞動就業彈性，因此經濟增長未能有相對應的就業增加。
（蔡昉、都陽、高文書，2004）。
經濟學假設就業市場在勞動力同質假設前提下，相同職業型態下，薪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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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大同小異；然而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差異不僅是呈現在勞動 者本身產出效率，決定其工資水準，也因為省份區域間經濟發展失衡、當地產業 結構聘僱需求不一，均使得勞動力價格與勞動者分布出現很大的歧異，舉例產業 別而言：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吸納能力較強者，多集中於第三產業；以地理區位別 則以中、西部地區較能吸納過度剩餘的高等教育勞動者，因此縮短城鄉差距，無 疑為中國當局亟待解決的問題。（岳昌君、丁小浩，2004）。
人力資本理論將勞力視為可再投資的資本財，拉長受教年限、職業訓練，提 高勞動生產力，藉以謀取較高的薪資水平及福利待遇（Becker，1964；Schultz，
1968；Blaug，1976）其中勞動者投入受教年限的長短與在職場所獲取的薪資水 平兩者關聯，為最受廣泛探討的議題。勞動資本薪資函數（Mincer，1974)即透 過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本架構，認為人力投資是取決收入高低的關鍵因素。1970 年代起，歐美各國相繼出現高學歷高失業現象，傳統人力資本理論受到強烈質疑，
美國經濟學家 Freeman(1976))整理大學在校四年所需耗費的學費、生活費、因就 學而無法賺取的薪資所得，與高學歷畢業者終身所得相比，計算出投報率，強調 當高學歷勞動人口供過於求時，提高受教年限的投資報酬率，不及另外可行的配 套投資方案。台灣行政院主計處 2011 年所公佈的整體失業率有下降的趨勢；各 年齡層的失業率也向下修正，但具大學學歷以上的求職者失業率卻逐年攀升。顯 見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擴充與不足對於失業率均呈現高 度相關，政府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方面，應質量俱重；過與不及對於勞動力市場 都有長遠影響。（張芳全，2008）
傳統經濟學將失業區分為：結構性失業、循環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為了因 應近代各國教育普及化趨勢，闡述高等教育擴招對勞動市場的影響，Edwards 和 Torado(1974)提出「教育性失業」一詞，藉以和前述三者相區隔；「教育性失業」
性質相似於結構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偏重於經濟學層面景氣循環造成勞動有效需 求不足，所引發的失業，教育性失業則側重於國家教育政策推動高校招生過度擴 編；產業政策、市場又未能及時調整用人需求結構，因而產生失業。（劉秀曦、
黃家凱，2011）「教育性失業」一詞的出現，推翻往昔人力資本理論擁護的：受 教年限越長，必伴隨高生產力及高受雇率的假設過於簡化。Berhman(1987)探討 發展中國家教育擴充與經濟發展間的關聯性，發現教育投資報酬率到了一定量後，
會隨之下降。各國長期所關注的高學歷人口失業問題，過去的研究多從勞動者的 薪資收入個體面向著眼。對於總體產業政策與勞動要素遷徙的整合著墨甚少，因 此本文意圖援引 Todaro 勞動市場供需模型做出連結。
Todaro 勞動力市場供需模型，立論來自於發展經濟學的人口移動模型。中國 內陸幅員廣大，勞動要素遷徙與各省份資源要素稟賦不一，國家重沿海輕內陸的 發展政策，致使城鄉差距擴大，改革開放促使沿海省份經濟迅速獲得發展，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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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偏遠省份受到 195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劃分人民身份，與 沿岸一線城市的繁榮涇渭分明，各地的就業環境受到經濟發展程度影響，薪資水 平出現歧異、求職者過度集中於特定省份，造成特定省份失業率偏高。戶籍制度 形成的城鄉分割分化，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理性求職者的就業影響尤其明顯。戶籍 制度中勞動人口階級流動障礙，阻滯勞動力自由遷徙，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
足以顯見中國勞動力市場本身就存在就業艱困與就業供需矛盾，儘管如此多數學 者仍對於高等教育投資對提高個人薪資水平與就業機會有相當助益，仍抱持肯定 的態度。（陳曉宇、閡維方，1998)
中國官方近年大力推動教育普及；但直到 2000 年農村子弟具本科教育程度 者僅佔總數 0.08%。（姚裕群，2008），顯然不同地區的戶口受教權，有了生活水 平高低的階級差異。北京、上海等沿岸一線城市，成為高校畢業生就業省市的首 選，就業地區選擇過度集中，助長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姚育群，2008）而後 1994 年起，為避免各地高校畢業生競相湧入北京、上海等各地求職，各大城市 限制：「本科以上非本地畢業生求職者，必須通過當地民政單位部門審核，才能 取得留在當地就業的資格。」以北京公佈的《2005 年北京市引進非北京生源畢 業生工作程式》為例，非北京畢業生要到北京找工作必須具備 1 四個條件：「1.
進京審批表，由用人單位及主管部門蓋章。2.畢業生就業推薦表。3.畢業生已修 畢全部課程成績單 4.英語證書影本」，但相關審查指標不透明，各省市民政部門 所定的資格不一，因此就業審核證明的核發標準，引發許多社會爭議。（林宗弘，
2011）
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走向市場機制，溯及於 1977 年中國教育部召開「全國 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恢復高校招考入學，當時高校畢業生就業仍實施「統 包」，一旦進入大學，畢業工作已決定，但用人單位分配不一及畢業生心態怠惰 等弊端陸續在各地出現，中共教育部於是在 1985 年頒布「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 制改革的決定」，其中招生計畫中提到：「打破傳統，高校生從入學到畢業，全由 國家統一包辦並且直接支配到業動向；改以逐漸回歸供需雙方自行簽訂聘僱合約 的市場機制。」關於高等教育就業政策改革，本是為了避免分配不公與大學生取 巧心態，但也因此後續衍生出高等教育許多就業問題：升學競爭、人口流動、知 識失業。（楊景堯，1995）。
1998 年的高校擴招促使大學畢業生總量，在近年急速攀升，在產業結構衍 生出的勞動需求無法與高等教育政策所提供的勞動力供給增長量互相因應時，大 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後難以找到工作。當勞動力市場出現勞動供給者技能、訓練與 企業主勞動需求所釋放的職缺無法相吻合，此現象源於勞動力供求結構不一而產 生，經濟學家將之稱為「結構性失業」。對於產業政策面的「結構性失業」與近 來學者針對高校畢業生失業所提出的「教育性失業」，「教育性失業」針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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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高等教育勞動人口，確實為本文主要核心對象；然而本文認為中國大學生 失業的問題若是僅在教育供給面著墨，教學質量品質能否為社會所需，顯得過於 偏頗。固然為中國勞動力市場提供看似豐沛的高階人力資源，但當高等教育所刻 意培育出的勞動菁英在市場上卻面臨失業，顯見勞動供需質量出現歧異，於是本
群體：高等教育勞動人口，確實為本文主要核心對象；然而本文認為中國大學生 失業的問題若是僅在教育供給面著墨，教學質量品質能否為社會所需，顯得過於 偏頗。固然為中國勞動力市場提供看似豐沛的高階人力資源，但當高等教育所刻 意培育出的勞動菁英在市場上卻面臨失業，顯見勞動供需質量出現歧異，於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