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畢業生求職市場障礙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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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中國高校畢業生求職市場障礙與突破

一.高校畢業生求職過程中身分階級障礙：人口戶籍管理 表 4-5 昔日中國戶籍制度 居住地

社會身分 本地戶口 非本地戶口

農業戶口 居住當地的郊區，多半自 給自足。

絕大多數的農民工屬於 本範疇。

非農業戶口 居住當地城鎮，為城市居 民，享有國家配給福利。

其他省市遷徙入的城市 居民。

資料來源：Chan, Kam Wing and Will Buckingham.2008“Is China Aoblishing the Hukou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 195:582-606

Dorothy J. Solinger (1999)探討戶籍制度，發現中共實行戶籍主因有二：1.共 產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城鄉發展不均與城鄉流動人口是資本主義的後果，計劃經 濟必須消滅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自由，因此限制人口流動。2.模仿蘇聯農村集體化 運動，解決城市人口管理困難與物資短缺。（林宗弘，2011）

中共戶籍治理機制，採階級制由上而下包含：國家幹部體制、城市單位、集 體農村的人民公社。由於城鎮單位與人民公社是依據戶籍上互斥的非農業戶口與 農業戶口劃分人民身份，戶籍與城市單位職工以及人民公社社員的權利與義務相 互結合，形成城鄉隔閡屏障。（林宗弘，2011）1950 年代期間，農村剩餘勞動力 大量流入城市，1953 年中共政府頒布《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是 以國家名義下達的第一份阻止農民進城的法令檔。（張效直，2005）

表 4-6 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農業戶籍轉為城市戶籍途徑 農業戶籍轉為城市戶籍的三種途徑

1. 從軍：取得軍籍後就脫離民籍而歸部佇列管，退伍時成為城市戶口的 幹部或工人，稱為「軍轉幹部」。

2. 考取大學：屬「集體戶籍」遷入學校所在城市的公安部門，個人檔案 則由學校造冊列管，畢業生被分發到城市單位裡的幹部編制，個人檔 案與戶籍可以轉入城市。

3. 頂替：城鄉通婚的子女屬於農業戶口 (從母落戶)，若父親在城市單位 退休，子女可頂替獲得工作與城市戶籍。

資料來源：行政院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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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1 月 9 日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使城鄉有別的戶 口登記與遷移限制制度化，提出「隨母落戶」原則，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 持有城鎮用人單位的錄取通知、學校錄取證明或城市戶口登記證明及准予遷入證 明，向原戶口所在地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雖然目標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出 生、死亡、遷移和暫住人口變動登記制度，卻成為限制人口流動的計劃經濟輔助 工具（陸益龍，2003）。1985 年前各地方政府所能核定農業戶籍轉非農業戶籍限 額，僅占當地人口的千分之 1.5。（Wu、Treiman，2004）再者、根據表 4-2 第六 次全國人口普查，城鎮人口比重明顯增加凸顯出中國社會結構正面臨轉型、城鎮 化速度加快，農村人口逐年流失、流動人口比例較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流 動人口比例增幅高達 81.03%，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不一致且離開戶籍地半年以 上的中國人口高達 2.62 億（王信賢，2010），顯見戶籍箝制勞動人口合法取得就 業地戶籍與住民身分，造成中國流動人口逐年攀升。

戶籍影響之深，從 1950 年代追溯起，中國大陸社會組織是由國家幹部、國 企勞動單位體制與人民公社三者徹底分割，這三類階層的人事管理、擬定分別由 中共政府的人事部門、勞動部門與農業部門分管。從此一歷史可窺見中國長期將 人民身分有了職業大類的區分，就此三者就業身分的薪資收入差異，造就各自生 活水平差距，在原生家庭成長來自各地的高等教育學子，求職不免礙於原生戶籍 及父母職業等家庭背景而受到諸多牽制。戶籍由各省市公安部門統一掌管。通常 具備國家幹部身份的家庭，才擁有較多的遷徙與社會流動機會，相對而言，工人 與農民的子女幾乎沒有遷徙自由，改革開放前，多數的城市職工與農民都未曾離 開過自己的單位或公社。（林宗弘，2011）

在戶籍制度與集體社會組織之外，中共人口治理機制，改革開放前採取個人 檔案制度以及政治階級分層來控管，首先個人檔案裡登載的幹部資格與黨員政治 背景，構成了國有單位與人事部門用人篩選與幹部晉升的主要機制。（林宗弘，

2011）直到 1984 年人民公社瀕臨解體，城鄉間以個體戶、鄉鎮企業為名義的中 小企業快速崛起，農業勞動人口也開始向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流動，此時階級 間分際出現些許鬆動，但以黨立國的中共並未讓政治身份的人民階級制度加以淡 化；反而因為一線城市經濟崛起造成貧富差距，使得人民間因身分高低而遭受到 的待遇落差更加鮮明。（陳益元，2012）大量勞動人口渴望透過遷入城市就業而 改變貧窮的命運，中共為了防堵人口大量湧入城市，遂於 1984 年 10 月頒訂《關 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以及 1985 年《關於城鎮暫住 人口管理的暫行 規定》；但卻仍是以家戶為單位的人口管理法令，如此一來反而使得城鄉間貧富 壁壘分明、家計單位因貧富與政黨背景的有無而產生階級更加牢不可破，直到 1985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條例》，中國大陸才首次建立了以個 人為單位的人口管理制度。（林宗弘，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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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隨人民公社瓦解，個體戶、私營企業崛起，中國產業結構由集 體、國有轉向個體、私有；但勞動人口在各地流竄，無疑造成中共地方與中央政 府無法充分管控流動人口的就業、收入資訊，於是各地人事與勞動部門在面臨 1980 年代產業結構轉型時期，就業市場機制逐漸形成的立即反應是維持一貫的 高度政治控制：對國家幹部與高校學生個人檔案的控制。為求充分掌握高校生畢 業後的就業去向，在 1985 年以前，無論原戶籍地屬於農村或是城市，考取高等 院校時，強制個人戶籍暫時遷入大學所在城市的集體戶籍，畢業後再透過國家統 籌分配的就業機制，前往國家安排的重點企業任職，是故當時的高校生畢業後，

直接藉由就業分配取得城市戶口，因此當時的大學畢業生無論原戶籍地來自城鎮 或是農村，考取高校畢業後，形同取得國家幹部身份，在當時中國大學畢業生由 於就業動向受到政府管控，身分也與一般市井小民不同，畢業後直接取得國家所 分配的工作、戶籍也受到國家安排到各地落戶，高校畢業生的戶籍、個人檔案等 資料，都屬於國家重點管控範圍內。（Wu、Treiman，2004；徐俊、年曉萍；2009）

產業轉型隨著改革開放啟動的 1980 年代，中國開放沿岸五個經濟特區供港 澳臺等外資企業進駐，深圳等地方人事與勞動部門設立外企服務公司及人才市場。

外企服務公司初設立的本質，政治目的是為了管控外資雇用員工的個人檔案。

1980 年代末期，隨著非外資的本土私營部門逐漸興起，各地人事與勞動部門也 開始透過「人才市場」間接代管高校畢業生的個人檔案。（林宗弘，2011）中共 對於高校所培育的勞動人才，長期採高規格管控畢業生戶籍、幹部身份、就業區 位，由於無論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抑或是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時期，高校畢業生 被視為國家政策重點培育人才。

具備高等教育學籍身分者，有下列資料必須釐清：首先是戶籍，在本文前段 已說明各地學子考取大學後，可選擇將原地戶籍遷入高校所在地城市，就學期間 落戶為高校集體戶籍，此舉確保農業戶籍的學子在就學期間擁有城市戶籍。此舉 在就業受到配置時，農村出身的大學生與城市本地大學生並無身分上的差異，但 1985 年起大學生就業自主後，家庭原生背景就深深影響到畢業生求職。

其次是幹部身份，同樣按照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與市場經濟時期區分，高校畢 業生其實都屬於菁英份子，畢業後就業，中共官方擬定半年至一年的見習制，在 見習期間期滿後，透過轉正定級的方式，大學畢業生可正式取得國家幹部的身份，

1985 年前後的差別在於見習的工作是否由國家所分配，自行投入職場謀職的大 學畢業生，戶籍來自農村或城市本地，亦會關乎到雇主是否錄用，因此同一所大 學同樣科系的應屆畢業生間，因為原生戶籍也產生了身份差異，在就業機會上受 到不一樣的對待。（林宗弘，2011；徐俊、年曉萍；2009）

最後是大學生個人檔案，在校期間由高校統一造冊保管，分為學籍檔案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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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檔案，學籍檔案內容記載的為在校成績、修業情形等，人事檔案則在學籍檔案 內額外添附：就業報到證、轉正定級的記載、勞動合同、個人履歷。（李伯軍、

李敏玲，2007；曲德強，2008）轉正定級過程，登載高校畢業生個人檔案中，以 供社會識別其具有國家幹部的身份，此一舉措在人民身分區隔上便屬於一種歧視 政策。在 1985 年以前中共官方一手包辦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就業時，畢業生離開 高校便接受國家安排就業，在該企業見習期滿後，申請轉正定級，是透過在個人 檔案中紀錄任職見習期滿，表現考核優秀合格，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菁英，正式 成為國家幹部；但 1990 年代起，中國政府開始放手讓市場分配高校畢業生的就 業，畢業生就業不再受到國家支配，並不一定到國家管控的相關企業任職，國家 幹部的身份在高校畢業生選擇到私營企業、外資等公司就職時，其重要性雖顯得 褪色許多，但以是否具備國家幹部身份，作為人民身分識別，任何國家政策即便 再開放，都無法謂為人人平等。（張明英，2006；趙玉，2009）

李敏玲，2007；曲德強，2008）轉正定級過程，登載高校畢業生個人檔案中，以 供社會識別其具有國家幹部的身份，此一舉措在人民身分區隔上便屬於一種歧視 政策。在 1985 年以前中共官方一手包辦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就業時，畢業生離開 高校便接受國家安排就業，在該企業見習期滿後，申請轉正定級，是透過在個人 檔案中紀錄任職見習期滿，表現考核優秀合格，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菁英，正式 成為國家幹部；但 1990 年代起，中國政府開始放手讓市場分配高校畢業生的就 業，畢業生就業不再受到國家支配，並不一定到國家管控的相關企業任職，國家 幹部的身份在高校畢業生選擇到私營企業、外資等公司就職時，其重要性雖顯得 褪色許多，但以是否具備國家幹部身份，作為人民身分識別，任何國家政策即便 再開放，都無法謂為人人平等。（張明英，2006；趙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