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東協的和解

中國在 1971 年正式加入聯合國，並於 1972 年與 1979 年與日本、美國建交，

在 70 年代中國與東協的關係走入了新的階段。在對美改善關係的同時，中國也 開始積極對東協與其他尚未加入東協的大陸東南亞國家改善關係，才足以緩和緊 張的邊境關係，並突破安全與外交被包圍的困境（Yahuda，1996：197-201）。中 國與泰國於 1973 年改善，於 1975 年正常化。泰國由過往的親美反共立場改為獨 立不結盟。馬來西亞是自尼克森提出「和解政策」後第一個承認中國的協國家，

雙方並於 1974 年建交。雖然如此，種族問題與支持馬共仍是雙方的爭執點，尤 其在馬哈地執政前期，在強烈的馬來人主義下，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相當不友善，

直到 1985 年 11 月馬哈地訪問中國，簽署「投資貿易協定」與「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1988 年雙邊也簽訂了貿易協定，雙邊實質關係才有所改善（宋鎮照，1999：

81）。此外，菲律賓也跟隨美國對中國立場的轉變而改為友好政策，於 1975 年和 中國建交，印尼及新加坡雖未與中共建交但是雙方關係已沒有之前緊張。至此，

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不僅正常化，也開啟了雙邊實質經貿利益與關係。

鄧小平主政以後，於 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力 主「改革開放」的方向，中國頓時從毛澤東時代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經濟政 策，改為部份性的開放，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被改為 對外經濟特區，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在經濟特區的試驗成功後，中國又再開放其 他 14 個城市，由此開始，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率的引擎。中國對外發展 的政策目標是藉由開放沿海的港口與島嶼，引進外資讓沿海地帶區域發展之後，

再帶動其他較為落後的內陸地區發展。但是，在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國無法將國 內外的資源、市場與經濟發展作有效的整合與運用，於是改採以「兩頭在外，大 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概念，將發展主軸定位在先透過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

以尋求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再藉由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與結合內陸落後區 域的發展，達成「完整產業體系」與「均衡區域發展」之「兩個傾斜」的政策目 標（李文志，1996）。

東亞的經濟版圖從 1970 年代初期至 1980 年代中期，基本上仍延續垂直分工 的關係，但由於積極推動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家逐漸興起，因此先進國家和新 興國家出現部份水平分工關係；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東亞各國產業 間水平分工關係持續擴增，三級分工模式逐漸出現垂直、水平兼具的複合式分工 關係，在 80 年代末期東協國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在 92 年實施二次經改後經濟成 長徒增，東亞各國的產業分工關係逐漸形成以美國、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國、東 協與中國間的菱形分工模式（蕭全政，2001b）

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與開始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運作，中國的東亞政策也隨 之改變。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外向型經 濟發展策略的總方針後，中國以大陸戰爭為主的軍事戰略，也隨著1984年開放沿 海經濟特區，與1985年確立「和平發展是當前世界的主流」，逐漸從大陸轉向對 海洋的佈局。為了確立其海權的建立，中國更於1989年提出的「近海積極防禦」

（Active Offshore Defense）戰略，並陸續裁軍百萬與撤消昆明、武漢和新疆等內 地軍區，可說是中國整體國家發展目標重心轉移到海洋的轉折點（李文志，

1996）。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對海洋東協國家的策略就不再只是友善而已，而是更 積極地開拓對東協的經貿往來，因此更進一步努力將中國─東協關係正常化，最 終在 1991 年成功地對東協所有國家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

在 1989 年爆發的「天安門事件」，則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中國在 1989 年 6 月 4 日於北京天安門前以武力屠殺在場的示威人士，這引起國際社會的嘩然，並 導致西方世界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封鎖對中國的貿易。在初步見有成果的對外 貿易的經濟發展，在此時此刻的經濟封鎖，對中國的傷害不小。隨即發生的柏林 圍牆倒塌與蘇聯的垮臺，冷戰的終結也讓東南亞區域出現了權力真空的情境。這 都給予中國與東協雙方造成了開啟更進一步經貿談判與合作的誘因。冷戰的終結 意味著東協的存在目的再度成為疑問，而除了反共的目標以外，東協似乎也只剩 下不特別有力的經貿協商平臺的功能。東協於是需要在新的時代找尋自我的存在 價值，而亟需開拓對外經貿關係的中國，就成為了東協絕佳的對話夥伴。這一個 歷史轉折，也預見了在 90 年代中國與東協國家整合的加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