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結束後到今日，東亞出現了革命性的轉變，整個區域秩序與體系從因 冷戰而產生結構化的穩定以及趨近於靜態的互動中逐漸鬆綁。從美蘇兩方勢力幾 乎決定整個東亞的命運，到大國勢力的退出與區域國家試圖重整與崛起的過程。
先是蘇聯與中國所掌握的大陸東亞，與美國與日本所掌握的海洋東亞的互不侵 犯，但互別苗頭，進而轉變成現今東亞似乎逐漸擁有自我整合的態勢。在這個結 構限制下，我們也看到個別國家試圖突破結構，展現能動性的努力。
中國首先以國家生存與安全為考量，對東南亞的政策取向以邊境安全為最優 先的衡量因素，雖然歷經國內領導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有較 為強硬與主戰的取向，比如韓戰的參與、中越戰爭的爆發、臺海數度的軍事對峙 危機等，也有較為和平與傾向爭議擱置的取向，比如對印度支那保持不直接干涉 的政策。
本章首先將提出自冷戰後中國對東協整合的策略趨勢的整體分析。中國對東 協整合的原則是以生存為主，發展為輔。另外，中國在對東協國家的策略上則是 先面對週邊的大陸東南亞國家，再循序漸進地將勢力推向海洋東南亞國家。在中 國與東協的整合過程中，中國為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壓力，不斷地釋出善意與 利多，希望以此獲得東協國家的信任以及增強東協與中國整合的意願。然而，對 於中國來說，與東協的整合所獲得的利益並不是首要目的，而是中國希望以此在 東亞取得主導地位，甚至以此開拓國際空間。第二，本章將總結東協在面對與中 國整合的立場，由於東協從成立以來即在大國勢力角力的陰影下，這導致東協國 家無時無刻地遊走在各勢力之間尋求支點的平衡，並且藉由與中國整合的動作，
換取美國與日本等其他國家的積極回應。但整體而言，由於個別國家間簽訂雙邊 貿易協定的趨勢，東協國家在東協的架構下個別的能動性增強，相對來說，東協
的統合力也就漸降低。本文最後亦將提出臺灣的因應之道，筆者認為臺灣應該更 有彈性地處理對外關係，且應當更為謹慎地在美日中等大國勢力之間的盤旋，不 能只是僵硬地堅守某個立場，而是以臺灣整體利益作優先考量。除此之外，也要 積極與區域內其他國家結盟，以及採取多元的次軌外交的策略，善用本身對東南 亞的聯結以締造出最大的外交經貿空間。
中國的整體觀察
整體來說，中國的區域外交政策呈現一條明顯的軸線，不論是毛澤東時代的
「一面倒」，亦或是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雖然有方法與手段上的差異，
但總歸地說，中國的區域外交政策是以生存為先，發展為後的實用主義思想作為 基礎。一般被認為意識形態以及鬥爭思想極重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曾與國民 黨妥協合作，另外，在對蘇關係上也曾有先低頭以求穩固北方邊界的前例，我們 可以以此看出，就算是被認為堅守共產主義價值的毛澤東，在面對國家的生存與 發展時仍必須以現實為重。
在哪一個歷史時刻中國是以追求生存的目的來配合發展，在哪一個時刻又是 追求發展來配合生存，必須視各時期不同的國際與區域政經局勢而論。1990 年 代初期冷戰剛結束，新中國剛建立不到五十年，國家內部政權尚不穩固，國際局 勢又被分為美蘇兩陣營，迫使中國採取迂迴的對蘇友好政策，但一旦蘇聯踩了對 中國來說不得踩的紅線而爆發「珍寶島事件」，中國也毫不猶豫地以國家利益為 優先，斷然對蘇批判，並且同時爭取對美關係的和緩。與此同時，中國對東南亞 關係上採取先求邊界穩定以圖生存的策略，因此對緬甸甚至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當 地毛派的支援請求都不直接回應，並且承諾不會將共產主義輸出到印支半島。另 一方面，中國仍然默許在海洋東南亞國家內的左派游擊隊行動。這個對中間地帶
國家的邊境防護的展現。對於中國來說，在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左派游擊隊不見得 可以成功奪取當地政權，但適度地擾亂可以阻止美國勢力透過東南亞滲入中國本 土，可以說是當代所說的「決戰境外」的概念。
從 80 年代起，中國對東南亞開始採取睦鄰政策，此一時期，中美關係出現 和緩的局勢，中國對東南亞的態度也隨之改變，中國不再擔心美國勢力會直接透 過事介入東南亞而對中國產生影響，並且，對於中國來說，東南亞國家因地緣因 素使的中國需要與其友好，以鞏固中國在東亞的「後院」，因此睦鄰政策被大力 推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對未來以大國崛起的姿態來面對世界的想望與野心。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家發展可以長期不受到國家生存與國土安全的威脅所影 響，除了美國對太平洋國家與大西洋國家的各種單邊與多邊的軍事合作、安全協 定以外，不能忽略了美國於更早以前就先處理好美國的後院，也就是拉丁美洲。
美國需要拉丁美洲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對美國無法產生任何程度的威脅，才有辦法 超越生存階段，而前進到對外發展的霸權之路。這個美國與其拉美後院的宰制關 係，是否是中國引以為鑑的範例，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區 域環境下，雖然中國鄰近週遭的地緣政治遠比美國更複雜，不過東南亞仍然是中 國向外發展的重要後院，而東南亞國家也是中國週遭國家中最為分散，最不集中 的區域。這一點與拉美的國際關係相當類似。在當代的亞洲地緣政治中，中國分 別與蘇聯、印度、日本，甚至是臺灣，都有不同程度的緊張與競爭關係，更突顯 出「東南亞後院」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也在進行自己版本的另一種「圍 堵」形式的政策，企圖先中立化東協國家，後在經貿與安全上將其影響力滲透至 這個區域，以此包圍美日的海洋勢力在東亞的據點。
有論者以為中國在對東協關係上，以經貿形式的合作與遵守互不干涉內政、
擱置爭議等「東協模式」的作法，是表現出其成為一個國際上負責任的成員的意
願。而中國又與俄羅斯與印度分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處理邊界爭議更十足證實其
「睦鄰政策」的實踐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真誠的，是目的性而非手段性的。這 是值得國際社會給予肯定的，並且中國在軍事預算上大幅度的成長與現代化，更 是一個現代國家所「應得的」（Shambaugh，2005）。然而，卻也有論者以為，中 國一連串的睦鄰、富鄰政策，帶給東協國家的不是絕對的利益，也是一種收編。
再者，儘管東協國家努力在「東協+N」體系中努力建立東協的主體性，它 們仍然被區域霸權所主導與影響，東亞的經貿合作機制，不論是關稅、金融或是 其他各種自由化的措施，縱使在短期內有利於東協國家的利益，但是在區域建制 化的過程中也逐漸讓渡出個別國家與東協整體本身的主導權。並且，東協國家在 以日本為首的雁行體制逐漸瓦解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後，並沒有成功進行產業升 級，過度依賴外來資金與外來技術的經濟體質，讓東協國家在外資上逐漸由依賴 西方的外資轉成依賴來自中國的外資，在技術上又仍需要日本的協助，東協國家 在與東亞區域強國整合的過程中更讓自己深陷受制於人的泥沼中。在這個前提 下，中國對東亞共同體的主導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重現了歷史上的朝貢體 系，這對東協的未來是相當不利的。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中國與東協的整合過程 中，中國是處於積極介入的一方，而東協則是消極回應，並且東協時常陷入明明 主控權不在己，卻自以為主控權在己的「幻覺」（Delusion）（Martin Jones、Smith，
2006：44）中國從戰後至今對東協的一系列友善睦鄰政策，展現出來的不是整體 的目的性戰略，而只是手段性的戰術，是海面上的浪花，而非海底裡真正的暗流 推進方向。中國事實上是利用了對東協國家的收編，成就了其成為不可違逆的區 域霸權。
在中國友善的東亞政策中，對週邊國家從俄羅斯、北韓、印度以至所有的東 協國家，中國都一以貫之的以先擱置爭議的作法，讓政治界與學界都一致肯定中 國的「和平崛起」時，卻仍然有日本與臺灣這兩個「特例」來反證這個「和平崛 起」的中國。然而，唯有偏執的套以理論架構，以絕對正面或絕對負面的角度來
觀察中國的東亞外交政策，才會將異於理論假設的部份事實用「特例」來帶過。
在對日關係上，中國雖然是日本最大對外投資國，但在特定問題上，中國不僅毫 不友善，還能適度操作唯心民族主義來處理對日關係。比方說 2004 年 8 月在中 國舉行的亞洲盃足球賽，日本隊在中國遭到足球暴徒（football mob）的包圍，
或者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等等，中國都展現出其並未遵 守「和平」的原則。而在對臺政策方面，中國同樣以僵硬的主權立場對臺灣施加 壓力，雖然中國對臺灣不同政黨在強硬逼統的立場有所差異，但是對臺灣海峽沿 岸的軍事部署都毫無縮減之實。中國對日本以及臺灣並未採取其所宣稱的「和平
或者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等等，中國都展現出其並未遵 守「和平」的原則。而在對臺政策方面，中國同樣以僵硬的主權立場對臺灣施加 壓力，雖然中國對臺灣不同政黨在強硬逼統的立場有所差異，但是對臺灣海峽沿 岸的軍事部署都毫無縮減之實。中國對日本以及臺灣並未採取其所宣稱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