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
本論文將以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權力、稟賦與利益三者為基本的分析 架構，並從國家、區域、全球三個層次切入，從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實存歷史進程 中，為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在整體的政經脈絡中定位，並探討在區域政經結構 下，中國與東協國家在整合過程中的結構限制與突破結構地位的企圖。以及中國 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又如何影響亞太區域與全球的的政治經濟結構。藉由對中國與 東協國家整合的整體歷史結構與演變過程的探討，在特定歷史情境與發展階段 中，國家與區域對利益與權力的追求如何在國際與區域的政經結構中被被動影響 與主動對應。本論文將以歷史結構的研究方法，試圖突破其他理論框架，將宏觀 的政經結構與微觀的微區域主義的合作進行整合，以求得更全面與整體的脈絡。
「政治」指的是與權力分配、行使及其後果有關的事物，政治分析所關注的 乃是社會關係中所涉及的權力關係（Hay，2008：4）。在此同時，「世界上決不 會有離開經濟動機的純粹政治活動。每種政治事件都包含著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意 義」（張金鑑，1966）只要政治動力的存在必須符合某些經濟條件，那麼政治分 析就應當認知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並加以深入探究（Hay，2008：4）。由於「權力」
與「利益」間不可分割的互動關係與共同基礎，因此必須要將政治現象與經濟現 象的探討加以整合。政治與經濟最終關注的仍是利益的實踐，只不過在利益的實 踐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功能與內在邏輯：政治側重於資源汲取的極大 化，而經濟則是資源配置的極佳化。而對特定行為者而論，政治與經濟行為，皆 表示行為者依其自身自利的動機，利用其稟賦以汲取資源與追求利益（Gilpin，
1987）。
因此，本論文採取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這個政治經濟
現象進行分析，並試圖排除過於抽象化、形式化與一般化的理論概念，改以兼具 主觀理性行為與客觀結構的互動所呈現的歷史特殊性做為分析途徑。行動者是整 體歷史因果發展的最重要觸發者，也是最後結果的承載者。唯有落實到行為者的 層次，才能知道歷史因果的果為何，也才能瞭解整個歷史的因。所以，如果要分 析政治經濟現象，解決政治經濟問題，就要先分析歷史的因果（蕭全政，2007：
49-50）。
政治與經濟整合的基礎在於主觀行為者與其客觀稟賦的互動關係。當行為者 以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行使對權力與利益的追求時，單就行為者主觀行為層面的 理性、偏好等自利行為是不足的。同時我們必須要觀照該行為者的客觀稟賦特 質。「稟賦」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在行為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資源取得 與極大化時，必然涉及與其他行為者的競爭，而競爭的本質即是權力的運用。行 為者需要根據其自身的稟賦與資源，運用權力以取得利益。稟賦是行為者從事政 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重要基礎，基本上包括各種有形、無形能為行為者動員以追 求利益的資源；稟賦並隱含著行為者從事政治或經濟活動所將面臨的機會與限 制。稟賦的變遷即表現相關行為者的自利活動在動態歷史過程中的變遷；擁有不 同稟賦的行為者間的關係與互動，必須從整體社會歷史的結構變遷中才能完全掌 握（蕭全政，1988：43-44）。
「利益」一詞，某些時候也可以指涉賭注（stakes），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可 以說行為者為確保「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必然會有自利性的行為。其中，有助 於行為者「自己」的存在與發展的，都屬於他的利益範圍（蕭全政，1988：50）。
因此，行為者如何認定「自己／他者」以及何為「自己」的利益即為重要的課題。
如何釐析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解答「你是誰」─自我認知的形成、機制與內涵？以 及如何在國際社會的建構中掌握「你與他者」之差異（獨特的利益與偏好設定）
隨時空進程而衍生的動態發展（Hopf，1998：174-176；李文志，2003：10）？
事實上，行為者確認其「自己」或立場的過程，決定於相關時、空與人的條件。
因此，利益的內涵與特質相對地決定於不同時、空、人的條件（蕭全政，1988：
50）。
在分析行為者確認其「自己」的利益的過程時，必然隱含更深層的「偏差」
（bias）。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都隱含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種衝突的 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因為組織本身即是某種偏差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因此，某些議題會被安排進入政治領域，而其他則被排除出去
（Schattschneider，1960：71）。在這裡，組織（organization）若被代以整合
（integration）一樣適用。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一樣有特定的偏差，尤其是偏 差的動員。整合的動機與目的都不是中性或單面向的，反之，它們都有特定的議 程（agenda），不論是手段性的或是目的性的。特定的偏差隱含著特定的利害關 係，因此，理性行為者必須權衡自身之稟賦與各個利害關係進而選擇對其有利的 偏差結構，以達到資源利用的極佳化與資源汲取之極大化（蕭全政，1994：
51-54）。
在國家的層次，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冷戰體系下分別承襲美蘇兩方不同的意識 形態陣營因而有其不同的經濟與國家發展。中國自 50 年代的毛澤東的外交政策 方針下，採取較為封鎖的基調，將中國的外交與經貿限於敵視國際體制與共產國 家互助的框架內，讓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限制於親共的緬甸與北越等國。但在鄧 小平掌權的 1978 年後，整體政經結構的現代化與改變，讓中國以不同的面貌來 處理與東南亞的關係。進而有與東協國家更積極整合的政策。中國在這時也從以 對內的「反和平演變」發展為日後的「和平崛起」，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爭霸的 路途既要低調謹慎，又必須積極佈局，中國在冷戰結構與國內政經體制的結構下 的國家發展歷程都影響不同時空下的特定立場與政策考量。
東協國家則在美日為首的「雁行」經濟發展模式下，進行國際市場的分工與 發展。不同東協國家本身也各自具有不同的國內與區域間的演變。印尼因為戰後 的國內政治之故，與中國互動時冷時熱，有時採取印度式的不結盟政策與中國互 動頻繁，有時又因右派強人的上臺而敵視中國。而泰國則因為中國與柬埔寨的建 交而與中國有數度摩擦，並在 60 年代因捲入越戰，國內出現共產勢力的武裝鬥 爭，而正式與中國為敵。直到中蘇交惡後中國才開始積極改善與東協的關係，並 在 1972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雙方才逐漸冰釋過往的對抗政策。直到東協正式 地進入整合，才開始較為一致地進行與中國的互動與整合。當東協於 1977 年締 結優惠貿易協定時，東協才算正式進入區域整合的階段，而與中國的整合也正式 開啟。東協的整合原則是以擱置爭議的「共識決」，這其中也表明東協內部的政 經發展不均與各別安全與相關政策的不一致性。
東協整合一直在 1977 年才正式有實質的協定產生，可以說是來自區域外強 權─美國的刻意安排（Carpenter，1998：294）。在此以後，有關於區域整合的動 力來自於各方，最後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南韓都簽署了相關的自由貿易的倡 議。然而，在區域上，東協仍然在追求東南亞區域內部的整合，以強化自我經貿 實力。事實上，東協無時無刻不在擔憂來自外部的政經壓力，特別是以產業同質 性最高、吸引外部投資（FDI）的競爭最具威脅性的中國，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組 織如 IMF 與世界銀行。
以全球的層次來分析，又可以看到檯面上許多經貿協定的簽署、眾多繁雜的 合作項目，以及各式不同的倡議，都仍然被壟罩在海陸爭霸與亞太主義、東亞主 義、東協主義等不同內涵的區域主義競合的宏觀結構之下。從冷戰結構的陣營分 佈，與扇形戰略的提倡，到中國的「反霸」戰略，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 下，東亞區域的合縱連橫都反映出更大的圖像。全球的結構背景、中國與東協整 合對結構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都不得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