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安排

本論文冀望以歷史結構研究方法，針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分析得到該現象在 亞太整體區域整合中的定位，並藉由雙方不同層次的區域整合窺探實存的政經結 構與趨勢，從多重的互動下觀照其對亞太區域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整體冷戰結 構的形塑、中國與東協建制的政經發展脈絡、雙方的互動與整合進程將是本文之 重點。

第一章為「導論」。本章將在研究動機與目的中突顯區域主義與整合之於國 家與全球的影響，並闡釋中國與東協的整合之初步介紹。其次，在文獻探討部份 將分析各種不同的典範與認知如何分析該整合現象，試圖藉由簡介相關文獻作出 其優缺點之評析。

在研究結構與方法部份，將說明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及權力、利益、

稟賦與偏差各概念的初探。再以國家、區域、全球的層次切入中國與東協在地緣 政治與經濟合作，以及區域和全球結構的不同意涵。最後就章節安排作一說明。

第二章為「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本章將就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國際政經體系變遷作一結構性分析，美蘇的對立所產生的兩極體系、在追 求經濟秩序重整中所建立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在亞太區域形成的結構背景。另 外，也將探討東協各國與中國的發展過程與整合的開始，以及中國的外交戰略與 對東協關係的演變。在冷戰結構下的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一面倒」的外交政策，

並效法蘇聯進行對東南亞的「革命輸出」，使東南亞國家各政府深感威脅，也間 接促使以反共為宗旨的「東協」的成立。經由美蘇中競合關係的變化，中蘇交惡

後，中國在全面改善對外關係的同時，也追求邊境緊張關係的和緩，因此中國逐 漸轉變其政策（Yahuda，1996：193-201），並開始向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支那半 島的大陸東南亞國家）伸出觸角，降低來自南方的威脅。東南亞諸國則與這時期 的中國有各自的交流，尚未達到整合的階段，並且在東南亞諸國彼此之間的矛盾 亟需來自美國的做中間的調停與整合的力量，直到 1967 年東協的成立都讓東協 與中國的整合在此階段被設下很大的限制。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必須 要向邊境國家拓展其對外關係，同時中國於 1970 年代初開始與美關係緩和並加 入聯合國，在此時期，中國開始進行睦鄰外交策略，積極與與東協改善關係，再 加上毛澤東時代的結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政策走向轉變為「改革 開放的和平外交」，陸續與東協各國建立外交關係。

第三章為「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7」。本章就冷戰後期的中美 建交、後冷戰時期一超多強體系的建立，與亞太區域發展的困境，以至造成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構條件與背景作一探討。自冷戰後期起，東協國家便開始與 中國展開互動，也因為美國自越南撤軍，與尼克森主義所強調的「和解」政策的 影響，東協國家開始擁有對外較為一致並自主的政策。冷戰結束後，1989 年的 天安門屠殺事件所引發來自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尤其在美國對東亞大陸的新圍 堵政策影響之下，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力量以「和平演變」來圍堵並給予中國壓力。

中國內部自 70 年代起的經濟改革受到相當的阻礙，過往中國以經濟改革來紓緩

「和平演變」的方式受到阻撓，這逼迫中國必須轉進東南亞與非西方國家以拓展 其對外經貿關係，也因此中國擱置南海主權等與東協國家長久以來最大的矛盾與 爭議。在中國不斷示好的情況下，東協也對中國改較為友善的外交經貿關係，1991 年，中國與東協全面恢復外交關係，合作多個協議與組織，此階段為雙方關係正 式加溫的開始

第四章為「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1997-2007」。本章就東亞金融危機

後的亞太區域為主，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九一一恐怖攻擊與其對 美全球戰略的影響、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經濟合作整合，產生了東協加三、東亞高 峰會，甚至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等進行分析。這些事件都不斷地在刺激中國 與東協雙方的整合範圍、步調、與考量。中國與東協在這段期間所作的整合以經 貿為主，雙方的整合走向更正式的建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成功解除內 外多個矛盾而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並以金融危機為契機，加強自身在東協 的影響力。東協也結束了多年來對於共同建制目標的欠缺，走向建立特殊金融與 經貿共同體的道路，開啟了「東協＋」體系的建立，這也讓東協與區域內大國進 行區域整合時更有實質的內涵，逐步擺脫過往口號大於實質的「形式化共同體」。

第五章為簡單的結論與展望。

第二章 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

第一節 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下的東亞

十九世紀以前的東亞，在歷史、地緣與文化上長期以來一直保有密切的關 係，而在政治、經濟、外交與安全各層面上更是存有著互賴關係，整個東亞當中 的霸權核心，則集中在東亞大陸上的帝國，直到清朝為止。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 紀間，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改變了東亞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更是幾乎完全切斷了中國與東南亞的密切關係。於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關 係，在冷戰時期所面臨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局面。冷戰結構影響著雙方各自的發 展模式，也限制著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被美國與蘇聯所分別代表的資本主義集團與 共產主義集團分割為兩半。1946 年 2 月，蘇聯總理史達林在一場演說中指出：「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因此該當以共產主義取代 之」；同年三月，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表示：「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

自此，「冷戰」正式成為描述二戰後世界局勢的代名詞（王曾才，1989：480）。

這兩國以意識形態為名，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軍事上對立，形成了冷戰 的兩極體系。這個以美、蘇爭霸為核心的東西對抗，事實上是循著政經意識形態 和地緣政治特質上的差異而開展，並因而展現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峙（蕭全 政，2004：4）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於 1944 年簽署「布列敦森林協定」所確立 的「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1947 年由 24 個國家所簽訂 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並緊接著 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確 立了以自由貿易之名為主軸的貿易與金融體制，使西方陣營得以對開發中國家產

生較為不利的偏差之餘，還對奉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產生排擠作用。另一 方面，在 1947 年，美國警覺到蘇聯的勢力逐漸開始散布至西歐與南歐，遂以圍 堵政策對應，杜魯門總統於 3 月 12 日發表了後世稱為「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的演說，表示將在軍事與經濟上支援希臘與土耳其，以免其落入共產 主義的勢力之下。在美國對蘇聯整體的圍堵策略上，較為軟性的是馬歇爾計劃中 對西歐的金援與戰後重建，而杜魯門主義則代表的是強硬的軍事面（Freeland，

1972）。杜魯門主義的精神，也將在日後擴張至冷戰中美蘇在全球的各式衝突對 待，可說是最不修飾，最直接的對立姿態。美國首先與拉丁美州諸國簽署共同協 防條約，並於 1949 年與大西洋週邊盟邦組成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在東亞方面，韓戰於 1950 年六月爆發，於是美國 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澳大利亞和臺灣等太平洋國家先後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 約，因此而促成 1954 年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出現。

在共產半球，蘇聯也相對地於 1955 年主導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Pact）

的成立以與北約組織分庭抗禮。在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也開始浮現其嘗試 突圍的努力，1954 年四月，緬甸、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國總理 在可倫坡（Colombo）集會，印尼總理沙斯特阿米佐約（Ali Sastroamidjojo）提 議召開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該會議於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 萬隆（Bandung）舉行，其時隸屬於蘇聯陣營的中國，則在印度的建議下被邀請 參與。萬隆會議開啟了有別於美蘇兩陣營之外的第三條路－不結盟運動。亞非會 議旨在加速結束戰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尚存的西方殖民統治，並拒絕新一波的包 括美國與蘇聯帝國主義霸權的控制。分屬於美蘇不同陣營的國家也不全然被排除 在外，包括日本、中國都有參與。這也讓中國得以在封閉的兩極體系中開創一定 的空間得以與對立陣營或於冷戰邊緣界線的國家開啟對話與交流。

冷戰局勢下的東亞，亦在這個兩極體系下有不同的發展。中國與蘇聯於 1950 年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同支持亞州各國共產黨的游擊叛亂行動。

中國在建國之初，基於美國有干預中國內戰的前科以及其意識形態的對立等因 素，使得中國對美國沒有信任感。再加上建國初期，國家內部的重整與國際地位 都尚未穩固的情形下，為求蘇聯對新中國的支持，中國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 策略。

中國從建國以來，其外交政策即在一個矛盾的情境中，一方面，毛澤東提出 要追求獨立自主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卻緊密跟著蘇聯的步伐「一面倒」，不時受 限於來自蘇聯的壓力。在 1945 年，蘇聯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簽署「中蘇友好

中國從建國以來，其外交政策即在一個矛盾的情境中，一方面，毛澤東提出 要追求獨立自主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卻緊密跟著蘇聯的步伐「一面倒」，不時受 限於來自蘇聯的壓力。在 1945 年，蘇聯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簽署「中蘇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