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國與東協國家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tates
張之豪
Chang, Chih-Hao Harry
指導教授：蕭全政博士
Advisor: Shiau, Chyuan-Jenq Ph.D.
中國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July, 2008
轉眼之間，回來臺灣已經這麼久，最感謝的人莫過是辛勤為我付出並忍受我 散仙個性的父親張耀武先生與母親游美婉女士，還有姊姊張之臻，是他們讓我衣 食無缺，並總在我最脆弱的時候，給予我任何事物都無法替代的愛與溫暖。同時 這段時間若沒有 天上聖母媽祖與 地藏王菩薩的加持與保佑，弟子也難平安渡 過，感恩無限。
自從踏入社科院的教室裡，一聽到恩師蕭全政博士不厭其煩地解釋著主觀與 客觀，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差異時，我明白了在這條路上的方向。也因為蕭恩師 的寬容與教誨，讓這本論文得以完成。蕭恩師所給予的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 智慧的啟發，而將兩者主客合一的浩大工程，將會是我一生所追尋的目標。也感 謝張五岳博士與陶儀芬博士兩位口試委員給予我最嚴厲的鞭策與指教。
沛憶，在論文寫作的這段時間，還有接下來漫長的人生，都是因為妳，我才 得以幸福與快樂。
感謝阿菊小姐、Gentle 先生與 Lady 小姐、濁水溪社的大家：士博、東諺、
冠和、建宇、昕璋、房蒲、允中、俊翔、勝涵、崇任、家慶、紹唐、于倫、維昭、
聖芬、若含、雅薇、冠妘、靜慧，謝謝你們陪我努力，為我打氣，能與你們鬥陣 作伙是我的榮幸，也祝福你們人生的道路一切順利。感謝曾經陪伴我渡過好日子 與壞日子的芳庭、于珺，感謝。
男四 418 的兄弟們國鈞與承欣，如果沒有你們，那無數個漫漫長夜不知道該 怎麼過下去，謝謝你們的陪伴與源源不絕的好菸與好酒。感謝一路走來的老朋友 們：Josh、Sean、Duncan、Tony、Joe、Leo、Byron、Alex，還有兄弟們：Steven、
Johnson、Jack、Kevin 與 Danny。感謝政研所與其他學校的同學與朋友們：紘麟、
育和、曉欽、孟如、一誠、俊宜、鐵志學長、拓梓表哥、佳萱與怡翎。感謝我在 美國的好朋友：John Fogerty 與 Duane Allman，謝謝你們在我枯燥的生活中澆 灑甜美的露水。感謝我在加拿大的老師 Peter Prontzos、Dr. Donald Baker、
Dr. Alison Bailey，當初若不是你們貴人相助，今天不知道會在哪裡。感謝林 世煜先生、吳叡人老師、李俊達主任、溫仲良先生，因為有你們為臺灣添上色彩，
讓我感受到她的美麗與哀愁。最後，感謝給我對政治學最初的感動與啟發的兩位 巨人：彭明敏教授與史明先生，您們的存在有如北極星一般指引著我，在黑夜的 海上，航出歸鄉的方向。
萬分感恩佇心內。
張之豪 2008 七月，於基隆
摘要
亞洲區域的整合自冷戰以降，在不同歷史階段產生不同的整合架構，受到冷 戰意識形態的限制，海洋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與中國的互動自冷戰初期開始分 歧。但中國與東南亞區域的整合也在冷戰結束後產生變化，其中最關鍵的莫過於 中美建交、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網狀式的微區域合作 計畫。
受限於冷戰架構以及自身組織的偏差，東協在冷戰後亟欲尋找新的方向與出 路，同時，美國也試圖再圍堵中國的擴張，迫使中國將對外的觸角轉及東南亞國 家。雙方的目標一觸即合，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政治與經貿整合於 1997 年金融危 機後急速成長。東協國家對於外部國家的權力角力，一向以在各大權力之間取得 平衡為應對方針，以追求東協本身利益的極大化。但當中國在東亞整合過程中逐 漸取得主導地位之際，東協國家在整合過程中有喪失其主導權之虞。
中文關鍵字：中國、東協、區域整合、東亞金融危機、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 國威脅論、微區域主義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in Asia has had many phase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Cold War,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as divided in the two camps.
Following the end of Cold War, so came the end of the division of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ntainment strategy from the U.S., seeks an outlet for its newly developed export-led economy.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witnessed a rapid growth follow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From then on China slowly (but surely) gains its dominance through various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n trad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EAN’s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has always been seek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This strategy is gradually being undermined with the wake of China’s rise to regional dominance.
Keywords: China, ASEAN,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icro-regionalism,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I謝辭
...III中文摘要
...IV英文摘要
...V目錄
...VI第一章 前言...1
第一節 研究緣起...1
第二節 文獻檢討...4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7
第四節 章節安排...11
第二章 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89...14
第一節 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下的東亞...14
第二節 東協成立後的意識形態鬥爭...22
第三節 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東協的和解...29
第四節 小結...32
第三章 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9...33
第一節 美國新圍堵政策下的東亞...33
第二節 中國的「反和平演變」政策及與東協雙邊關係的發展...38
第三節 東協的內部整合與對中國友善關係的發展...43
第四節 小結...47
第四章 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2000-2007...48
第一節 東亞金融危機與中國的抬頭...48
第二節 東亞主義的發展與「東協＋」體系的擴張...52
第三節 中國崛起及與東協的整合...57
第四節 小結...60
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61
參考書目 中文...72
英文...76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近年來，區域整合與區域主義在比較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中漸成為重要的研 究主題，正如全球化研究一般，其起源、發展、互動、影響、反動都受到相當的 關注與探討。隨著通訊與交通科技的發展，資本與商品的高流動性，全球化的腳 步不斷地在衝撞各區域與各國家既有的政經社會結構。有論者以為全球整合與地 方自主並非是零和的選項問題，而是兩個平行且彼此互動的過程（Bright and Ge yer，1987）。也有論者也認為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在全球結構變遷浪潮中，同時並 進的兩個演進過程（Hettne，1999）。亦有人認為區域整合是第三世界國家對於新 自由主義下全球化的反擊（Mittelman，2000），有人認為全球化的後果過於龐大，
贏家與輸家的賭注都大過單一國家所可以負擔，因此必須要組成區域來予以回應
（Boas，2005：3）。有人則以為區域化是國家為生存所採取的理性行為（Bhagwati，
1991）。不論如何，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同時成為當代重要的政經發展現象，並且 在不同地區與國家各有不同的內涵與發展脈絡，也各有不同的核心議題。
冷戰後，區域主義與區域整合開始加速腳步，並且走向更密集與多元的形 式，也逐漸朝往建制化的方向邁進。從 80 年代與 90 年代的各種新生與重現的區 域組織來看，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例如：1991 年設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同年於拉丁美洲設立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1989 年設立 的亞太經貿論壇（APEC）、自 80 年代中期進一步走向更緊密的政經整合、單一 市場的歐盟（EU）、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與 90 年代開始轉變為更主動的 區域主義載體的東南亞國協（ASEAN）。
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政經體制的脫序與重構，它們往
往是深深鑲嵌在超越國家層次的區域與全球結構中。因此，臺灣所面臨的問題與 困境若要能突破，勢必要面對與處理兩岸、亞太與全球化的問題。從地緣政治角 度看，臺灣處於日美所代表海洋世界及中國所代表歐亞大陸世界之間；而從軍事 安全層面看，臺灣又是處於兩者所代表的全球霸權與區域霸權之間。若從地緣經 濟角度看，臺灣正處於日美所代表全球主義及中國與東協各國所代表區域主義之 間。這種政經層面都屬中介性的角色與地位（蕭全政，1995：253）。而中國與東 南亞國協的整合，正是揉合兩岸與亞太關係的問題之一，它不是單面向的議題，
反之，它擁有高度的地緣政治、經貿與全球意涵。因此，對於亞洲本身的區域整 合與研究是臺灣要面對外部政經結構的限制時，一個相當迫切的課題。
在東亞的整合與區域主義發展最為悠久、最具制度化、與最為完整的莫過於 東南亞國協（ASEAN）。自 1967 年，於美越戰爭高峰的時期，為阻止共產主義的 擴張，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成立了東協。蘊有豐富石油資源 的汶萊緊接著加入，在 1997 年，在印度支那半島上三個彼此間仍有軍事衝突的 國家高棉、越南與寮國，也陸續加入。在東協建制的過程中，也隱含國家自我的 盤算，比如為求國家經濟發展而訴諸區域性組織來穩定區域外部勢力，還有東協 內部國家之間的角力，如印尼對於成為區域領袖的嘗試和新馬兩國對印尼的牽 制，不同盤算的結果卻都讓東協成為各方均可接受的共識。東協於 90 年代不斷 朝整合的方向邁進，讓東協的區域化成為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在全球最受矚目 的現象之一。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整合也在 90 年代中期開始加溫，其中最關鍵的 莫過於 1997 年的東亞金融風暴，金融風暴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強化東協國家 對全球治理組織如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基金等西方勢力的排斥，加速日後的東協 加一、東協加三、清邁協議、與東亞高峰會等亞洲區域整合的發展。
2006 年十月，在中國廣西南寧舉行了「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15 週年紀 念峰會」，這個峰會標記了中國自 1991 年起對東協國家「睦鄰」政策上的里程碑。
在這十五年間，中國與東協一步步地從嘗試建立對話機制、搭建東協加一平台，
到東亞高峰會，再至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多領域的合作。以下為中國與東協的合 作與對話關係之歷程：從 1991 年起中國對東協所有國家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
並於 1996 年成為東協全面對話伙伴；1997 年，中國加入「東協加三（10＋3）」
與「東協加一（10＋1）」的對話機制；2002 年中國與東協國家簽署《全面經濟合 作架構協定》；2003 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5 年東協加三又轉 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從經濟整合與自由化的角度而論，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整合有違其他地區如北 美自由貿易區或歐盟整合的動機，因為雙方都是以勞力密集與生產出口為主的經 濟形態，雙方的替代性似乎大過於互補性。在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所簽署的協議 與合作關係間，若單就經濟角度來檢視，雙方的得與失並不平衡，中國並不能從 相關的協定中得到太多經濟發展的利益。但相關的合作計劃仍舊不斷地在進行，
從《湄公河開發計劃》、《黃金四角》、《孟中印緬合作區》、《兩廊一圈經濟區》等 微區域主義（micro-regionalism）到宏觀的東協加三、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亞 高峰會的倡議與實行，整個中國與東協間的合作似乎沒有停歇。但如前所言，雙 方箇中的矛盾卻沒有被有效的解釋。並且，在東協內部的不同發展程度與國力也 讓它們不見得有一樣的利益與盤算，這也影響了東協各國與中國的的互動有所不 同。有論者以為中國與東協的友善關係是中國為其「和平崛起」策略的妥協，而 另一方面是東協為有效因應來自全球化與歐洲、北美區域主義的壓力所採取的策 略。
在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進程中，有論者漸感到居於東亞樞紐地位的臺灣被
「邊緣化」的危機。要瞭解這一波的中國─東協的整合過程是否真的這麼嚴重地 將會在可見的未來將東亞至東南亞區域化，必須要解開其間的經濟與政治的環 節。簡單地說，臺灣若要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可能被邊緣化的危機，必須先釐清中
國與東協的互動基礎，雙方的合作與矛盾，尤其是要回顧整體亞太地區的政經發 展結構，中國─東協雙方各自面臨甚麼樣的結構限制與發展方向。
中國自建國以降，從一開始的生存問題，到後來尋求發展空間，最後更走向 爭霸的道路，都可以在東亞的陸海爭霸邏輯中看出端倪。冷戰時期中國與支那半 島上的大陸東南亞（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盡量取得平和，但在冷戰後期則不 斷地在嘗試將觸角伸及海洋東南亞（maritime Southeast Asia）。當中國終於成功在 90 年代後與海洋東南亞走向進一步的整合，中國作為區域霸權，甚至世界強權 的努力也終得以有初步的成果。冷戰後各時期的不同歷史發展與政經結構都影響 著中國對東協的整合策略。同樣的結構也影響著東協國家對中國的觀感、定位與 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求全球與亞太政經結構中，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合作與矛 盾的結構與因果關係。首先將回顧冷戰前後的亞洲政經結構，中國與東協各自的 發展歷程，尤其是東協內部不同國家的發展與秉賦，當今的東亞區域整合過程 中，雙方目前的發展進程與原因，再進行分析。
第二節 文獻檢討
有關於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的相關文獻，基本上分為三種：經濟合作發 展、中國崛起的區域安全觀點，以及區域爭霸的觀點。
第一類經濟合作發展的觀點建立於自由主義的基礎，認為在以自由化作為意 識形態的基礎上，降低關稅與自由化將導致貿易創造效果與貿易轉移效果，進一 步帶動區域內外貿易與投資的增加。這種觀點放置於中國與東協，甚至現在更擴
大的南亞與東北亞來看，區域合作可能形成的自由貿易區與貨幣統一，將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官方為此觀點最主要的倡議者（朱鎔基，2000；張 蘊嶺，2002；林錫星，2002；林梅，2002）。這種論點將區域經濟合作先驗性地 聚焦在經濟利益，將其認定為合作之因，並忽略其他合作的原因。此種線性的經 濟發展理論也有可能涉及中國官方自身的「和平崛起」策略的一環，可說是在論 述上的刻意偏差。但許多其他相關的論者則是純粹被去脈絡化的經濟解釋的偏差 所限制，對中國與東協在政經結構中的其他限制與機會都無法作整體解釋。
第二類文獻則是以懷疑論者為主，將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視為「中國崛起」
的一步棋。可以說是認為中國終將崛起成為足以挑戰美國的世界級霸權。西方國 家間，以美國的保守派為首，一直對中國的崛起懷有相當的戒心。除去美國鷹派 自身對世界各形成中的可能對手一直過度渲染其威脅性的偏差以外，其觀察並非 毫無根據，但是往往流於偏狹與單面停留在安全的層次。對「中國威脅」最明顯 的展示無疑是 1999 年出版的《考克斯報告》（The Cox Report），其中細數中國竊 取美國核武科技的指控。美國學界意識到中國崛起後，對此與其區域戰略的檢討 一直沒有停止，除了美國全球政治中心的亞洲研究主任芒羅（Ross Munro）所指 出的「中國不斷地擴張與區域整合，將導致在 21 世紀美中會有一場無法避免的 戰爭」這種最極端的論調以外，也有其他像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桂格（James A.
Gregor）以中國在東南亞的合作與擴張來警告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這樣的論 點通常集中在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亞洲過往經濟發展的主導者，並因為其產業結 構與發展途徑與東協週邊國家的類似，將會與其互斥，不僅會首先威脅亞洲週邊 國家，最終將也會挑戰美國的超級霸權地位。這類中國威脅論的文獻被第一類文 獻的倡言者所回應，經濟發展論者將中國目前的發展定調為「和平友好」與「互 利共榮」。其中又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體系的一份子，並積極地 推動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等努力，中國「只」追求穩定與和平的發展，因為只有 和平的外在環境才有利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為主要論點（宋鎮照，2003；邊裕
淵，2002；曹雲華，2002）。但是這兩造的對話其實並沒有交集。只是一方已經 先驗性地對中國所有的逐步發展與任何行為都單純視為「威脅」，而另一方則以 辯解性（apologetic）的說法在強調經濟發展不必然促使著中國追求在其他方面的 發展與控制。而且，這種文獻幾乎完全視東協國家為被動地接受來自中國的影 響，而忽視東協國家自身在亞洲整體結構下仍然存在相當有彈性的能動性。
第三類文獻是著重於中國在區域內部的霸權爭奪。東亞地區在冷戰結構下，
政治與安全的主導權在美國，而在經貿方面則是美日兩國分享主導權。但是在冷 戰結束後，美國駐軍不若以往，日本也因為經濟的泡沫化而陷入蕭條的泥淖中，
又因為東亞金融危機讓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正當性在東南亞受到嚴重的挑 戰。與此同時，中國卻在經濟改革後，不斷地對東協國家示好，在東亞金融危機 之後更被東協國家視為可能扛起東亞金融體系責任的力量。在中國與東協的整合 過程中，中國與東協同時可得到各自想要的：中國要成為區域強權，東協國家要 向東看，並在面對西方時，擁有更大的自主性。這讓與中國合作成為東協的選項 之一，以此來牽制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林祖嘉，2002；蔡增家，2002；朱文暉，
2003）。此類文獻較以區域主義的角度來探討國家與集團間的權力消長，東協國 家、美國、日本、南韓與中國等國家與集團間合縱連橫的角力。但是往往較少著 墨於個別國家彼此間較小規模的合作，並且忽略各國的國內因素。在此間許多合 作間的宣示性意味其實並不亞於實質性。
本論文將整合以上幾種觀點，尤其是經濟與政治因素的整合，較有利於整體 的觀察。並且將試圖排除單純政治安全或經濟利益面的分析，並將其間權力的運 作與歷史發展的脈絡釐清，這將有助於更精準地觸及中國與東協整合的核心因果 關係。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
本論文將以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權力、稟賦與利益三者為基本的分析 架構，並從國家、區域、全球三個層次切入，從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實存歷史進程 中，為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在整體的政經脈絡中定位，並探討在區域政經結構 下，中國與東協國家在整合過程中的結構限制與突破結構地位的企圖。以及中國 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又如何影響亞太區域與全球的的政治經濟結構。藉由對中國與 東協國家整合的整體歷史結構與演變過程的探討，在特定歷史情境與發展階段 中，國家與區域對利益與權力的追求如何在國際與區域的政經結構中被被動影響 與主動對應。本論文將以歷史結構的研究方法，試圖突破其他理論框架，將宏觀 的政經結構與微觀的微區域主義的合作進行整合，以求得更全面與整體的脈絡。
「政治」指的是與權力分配、行使及其後果有關的事物，政治分析所關注的 乃是社會關係中所涉及的權力關係（Hay，2008：4）。在此同時，「世界上決不 會有離開經濟動機的純粹政治活動。每種政治事件都包含著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意 義」（張金鑑，1966）只要政治動力的存在必須符合某些經濟條件，那麼政治分 析就應當認知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並加以深入探究（Hay，2008：4）。由於「權力」
與「利益」間不可分割的互動關係與共同基礎，因此必須要將政治現象與經濟現 象的探討加以整合。政治與經濟最終關注的仍是利益的實踐，只不過在利益的實 踐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功能與內在邏輯：政治側重於資源汲取的極大 化，而經濟則是資源配置的極佳化。而對特定行為者而論，政治與經濟行為，皆 表示行為者依其自身自利的動機，利用其稟賦以汲取資源與追求利益（Gilpin，
1987）。
因此，本論文採取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這個政治經濟
現象進行分析，並試圖排除過於抽象化、形式化與一般化的理論概念，改以兼具 主觀理性行為與客觀結構的互動所呈現的歷史特殊性做為分析途徑。行動者是整 體歷史因果發展的最重要觸發者，也是最後結果的承載者。唯有落實到行為者的 層次，才能知道歷史因果的果為何，也才能瞭解整個歷史的因。所以，如果要分 析政治經濟現象，解決政治經濟問題，就要先分析歷史的因果（蕭全政，2007：
49-50）。
政治與經濟整合的基礎在於主觀行為者與其客觀稟賦的互動關係。當行為者 以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行使對權力與利益的追求時，單就行為者主觀行為層面的 理性、偏好等自利行為是不足的。同時我們必須要觀照該行為者的客觀稟賦特 質。「稟賦」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在行為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資源取得 與極大化時，必然涉及與其他行為者的競爭，而競爭的本質即是權力的運用。行 為者需要根據其自身的稟賦與資源，運用權力以取得利益。稟賦是行為者從事政 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重要基礎，基本上包括各種有形、無形能為行為者動員以追 求利益的資源；稟賦並隱含著行為者從事政治或經濟活動所將面臨的機會與限 制。稟賦的變遷即表現相關行為者的自利活動在動態歷史過程中的變遷；擁有不 同稟賦的行為者間的關係與互動，必須從整體社會歷史的結構變遷中才能完全掌 握（蕭全政，1988：43-44）。
「利益」一詞，某些時候也可以指涉賭注（stakes），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可 以說行為者為確保「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必然會有自利性的行為。其中，有助 於行為者「自己」的存在與發展的，都屬於他的利益範圍（蕭全政，1988：50）。
因此，行為者如何認定「自己／他者」以及何為「自己」的利益即為重要的課題。
如何釐析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解答「你是誰」─自我認知的形成、機制與內涵？以 及如何在國際社會的建構中掌握「你與他者」之差異（獨特的利益與偏好設定）
隨時空進程而衍生的動態發展（Hopf，1998：174-176；李文志，2003：10）？
事實上，行為者確認其「自己」或立場的過程，決定於相關時、空與人的條件。
因此，利益的內涵與特質相對地決定於不同時、空、人的條件（蕭全政，1988：
50）。
在分析行為者確認其「自己」的利益的過程時，必然隱含更深層的「偏差」
（bias）。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都隱含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種衝突的 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因為組織本身即是某種偏差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因此，某些議題會被安排進入政治領域，而其他則被排除出去
（Schattschneider，1960：71）。在這裡，組織（organization）若被代以整合
（integration）一樣適用。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一樣有特定的偏差，尤其是偏 差的動員。整合的動機與目的都不是中性或單面向的，反之，它們都有特定的議 程（agenda），不論是手段性的或是目的性的。特定的偏差隱含著特定的利害關 係，因此，理性行為者必須權衡自身之稟賦與各個利害關係進而選擇對其有利的 偏差結構，以達到資源利用的極佳化與資源汲取之極大化（蕭全政，1994：
51-54）。
在國家的層次，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冷戰體系下分別承襲美蘇兩方不同的意識 形態陣營因而有其不同的經濟與國家發展。中國自 50 年代的毛澤東的外交政策 方針下，採取較為封鎖的基調，將中國的外交與經貿限於敵視國際體制與共產國 家互助的框架內，讓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限制於親共的緬甸與北越等國。但在鄧 小平掌權的 1978 年後，整體政經結構的現代化與改變，讓中國以不同的面貌來 處理與東南亞的關係。進而有與東協國家更積極整合的政策。中國在這時也從以 對內的「反和平演變」發展為日後的「和平崛起」，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爭霸的 路途既要低調謹慎，又必須積極佈局，中國在冷戰結構與國內政經體制的結構下 的國家發展歷程都影響不同時空下的特定立場與政策考量。
東協國家則在美日為首的「雁行」經濟發展模式下，進行國際市場的分工與 發展。不同東協國家本身也各自具有不同的國內與區域間的演變。印尼因為戰後 的國內政治之故，與中國互動時冷時熱，有時採取印度式的不結盟政策與中國互 動頻繁，有時又因右派強人的上臺而敵視中國。而泰國則因為中國與柬埔寨的建 交而與中國有數度摩擦，並在 60 年代因捲入越戰，國內出現共產勢力的武裝鬥 爭，而正式與中國為敵。直到中蘇交惡後中國才開始積極改善與東協的關係，並 在 1972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雙方才逐漸冰釋過往的對抗政策。直到東協正式 地進入整合，才開始較為一致地進行與中國的互動與整合。當東協於 1977 年締 結優惠貿易協定時，東協才算正式進入區域整合的階段，而與中國的整合也正式 開啟。東協的整合原則是以擱置爭議的「共識決」，這其中也表明東協內部的政 經發展不均與各別安全與相關政策的不一致性。
東協整合一直在 1977 年才正式有實質的協定產生，可以說是來自區域外強 權─美國的刻意安排（Carpenter，1998：294）。在此以後，有關於區域整合的動 力來自於各方，最後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南韓都簽署了相關的自由貿易的倡 議。然而，在區域上，東協仍然在追求東南亞區域內部的整合，以強化自我經貿 實力。事實上，東協無時無刻不在擔憂來自外部的政經壓力，特別是以產業同質 性最高、吸引外部投資（FDI）的競爭最具威脅性的中國，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組 織如 IMF 與世界銀行。
以全球的層次來分析，又可以看到檯面上許多經貿協定的簽署、眾多繁雜的 合作項目，以及各式不同的倡議，都仍然被壟罩在海陸爭霸與亞太主義、東亞主 義、東協主義等不同內涵的區域主義競合的宏觀結構之下。從冷戰結構的陣營分 佈，與扇形戰略的提倡，到中國的「反霸」戰略，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 下，東亞區域的合縱連橫都反映出更大的圖像。全球的結構背景、中國與東協整 合對結構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都不得輕視。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冀望以歷史結構研究方法，針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分析得到該現象在 亞太整體區域整合中的定位，並藉由雙方不同層次的區域整合窺探實存的政經結 構與趨勢，從多重的互動下觀照其對亞太區域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整體冷戰結 構的形塑、中國與東協建制的政經發展脈絡、雙方的互動與整合進程將是本文之 重點。
第一章為「導論」。本章將在研究動機與目的中突顯區域主義與整合之於國 家與全球的影響，並闡釋中國與東協的整合之初步介紹。其次，在文獻探討部份 將分析各種不同的典範與認知如何分析該整合現象，試圖藉由簡介相關文獻作出 其優缺點之評析。
在研究結構與方法部份，將說明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及權力、利益、
稟賦與偏差各概念的初探。再以國家、區域、全球的層次切入中國與東協在地緣 政治與經濟合作，以及區域和全球結構的不同意涵。最後就章節安排作一說明。
第二章為「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本章將就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國際政經體系變遷作一結構性分析，美蘇的對立所產生的兩極體系、在追 求經濟秩序重整中所建立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在亞太區域形成的結構背景。另 外，也將探討東協各國與中國的發展過程與整合的開始，以及中國的外交戰略與 對東協關係的演變。在冷戰結構下的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一面倒」的外交政策，
並效法蘇聯進行對東南亞的「革命輸出」，使東南亞國家各政府深感威脅，也間 接促使以反共為宗旨的「東協」的成立。經由美蘇中競合關係的變化，中蘇交惡
後，中國在全面改善對外關係的同時，也追求邊境緊張關係的和緩，因此中國逐 漸轉變其政策（Yahuda，1996：193-201），並開始向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支那半 島的大陸東南亞國家）伸出觸角，降低來自南方的威脅。東南亞諸國則與這時期 的中國有各自的交流，尚未達到整合的階段，並且在東南亞諸國彼此之間的矛盾 亟需來自美國的做中間的調停與整合的力量，直到 1967 年東協的成立都讓東協 與中國的整合在此階段被設下很大的限制。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必須 要向邊境國家拓展其對外關係，同時中國於 1970 年代初開始與美關係緩和並加 入聯合國，在此時期，中國開始進行睦鄰外交策略，積極與與東協改善關係，再 加上毛澤東時代的結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政策走向轉變為「改革 開放的和平外交」，陸續與東協各國建立外交關係。
第三章為「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7」。本章就冷戰後期的中美 建交、後冷戰時期一超多強體系的建立，與亞太區域發展的困境，以至造成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構條件與背景作一探討。自冷戰後期起，東協國家便開始與 中國展開互動，也因為美國自越南撤軍，與尼克森主義所強調的「和解」政策的 影響，東協國家開始擁有對外較為一致並自主的政策。冷戰結束後，1989 年的 天安門屠殺事件所引發來自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尤其在美國對東亞大陸的新圍 堵政策影響之下，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力量以「和平演變」來圍堵並給予中國壓力。
中國內部自 70 年代起的經濟改革受到相當的阻礙，過往中國以經濟改革來紓緩
「和平演變」的方式受到阻撓，這逼迫中國必須轉進東南亞與非西方國家以拓展 其對外經貿關係，也因此中國擱置南海主權等與東協國家長久以來最大的矛盾與 爭議。在中國不斷示好的情況下，東協也對中國改較為友善的外交經貿關係，1991 年，中國與東協全面恢復外交關係，合作多個協議與組織，此階段為雙方關係正 式加溫的開始
第四章為「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1997-2007」。本章就東亞金融危機
後的亞太區域為主，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九一一恐怖攻擊與其對 美全球戰略的影響、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經濟合作整合，產生了東協加三、東亞高 峰會，甚至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等進行分析。這些事件都不斷地在刺激中國 與東協雙方的整合範圍、步調、與考量。中國與東協在這段期間所作的整合以經 貿為主，雙方的整合走向更正式的建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成功解除內 外多個矛盾而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並以金融危機為契機，加強自身在東協 的影響力。東協也結束了多年來對於共同建制目標的欠缺，走向建立特殊金融與 經貿共同體的道路，開啟了「東協＋」體系的建立，這也讓東協與區域內大國進 行區域整合時更有實質的內涵，逐步擺脫過往口號大於實質的「形式化共同體」。
第五章為簡單的結論與展望。
第二章 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
第一節 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下的東亞
十九世紀以前的東亞，在歷史、地緣與文化上長期以來一直保有密切的關 係，而在政治、經濟、外交與安全各層面上更是存有著互賴關係，整個東亞當中 的霸權核心，則集中在東亞大陸上的帝國，直到清朝為止。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 紀間，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改變了東亞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更是幾乎完全切斷了中國與東南亞的密切關係。於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關 係，在冷戰時期所面臨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局面。冷戰結構影響著雙方各自的發 展模式，也限制著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被美國與蘇聯所分別代表的資本主義集團與 共產主義集團分割為兩半。1946 年 2 月，蘇聯總理史達林在一場演說中指出：「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因此該當以共產主義取代 之」；同年三月，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表示：「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
自此，「冷戰」正式成為描述二戰後世界局勢的代名詞（王曾才，1989：480）。
這兩國以意識形態為名，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軍事上對立，形成了冷戰 的兩極體系。這個以美、蘇爭霸為核心的東西對抗，事實上是循著政經意識形態 和地緣政治特質上的差異而開展，並因而展現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峙（蕭全 政，2004：4）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於 1944 年簽署「布列敦森林協定」所確立 的「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1947 年由 24 個國家所簽訂 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並緊接著 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確 立了以自由貿易之名為主軸的貿易與金融體制，使西方陣營得以對開發中國家產
生較為不利的偏差之餘，還對奉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產生排擠作用。另一 方面，在 1947 年，美國警覺到蘇聯的勢力逐漸開始散布至西歐與南歐，遂以圍 堵政策對應，杜魯門總統於 3 月 12 日發表了後世稱為「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的演說，表示將在軍事與經濟上支援希臘與土耳其，以免其落入共產 主義的勢力之下。在美國對蘇聯整體的圍堵策略上，較為軟性的是馬歇爾計劃中 對西歐的金援與戰後重建，而杜魯門主義則代表的是強硬的軍事面（Freeland，
1972）。杜魯門主義的精神，也將在日後擴張至冷戰中美蘇在全球的各式衝突對 待，可說是最不修飾，最直接的對立姿態。美國首先與拉丁美州諸國簽署共同協 防條約，並於 1949 年與大西洋週邊盟邦組成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在東亞方面，韓戰於 1950 年六月爆發，於是美國 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澳大利亞和臺灣等太平洋國家先後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 約，因此而促成 1954 年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出現。
在共產半球，蘇聯也相對地於 1955 年主導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Pact）
的成立以與北約組織分庭抗禮。在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也開始浮現其嘗試 突圍的努力，1954 年四月，緬甸、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國總理 在可倫坡（Colombo）集會，印尼總理沙斯特阿米佐約（Ali Sastroamidjojo）提 議召開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該會議於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 萬隆（Bandung）舉行，其時隸屬於蘇聯陣營的中國，則在印度的建議下被邀請 參與。萬隆會議開啟了有別於美蘇兩陣營之外的第三條路－不結盟運動。亞非會 議旨在加速結束戰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尚存的西方殖民統治，並拒絕新一波的包 括美國與蘇聯帝國主義霸權的控制。分屬於美蘇不同陣營的國家也不全然被排除 在外，包括日本、中國都有參與。這也讓中國得以在封閉的兩極體系中開創一定 的空間得以與對立陣營或於冷戰邊緣界線的國家開啟對話與交流。
冷戰局勢下的東亞，亦在這個兩極體系下有不同的發展。中國與蘇聯於 1950 年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同支持亞州各國共產黨的游擊叛亂行動。
中國在建國之初，基於美國有干預中國內戰的前科以及其意識形態的對立等因 素，使得中國對美國沒有信任感。再加上建國初期，國家內部的重整與國際地位 都尚未穩固的情形下，為求蘇聯對新中國的支持，中國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 策略。
中國從建國以來，其外交政策即在一個矛盾的情境中，一方面，毛澤東提出 要追求獨立自主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卻緊密跟著蘇聯的步伐「一面倒」，不時受 限於來自蘇聯的壓力。在 1945 年，蘇聯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簽署「中蘇友好 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雖然事後蘇聯以 1950 年的「中蘇友好同 盟互助條約」來修補雙方關係，但可以說這都顯示出雖然同為共產陣營，但彼此 互信基礎並不穩固，也可看出中國在「聯盟」與「友好」的種種外交宣示上，實 際追求獨立自主的本質。
在冷戰結構下，美國所要考量的戰略敵人包含整個共產陣營，並不特定針對 在共產陣營中的個別國家，然而身處在東亞，又身處在共產陣營的中國，仍然無 法避免地被納入蘇聯陣營中。這無疑對追求獨立自主外交的中國是不利的。在這 個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針對國際形勢作出了獨特的評估，並提出中國對 外關係的基本立場與方向。毛澤東於是發展出「中間地帶」與「兩大陣營」的理 論。毛澤東認為，在冷戰發動以後，世界各國已分別被納入了美、蘇兩大陣營的 旗下，中國是蘇聯陣營的重要成員；然而，在美蘇兩大集團之間，有廣大的中間 地帶，這中間地帶中有中型與小型的國家，美國若要對蘇聯發動任何有意義的鬥 爭，勢必要贏得這些中間地帶的中小國家為先。也因此，這些中小國家對於美國 勢力的抵抗與鬥爭就成為能否阻止或延緩美蘇為主的新的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
（毛澤東，1963）。對毛澤東而言，這些中間地帶國家中，又分為加拿大、澳大
利亞與歐洲等經濟較為先進的國家，以及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經濟較為落後 的國家兩種，這成為中國在面對亞洲時的重要指標與綱領（毛澤東，1963）。
蘇聯與中國對彼此的信任一直停留在口頭形式而未有實質的實踐，直到 1950 年六月，北韓入侵南韓引發韓戰，這才確立了中蘇兩國的實質夥伴關係。
1950 年九月，美國率領聯合國軍隊登陸仁川並挺進中韓邊界。同年十月，中國 以人民志願軍名義越過鴨綠江投入韓戰。從此開始，美國對中國展開圍堵策略，
從北到南，自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至印度支那半島，完全包圍中國對海洋的邊界。
蘇聯也在此時才決定對中國提供 141 項援助與三億美元的貸款，讓中國得以從事 軍事建設與經濟發展（Nathan and Ross，1995：89-90），也就是說，先前中國對 蘇聯的「一面倒」策略直到韓戰爆發後才獲得成果。
保障中國東北的國防安全是中國決定加入韓戰主要因素，以避免在邊界出現 國防危機；另外，包括來自俄共史達林的壓力，以及藉調動軍隊以清除剛崗在東 北的親蘇勢力，也是考量的因素。中國因為加入韓戰而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 者」，因此與美國交惡，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因此延緩；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因 為被西方國家孤立與經濟制裁而遭受阻礙，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中國與蘇聯 的互信基礎也因此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此提升。韓戰結束後一年，1954 年五月，周恩來率團赴日內瓦參加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與會國家共有九 個，其中包括美、英、法、蘇，這是中國建國以來首次參加的國際會議。同時中 國展開和平攻勢，對美國採取既鬥爭又談判的策略；對第三世界國家則鼓吹「和 平共處五原則」，對蘇聯則爭取較平等的聯盟關係。
韓戰結束後，中國為了爭取亞非國家的支持，突破外交上的孤立，採取和平 攻勢。所謂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即是 1954 年四月，中國與印度為解決西藏與 印度通商問題而簽定的協議，分別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在同年七月發表的中印與中緬總理的兩個 聲明中，三國領導人建議以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準則。
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期間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親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北 越。第二類是親美的國家－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汶萊。第三類則 是不結盟或中立的國家－緬甸、印尼、柬埔寨與寮國。
1950 年韓戰爆發後，親美的國家紛紛加入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包圍圈。這 個包圍圈是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對中國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層面全面性 的圍堵，以防止骨牌效應（the domino effect）在亞洲發酵。在政治方面，美國聯 合西方陣營的多數國家孤立中國，不承認中國的外交地位，也使中國在聯合國取 得會員席位。在經濟方面，美國促成聯合國通過貿易禁運決議（直到 1971 年始 有所鬆動），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政策，試圖將中國隔絕於世界經濟之外。在安 全方面，美國則在 50 年代先後與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韓、臺灣簽定雙 邊的軍事防禦協定，並在 1954 年九月與英、法、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
泰國、巴勒斯坦等七國訂立「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從而形成對中國半月形軍 事圍堵（周桂銀，2002：75-76）。
除了南韓以及台灣，身處中國周圍的亞洲新興民族國家因為不願讓自身捲入 美蘇東西集團的對抗，且剛從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中脫離，對西方國家仍然戒慎 恐懼，尤其在主權與外交上特別強調獨立自主，因此這些新興民族國家的外交政 策大都採取不結盟或中立主義的策略。中國則在此找到了拉攏與遊說的彈性空 間，希望能爭取這些獨立於美蘇東西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的支持或靠攏，而這些 東南亞與南亞國家遂成為中國第一波睦鄰的主要對象。
主導中國第一波睦鄰的靈魂人物，即是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周恩來企圖 在東西兩大陣營之外另外開拓空間，以中國作為「中間力量」的主軸，並以此爭
取身處東西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之支持；他說「我們要依靠進步，爭取中間，分 化頑固。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外交工作更靈活一些，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對立，沒 有甚麼工作可做。我們要這樣來打開我們外交工作的局面」，而這些「中間力量」
則是當時周邊的新興民族國家，周恩來認為這些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同帝 國主義有矛盾，我們要在戰爭中爭取它們中立，在和平時爭取它們同帝國主義保 持距離」（周恩來，1990：54）
中國第一波睦鄰政策主要思維方向，即是拉攏在中國周邊的新興民族國家所 形成的新興中間力量，此舉一方面是為了穩固與增強中國的勢力，同時也希望以 此突破美國在中國周邊所構築的包圍圈，進而達成「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的主 要目的。因此，中國的第一波睦鄰政策即為在其周邊建構一個安全緩衝帶，而其 過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使大國勢力退 出周邊地區」；第二個階段是「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慮，並擴展 與周邊國家的往來」；第三個階段是「周邊環境惡化與邊界領土問題導致和平共 處五原則破產」（陳一誠，2006）。
直到韓戰於 1953 年七月正式結束，聯軍退回北緯 38 度以南，中國才終於放 下東北邊境的焦慮。當朝鮮半島的安全緩衝帶重新建立後，中國又將目光轉向了 東南方邊界的印度支那。1953 年韓戰結束後，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法越戰爭，隨 即成為新的焦點。1954 年一月至二月 18 日，美、蘇、英、法四國在柏林舉行外 長會議，決定在四月 26 日召開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的相 關解決方案。日內瓦會議在四月 26 日至六月 15 日討論朝鮮問題，但最後並未達 成南北韓統一的協議；從五月 8 日起，日內瓦會議開始討論印度之那問題，共有 中、美、英、法、蘇、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國、寮國與柬埔寨等九國代表參與 該項問題的討論（陶文釧，1999：160-161）。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中國主要的戰 略考量是如何使印度支那成為中國在南面的安全緩衝帶，而欲達成此目的，首先
必須讓大國勢力退出印度支那，並進一步「中立化（neutralize）」印度支那；這 當中所遭受的阻礙有很多，其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如何使法國軍隊完全 退出印度支那；第二，一即使法國軍隊退出印度支那，如何防止美國以對印度支 那的掌控來進行對中國的南面圍堵。
關於中國對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國傾向於讓所有外國的勢力退出 印度支那，並且打算承認寮國與柬埔寨的獨立與中立地位，另外，中國也要防止 越南過度的武力壓迫而使寮、柬兩國倒向美國（陶文釧，1999：167）。另一方面，
對美國而言，防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擴散的第一道防線即是印度支那，美國 最擔心的即是，法國從印度支那撤守，美國又無法從中介入，使得印度支那被共 產黨滲透甚至佔領，導致整個東南亞地區相繼赤化。因此，美國在日內瓦會議召 開前夕積極說服英、法等國，希望能對印度支那問題共同採取「聯合行動（united action）」。但是美國的提議並未穫得英國的支持，英國仍傾向透過日內瓦會議解 決印度支那問題，從而使得「聯合行動」胎死腹中（Buszynski，1983：5-12）。
在美國企圖運作以西方為主的國際勢力來介入印度支那問題的同時，中國也 對此作出努力以爭取空間，周恩來造訪印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試圖說服印 度總理尼赫魯，保證中國絕無入侵印度支那的野心，並向尼赫魯確保柬埔寨與寮 國兩國的獨立與中立地位。尼赫魯接受後雙方隨即發表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
重申和平五原則（周恩來，1998：38）。
在獲得印度的信任之後，周恩來接著訪問緬甸，嘗試緩解緬甸領導人對中國 可能「輸出革命」的疑懼。緬甸領導人的疑懼來自於 1949 年後，在中國內戰中 失敗的國民黨政府的部份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北邊境，緬甸政府一直擔心中國以 殲滅國民黨政府軍隊為藉口，直接入侵緬甸；另一方面，在緬甸東面，中國支持 的越盟軍隊又在寮國與柬埔寨進行軍事行動。再者，中緬雙方又有尚未解決的邊
界領土爭議；而造成緬甸政府焦慮的國內共產黨叛亂，又因中國提供緬共物質與 道義上的支持而獲得助長。上述種種情形，讓緬甸始終擔心中國對其進行「輸出 革命」，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陸地大國，如果中國打算直接進入緬甸，緬甸幾乎毫 無招架之力。周恩來知道緬甸的疑懼，1954 年六月 27 日，在離開緬甸之前的記 者會上明確表示「革命是不能輸出的」，此舉顯然是要安撫緬甸的不安（Keith，
1992：92）。
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中，沒有成功說服其他國家共同介入印度支那問題以防止 共產勢力滲透，甚至擴散至緬甸、泰國、馬來半島與印尼等，只好轉而尋求其他 途徑。為了避免整個東南亞地區發生骨牌效應，美國政府加快腳步籌組「東南亞 公約組織」，用以圍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蔓延。在日內瓦會議結束兩個月 後，「東南亞公約組織」正式成立，其成員共有美、英、法、澳、紐、菲、泰、
巴基斯坦等八國，然而，東南亞公約組織從一開始就未穫多數亞洲國家的實質支 持，除了泰國與菲律賓之外，其他的成員國皆來自東南亞地區之外（Hess，1990：
286）。除了泰、菲以外，其他的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加入，除了本身的不結盟因素 使然，也可看出中國對其周邊國家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之成功。中國成功 地消除周邊國家先前對它的疑懼，使這些國家相信中國欲與其「和平共處」。中 國的「和平共處」外交策略不僅大幅削弱了美國對其圍堵的力道，並為自己突破 孤立、封鎖，對外開拓可能的結盟空間，在印尼與緬甸的引薦下，得以獲邀參加 1955 年的萬隆會議（亞非會議）。
第二節 東協成立後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冷戰時期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的情勢下，東亞地區的區域組織主要可分 為三類，第一類為反應東西冷戰格局下，外來西方勢力所主導而成立的組織，即 東南亞公約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第二類則反應區域內成員國充分自主 性而成立的組織，即東南亞協會（ASA，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和馬菲 印組織（the Maphilindo）；第三類為區域內成員國主動提議卻還經外來西方國家 支持或參與的組織，包括東南亞國家協（ASEAN）、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
（PBEC，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東南亞國家 協會基本上是承襲東南亞協會以及馬菲印組織的精神、合作內容和組織形式而形 成的，但其能超越這兩者後來輪於癱瘓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此區域內東西兩陣營 間的變化（蕭全政，2001a）。
美國於 1965 年派遣陸地部隊進入越南，正式投入越戰，印支半島情勢迅速 惡化；同時，印尼以反殖民立場鮮明與親共的蘇卡諾政權發生了 930 事件的政變 而下臺，隨後接任的右派軍事強人蘇哈托轉而親美，並且採取睦鄰政策、強調東 南亞一體化的重要性；同年 11 月，當選為菲律賓總統的馬可仕亦宣布減緩對於 沙巴主權的要求。隨後，在 1966 年，美國由於參與越戰使其國內經濟日益惡化，
尼克森總統在國內輿論壓力下宣布「越戰越南化」，並且持續提倡「以談判代替 對抗」的低蕩政策；因此，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便於一 1967 年在美國的 支持下，由東南亞五國組成。五國代表於泰國曼谷共同發表「東協宣言」，內文 寄望以區域經濟合作來促成區域內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期望致力於東南亞地區的 和平、繁榮與進步，及加強區域內經濟、文化及社會等方面的合作，希望將東南 亞建立成安全、和平與繁榮的共同體。然而，此時東南亞各國一方面飽受國內共
產黨叛變之苦，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半島各國亦因越戰擴大而增加其不安的恐 懼，東協的成立顯然亦兼具政治與安全的考慮。
於 1971 年英國正式放棄遠東防務，東協國家為了自保便於同年發表「吉隆 坡宣言」（又稱中立化宣言，ZOPEAN，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Declaration），提出東協另一項重要的安全戰略目標－獨立、自主的戰略目標，當 中並指出，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決議致力於尋求各國之承認 與尊重東南亞為一和平、自由、中立區，以免除外來強權任何形式之干預，但由 於東協各成員國考量之利益有所衝突，因而此時的「中立化」徒具團結假象，實 際尚無發揮影響力；1975 年，印度支那半島相繼淪陷，顯示西方國家之軍事保 證將更不可靠（林庭芳，2003：21）。
另外，日本自 1960 年代起，便開始對東協國家進行官方開發援助以及企業 海外直接投資，前者當時稱之為賠償援助，主要是針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亞 洲國家的侵略進行補償性的援助，以改善日本與東南亞各國間的外交關係；及至 80 年代，為配合美國冷戰時期的亞太戰略，以達到對抗共產勢力入侵的政治目 的，以及確保國內石油來源之東南亞航線的安全，日本開始真正進行有計畫的官 方援助（蔡增家，2002）。
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於 1954 年，參與國家除了美、英、法、澳、紐、菲、
泰、巴基斯坦等八國之外，亞洲周邊國家如南越共和國、寮國、柬埔寨等雖非簽 署國，卻另以一份議定書涵蓋在內。在東南亞以外的亞洲，美國則以雙邊條約之 方式，分別與南韓、臺灣、日本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此建立東亞／太 平洋一線的反共產主義之軍事聯防陣營，成為全球圍堵策略其中的一環。
東協之成立常被視為是以經濟合作為目的並排除政治合作為目的的（陳鴻
瑜，1992）。因為曼谷宣言中並未將任何政治性議題或字眼納入，東協國家自己 也一再強調其並非政治性或軍事性的組織（Djiwandono，1988）。事實上，透過 區域內國家之經濟合作，以推動各國經濟發展而成立區域性組織在 1960 年代亦 非鮮見。如 1958 年成立之歐洲共同體（EEC）、1960 年之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與中美州共同市場（CACM）、1969 年之安他斯集團（El Group Andino）
等，均以區域內國家所組成，並未包括強權美國。尤其前例兩個中南美洲區域團 體，成員國均為經濟上低度開發之國家。相對而言，東南亞國家計劃透過經濟合 作，發展互利之區域經濟，使能迅速有效地建立國民經濟的期望，亦在 1961 年 成立東南亞協會時浮現（黎世芬，1962）。而這樣的論述，也常讓東協組織成立 本身所挾帶的冷戰反共的先驗性偏差遭到忽略，雖然如此，經濟合作畢竟得以有 能穫得經濟利益的誘因。而相較於政治性目的，亦較不易發生岐見。
在區域內的經濟合作層面，東協各國在獨立之後，為了擺脫殖民地的經濟格 局，紛紛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制定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經濟戰略，因而有首 先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策略，使得東協五國開始擺脫殖民地單一附庸經濟的地位，
走上了獨立自主經濟的道路，並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造，從而初具工 業化的規模，並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有所發展。東亞產經結構發展歷程則大致可 分為三個階段：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末，是典型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帶領後進 國發展經濟的三級垂直分工模式，由美、日等先進工業國提供市場、資金、技術，
新興工業國則利用這些資源負責生產勞力密集型產品出口，東協國家則提供原料 和初級產品（蕭全政，2001b），這也就是所謂的「雁行模式」的發展。
60 年代中期，由於國際政經環境相對穩定，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已顯過時，
出現了新的經濟矛盾，因此東南亞各國調整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戰 略，使本國工業生產面向國際市場，以低階技術的工業製成品逐步取代過去的初 級產品、原料的出口，藉由出口的增加，帶動經濟成長，以提升東協各國的產業
結構（陳雄章、楊慧娟，1998）。
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國家的發展模式與東北亞國家的日本、南韓與臺灣有所 差距。日本、南韓與臺灣均為發展型國家，擁有相對自主的國家權力，專業的技 術官僚與受壓迫的社會與利益團體，並且由國家官僚與企業合作的統合主義式的 經濟發展，這讓國家整體發展目標以追求成長為優先，分配則較受到忽略。然而，
東協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東北亞有所差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東協國家並沒有成功 動員國內企業資本，反之裙帶資本主義氾濫，這讓東協國家經濟普遍無法成功帶 領出特定產業的升級。從進口替代轉型到出口替代後，東協國家仍然無法達成東 北亞的經濟發展模式，反之，東協國家仰賴大量的直接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支撐國內經濟，這也造成東協國家的「獨立自主」在經濟方面受到 相當的限制，也種下了日後東亞金融危機的遠因。更有甚者，東協國家在產業結 構不齊全的經濟體質也造成東協國家在進行區域整合時，時時要受制於人的缺 憾。
在 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東協各國除了馬來西亞與印尼有石油生產之外，
其餘各國經濟均受到重大打擊，且由於世界性的糧食危機，各國亦普遍地發生糧 食短缺之問題。
基於上述內外政經情勢的挑戰，東協五國於 1976 年在峇里島召開第一屆高 峰會，並簽訂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以及「東協和諧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前者 希望能夠把「中立化」轉化成更積極的內部區域合作，重申東協將透過團體行動，
以擴張及加強東協在經濟、文化、技術、科學及行政等方面的合作，並再次重申 和平解決爭端的共識；此外，亦強調東協對於所有東南亞國家均保持開放的態 度，乃暗示東協希望進一步與越南合作，以期未來能和平共存；另一方面，條約
也包含了印尼所提出的「國家彈性」與「區域彈性」之觀點，希望每個國家能為 了求其生存與發展而具備因應內外局勢變化的能力，擴及區域層次，則亦能提升 整個區域應變全球或區域局勢的能力，此觀念獲得東協國家一致認同，認為具有
「彈性」是正當且必要的，已可呈現出各國願意透過妥協以謀求區域利益的態 度；後者則是較為具體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合作之行動計畫（陳治萍，
1993）；其中在經濟方面，包括基本物資如食物、能源之合作生產與緊急支援（因 應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大型工業計畫之合作；在東協內部應以建立優惠貿易 安排與擴大內部貿易為長期合作目標；對外以共同力量擴大東協以外的市場及去 除貿易障礙；在國際商品問題或其他經濟議題上（如多邊貿易談判、新國際經濟 秩序）採取一致立場。在金融合作方面，東協各國亦在 1977 年簽訂「東協換匯 安排」（ASEAN Swap Arrangement），要求各成員國捐款一定數額（兩千萬美元以 下），目的在於提供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時之緊急支援（王士录、王國平，1998）。
此外，東協和諧宣言及 1977 年之後所簽訂的各種經貿合作計畫，無非是希 望透過東協內部的經濟聯合，而能吸引國外資金與技術之投注，使出口導向工業 化之策略得以落實，並加強東協各國之經濟力量，度過全球經濟危機。尤其石油 危機導致已開發國家經濟衰退，對於發展中國家之經援與投資亦減少，尤其世界 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種種非關稅限制、配額與國家對市場運作介入程度 的增加，對於較晚發展出口導向工業之東協國家非常不利，因此東協國家便希望 藉由團結各國力量、透過集體行動進行談判，來獲得已開發國家不為貿易設限的 保證，或是爭取外國資金與技術援助。此種透過小國團結以增強談判實力的方 式，在 1977 年東協第二次高峰會會後與日本、紐西蘭、澳洲三國首長會談時，
已獲至初步的成功（林庭芳，2003：23）。
雖然 1961 年之東南亞協會是因區域經濟合作之目的而成立，但是其因具有 濃厚親西方及資本主義市場之色彩，受到當時親共的印尼排斥，遂拒絕參加。也
就是說，雖然經濟合作為東南亞協會成立之主要目的，但是除了經濟因素外的其 他因素如：政治因素，也可能因影響著東南亞協會的組成進而影響它未來的動 向。以東南亞協會三個成員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來看，在經濟上，仍 處於「殖民地格局」，輸出以農曠原料等為主。以 1962 年為例，農礦產品佔菲、
泰、馬三國輸出額比例，分別為 95.06％、96.68％、60.73％（研考會，1984：82-86）。 在政治上，菲、泰、馬三國均為反共國家，馬來西亞在獨立後加入大英國協之一
員，泰、菲且為美國圍堵政策中「東南亞公約組織」之參加國。而大英國協及東 南亞公約組織在兩極對立之全球冷戰體系中，皆為自由世界陣營的一方，因此 泰、菲、馬三國均仰仗西方國家安全傘之保護，政治立場相似（陳怡萍，1993：
34-35）。
然有論者認為 1967 年東協之成立，並非全然基於經濟社會合作之宗旨，其 隱藏的目的實係作為一個政治同盟或軍事聯防組織。任何國際跨國組織的成立，
都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大事，而東協成立之際，創立五國之間又多少互有領土主 權、邊界糾紛、政策對立等新仇舊恨，各國願意放下爭議組跨國區域組織，顯示 東協確有政治合作與區域安全上的考慮（Djiwandono，1988）。
冷戰的兩大陣營對立，給予東協一個存在的理由，但是這也同時形塑了東協 欠缺中心思想的性格。尼克森主義，讓美國在東南亞的參與暫時退居二線，改以 間接而非直接的接觸。與其說這是美國主動採取的東亞政策方向，不如說是來自 越戰的失利與美國國內高漲的反戰民意所驅使，讓美國在不願離開東南亞的情況 下，被動地退出東南亞舞臺。在美國缺席於東南亞的同時，東協的成立給予東南 亞表面權力真空的狀態，這也迫使東南亞親美諸國必須要擁有特定的集體行動的 架構。
同時，正如冷戰時期存在於全球各處，由美國政府所力挺的威權政府一般，
共產主義也提供了東協國家內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由於恐懼共產主義與共產黨
所可能帶來的動亂、不安、與經濟權力的奪取，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與新加坡 都成功地讓企業與統合主義主導國家。也因為共產主義者與游擊隊於 50 與 60 年代在東協國家內部造成的動盪和種族衝突，讓這些親美的東協國家得以在國內 施以嚴厲的鐵腕政策。以中國暗中支持的共產主義叛亂行動最直接展現的例子莫 過於 1965 年的 930 事件。該年 9 月 30 日晚，數名印尼將領遭暗殺，事後軍隊右 翼人士指出該暗殺行動為共產黨所為，親共的蘇卡諾總理被右翼的蘇哈托替代
（Anwar，1998：15-17）。類似的事件在這個時期層出不窮，這都加深了東協國 家對中國的不信任。恐共情結從越戰一直到 70 年代為止，蔓延著整個東南亞。
在泰國，共產主義的威脅正當化了王室統治，而佛教信仰也得以成為統一全國的 共通價值（Jackson，1989）。在印尼，在 1965 年到 66 年間，蘇卡諾到蘇哈托的 血腥政權轉移過程也讓軍事領袖們領悟到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在新加坡也 一樣，總統李光耀也提及，1964 年的種族爆動與 1965 年新加坡被大馬聯邦的逐 出等等動盪因素，合理化了司法部門、立法部門與社運部門的壓制與極小化。
在這樣共同宣傳並認定外來的共黨威脅，與內部各種社會衝突的因素（當然 還是與共產黨有關），不論是種族紛爭或與它國的衝突，比方馬來西亞與印尼在 1963 年到 66 年的軍事衝突 Konfrontasi，都造就了東協國家對一黨獨大或獨裁統 治的威權體制的友善環境。這樣的發展也影響日後被讚譽有佳的「東協模式」。 也就是將東協保持在一個純商業貿易平臺，並且強調擱置爭議，尤其是不干涉它 國內政。因為幾乎每個東協國家的政府都有個不特別光彩的威權統治，這讓東協 國家巧合地都不樂見任何來自外界的批判與對自身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Acharya，1998：70）。這恐怕才是「東協模式」中「尊重彼此差異」一些地區 邊界上也還有很大的爭議，東協基於反共的目標存在，但彼此合作並建構一個多 邊安全機制是非常困難的。
東協的成立與東協國家的政權，很大部份原因可說來自於中國與大陸東南亞
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外部威脅推引。在 1992 年，新加坡外長羅佳南（S. Rajartnam）
回憶在 1967 年東協成立時的情景說道：「想起當時在開第一次東協首長會議時，
我們必須要寫出我們的聯合聲明，那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須在文章 裡寫整整十頁無關痛癢，沒有主題的東西…我們自己雖然是開啟東南亞國家協會 的人，但我們自己都不太清楚到底東協要往哪裡走，或是到底能不能走到哪裡？」
（Business Times，1992）也因此在冷戰結束後，東協喪失了其核心的反共目標，
於是東協國家的政權皆開始鼓吹各種不同的新價值、新目標來遞補這個空缺的
「東協思想」。也因此，在 80 年代，印尼總理蘇哈托提倡印尼新秩序的五原則
（Pancasila），新加坡以儒家思想與「亞洲價值」，試圖推廣為迫切的教育與政治 方針，在馬來西亞，則有馬來全國聯合組織（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ization，
UMNO）提出以歷史上的 Malacca Sultanate 王權時期的思想（rukun negara）來 重拾大馬來西亞精神與思想，並以此做為總理馬哈迪的執政的思想基礎（Martin Jones and Smith，2006：46）。
第三節 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東協的和解
中國在 1971 年正式加入聯合國，並於 1972 年與 1979 年與日本、美國建交，
在 70 年代中國與東協的關係走入了新的階段。在對美改善關係的同時，中國也 開始積極對東協與其他尚未加入東協的大陸東南亞國家改善關係，才足以緩和緊 張的邊境關係，並突破安全與外交被包圍的困境（Yahuda，1996：197-201）。中 國與泰國於 1973 年改善，於 1975 年正常化。泰國由過往的親美反共立場改為獨 立不結盟。馬來西亞是自尼克森提出「和解政策」後第一個承認中國的協國家，
雙方並於 1974 年建交。雖然如此，種族問題與支持馬共仍是雙方的爭執點，尤 其在馬哈地執政前期，在強烈的馬來人主義下，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相當不友善，
直到 1985 年 11 月馬哈地訪問中國，簽署「投資貿易協定」與「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1988 年雙邊也簽訂了貿易協定，雙邊實質關係才有所改善（宋鎮照，1999：
81）。此外，菲律賓也跟隨美國對中國立場的轉變而改為友好政策，於 1975 年和 中國建交，印尼及新加坡雖未與中共建交但是雙方關係已沒有之前緊張。至此，
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不僅正常化，也開啟了雙邊實質經貿利益與關係。
鄧小平主政以後，於 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力 主「改革開放」的方向，中國頓時從毛澤東時代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經濟政 策，改為部份性的開放，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被改為 對外經濟特區，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在經濟特區的試驗成功後，中國又再開放其 他 14 個城市，由此開始，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率的引擎。中國對外發展 的政策目標是藉由開放沿海的港口與島嶼，引進外資讓沿海地帶區域發展之後，
再帶動其他較為落後的內陸地區發展。但是，在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國無法將國 內外的資源、市場與經濟發展作有效的整合與運用，於是改採以「兩頭在外，大 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概念，將發展主軸定位在先透過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
以尋求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再藉由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與結合內陸落後區 域的發展，達成「完整產業體系」與「均衡區域發展」之「兩個傾斜」的政策目 標（李文志，1996）。
東亞的經濟版圖從 1970 年代初期至 1980 年代中期，基本上仍延續垂直分工 的關係，但由於積極推動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家逐漸興起，因此先進國家和新 興國家出現部份水平分工關係；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東亞各國產業 間水平分工關係持續擴增，三級分工模式逐漸出現垂直、水平兼具的複合式分工 關係，在 80 年代末期東協國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在 92 年實施二次經改後經濟成 長徒增，東亞各國的產業分工關係逐漸形成以美國、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國、東 協與中國間的菱形分工模式（蕭全政，200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