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協的內部整合與對中國友善關係的發展

新加坡駐美大使許通美於1991年表示，決定東協未來發展有四個決定性的因 素：第一，在柬埔寨問題解決之後，東協必須有新的目標；第二、必須要成立自 由貿易區以刺激出新的發展；第三、東協是否能主導並建立區域的新秩序，比如 印度支那半島國家的關係；第四、在亞太地區建立政治及安全的機制。

這顯示出了東協國家的內部整合尚未有所成就，尤其在東協的走向方面還是 不夠清楚的。但是東協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卻也不斷地在透過會員國家的固定 會談與倡議，自我改造，並在其中逐漸形塑東協的目標。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開 放是一連串的經濟實驗工程，如鄧小平所說的「摸石頭過河」，東協的內部整合 以至整體走向，也一樣在摸石頭過路。雖然不見得知道要往哪裡走，但實際上的 步伐卻也不曾停歇過。

1992 年東協召開第四屆東協高峰會以因應冷戰結束後國際政經局勢的變 遷，一致通過「新加坡宣言」（Singapore Declaration），確立了東協於後冷戰時 代一個新的發展策略。東協自由貿易區是東協國家在邁向後冷戰世界的第一步。

透過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將從單純處理成員國間的政治問題而走向經濟整 合，另外也開始為了促進區域安全建立東協區域論壇，將政治及安全納入議題。

泰國總理阿南明確的指出「新加坡宣言」和促進東協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hanci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是未來 東協發展的方向，東協發展至此進入新領域，從政治合作走向經濟合作的領域。

雖然東協區域論壇的設置將過往東協的功能一分為二，各司其職。但是也這個安 排之下，東協將安全與政治的相關問題的合作與對話都切割在東協之外，這給予 東協更大的彈性空間來進行更密集的對談與合作，因為只要在東協區域論壇以外

的東協會議上，安全與政治問題將不被提及。但也因為這個安排，本來就不具有 太多政治約束力的東協，在去政治化後，更萎縮成純經貿性的機制，造成日後東 協在政治共同體上的整合必存在一定的漏洞。

去政治化的東協，也因此歡迎過往與東協在政治上壁壘分明的柬埔寨、寮 國、緬甸三國領導人，在1995年參加東協第五屆高峰會，曼谷高峰會宣言

（Bangkok Summit Declaration）對東協的發展達成共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 將東南亞十國納入東協，並繼續推動東亞核心會議。泰國總理在會中表示柬埔寨 等三國加入東協後，東南亞國家團結在東協下將可以「掌控自己的未來」，馬哈 迪同時指出東協擴大後將擁有經濟和政治的潛力，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所以東 協應儘速達成一體化（賀聖達，2000：10）。

一般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會採取擴張政策，對周邊國家產生威脅，因此對中國 應當採取介入與交往的政策，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及區域性組織，使中國成 為國際社會中的一份子，以要求其遵守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而只要可以成功地 幫助中國導入國際社會中，中國就得以被國際社會的常規所約束。反對的說法則 認為可以藉大國勢力維持亞洲權力均衡，事實上，東協兩者兼備，既與中國有在 國際層面上的架構，比如日後的「東協+1」的組織機制，同時也未曾放棄與美方 和日方的經貿與安全合作。但是不論如何，在面對崛起的中國的時，當時的東協 國家意見仍不一致，馬哈迪認為崛起的中國是東亞的隱憂，因為中國軍備的現代 化將會引起日本跟進，這是引發東亞區域緊張的根源，主張採取建設性的交往，

希望與中國在共同利益上與共同關切的事項交換意見。對於東協國家來說，它們 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來自於東北亞區域內的不穩定，因為那將會牽動整個海權 與陸權彼此間權力的失衡，並且，這些東協國家必須因此而被迫選擇投入某一勢 力或陣營，而破壞國際秩序。

新加坡代表也指出東亞地區的發展將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和全球經 濟，中國基於國內經濟建設，不致於破壞區域內的和平和穩定。李光耀也指出，

中國人民對「亂」有恐懼感，因為中國地廣人多，領導人採行政策之前會謹慎，

將中國納入世界體系是避免中國威脅最好的方式（陳欣之，1996：29-30）。在這 個名目下，東協積極將中國納入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如1990年新加坡亞太經合 會部長會議聯合聲明支持中國加入（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並指出中國的加入有助於亞太區域經濟繁榮。亦於1997 年東協－中國 領導人會議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重申支持中國加入WTO。

東協於1991年7月首次邀請中國參加東協外長會議，東協和中國關係開始正 式接軌，當時朱鎔基指出增進中國和東協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就是中國的利益所 在。對此，東協在1993年作出回應，雙方同意就相關於共同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的 議題於高層官員會議中進行協商，並且同意經貿與科技的合作，成立經貿合作及 科技合作委員會。一直到1996 年，中國正式成為東協外長會議對話夥伴（ASEAN China Dialogue），開始了東協和中國正式關係。

東協也曾經試圖主導區域安全，在1992年東協高峰會議上各國代表同意建立 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於兩年後在曼谷召開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加強區域安全及政治對話，主要有建立亞太區域安全信 任措施、防止核子武器擴散、和平維持、交換非機密性軍事情報、海域安全、預 防性外交等六項議題，主要作用是藉著亞太國家建設性對話，以此建立互信及預 防區域衝突。但是東協區域論壇卻沒有強制性的執行或仲裁權力，因此，區域間 的安全對話沒有發揮很大的安全效能。在1999年舉行的東帝汶獨立公投時，更無 能處理印尼軍隊對當地居民的屠殺事件。

區域安全論壇也將中國納入安全對話夥伴，其中主要的因素為冷戰結束後亞 洲的局勢產生變化，意識型態淡化，必須以「建設性的接觸」增進東協和中國的

瞭解和合作。對中國參與東協區域論壇馬來西亞外長卡默爾表示，若未將中國納 入則失去成立意義（王高成，1995：64）。其次，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和廣 大市場，對東協而言是合作和競爭的契機。再來，東協可以藉中國來制衡其他強 權建立亞洲權力均衡，確保東協的安全和利益。這可以說都是試圖以國際機制引 中國入甕，以此來限制住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擴張，是東協在面對日益崛起的 中國霸權的因應措施。同時，東協也希望可以利用區域安全論壇的架構，在南海 主權爭議上集體與中國開啟對話，並且避免南海發生軍事衝突。東協外長會議在 1992 年發表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強調以「東南亞友好與合作協定」作為解決南海爭端之國際行為準則，以和平的 方式解決南海主權爭端。1995 年爆發「美濟礁」（Mischief Reef）事件，東協 外長會議表示關切，再度發表聲明，極力主張以1992 年馬尼拉宣言的精神採取 和平方式處理南海問題。從此以後南海問題成為「東協區域論壇」每年討論的焦 點議題，主張在這區域建立互信以和平方式、國際法準則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不妨礙船隻在南 海海域自由通行原則，並積極商討制定「南海區域行為準則」（The Regional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解決南海問題。

後冷戰時期，東協與中國雙方都以發展經濟為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就如沙皮

（Noordin Sopiee）的觀察，認為亞洲的核武擴張問題和南海主權之爭，都不如 發展經濟來得重要，因為導致區域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因此冷戰時期 的盟國與敵人分明的界線消失，在後冷戰時期，因著情勢的不同盟友也可能轉變 為競爭者，而敵人成為合作夥伴，如東協各國增加對越南的投資，東協和中國也 逐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馬來西亞外長在1996 年外長會議聲明，東協和中國都是發展中國家，雙方 必須合作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藉以促進經濟成長。雖然東協與中國雙方存在不同

的政治、經濟體制，但不妨礙雙方的友誼和合作。雙方可以透過「東協區域論壇」

增進政治和安全領域上的合作，就既有的委員會架構在科技及經貿的領域上深化 合作關係。東協公開指出，東協和中國在科技領域上合作已有進程，希望未來能 加強生物化學、核能、衛星科技等科技領域的合作，東協和中國在旅遊、農業、

資訊科技、運輸及人力資源開發方面充滿合作的潛力。

第四節 小結

冷戰瓦解後的東亞出現的權力真空局勢，讓東協國家自身的組織目標也陷入 找尋新發展方向的迷霧中。但是區域經濟與貿易在全球化的挑戰下，也讓東協迅 速找到新組織目標，以發展區域內部經貿與科技往來為主。在此同時，中國則在 剛得到了改革開放的初步成果後，在天安門事件後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鎖。在內部 反和平演變的與對外擴張的的雙重壓力下，中國必須向南找尋發展的出口。與此 同時，原先主宰東亞區域的美國也在冷戰後，將新的競爭對手由蘇聯改為中國，

頓時，「中國威脅論」蔓延四處，也因此美國重塑了自身的對中政策。美國與東

頓時，「中國威脅論」蔓延四處，也因此美國重塑了自身的對中政策。美國與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