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從冷戰終結開始，中國與東協國家分別被納入不同的陣營中，雙方往來並不 頻繁。中國在冷戰中的東亞政策起先跟隨著蘇聯的步伐而前進，但很快的，中國 整體外交的主軸就浮現出來，那不見得是與蘇聯同步的，那就是中國需要平定邊 境的紛爭。不論是韓戰中對中國東北區域安全的威脅，亦或是對臺的砲戰，還是 日後對印度支那半島的政策，都顯示出這個時期的中國追求的是國家生存與安 全。在這時候的東南亞國家則苦於處理國家內部的共黨鬥爭，也因此對中國採取 非常敵對的態度。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大陸東南亞，也就是印度支那半島的三國（不 包涵親美的泰國）而言，中國已經對其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越南因為親 蘇而與中國交惡，但這也只是讓中國對大陸東南亞的控制的努力更為明顯。而在 這時期，東協的五國全都是海洋東南亞國家，彼此卻存有相當多的歧見，為了如 此，東協採行了「擱置爭議」的模式，這也造成日後東協無法有效執行其他區域 整合組織所有的功能，這個「東協模式」機制的實行，將進一步形塑出東協的樣 貌。

在中國逐漸踏入國際社會後，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也開始解凍，雙方的交流在 1989 年之後達到高峰，雙方都需要更廣泛的交流與經貿往來。

第三章 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7

第一節 美國新圍堵政策下的東亞

在冷戰終結後，蘇聯瓦解，美國駐守東亞的海、空軍也自菲律賓撤離，美國 與蘇聯的兩大勢力正式撤出亞太地區，這也造成了「權力真空」。冷戰時代的結 束也意味著亞太局勢的重整，中國則因為 80 年代的一連串經濟改革措施，對外 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逐漸顯出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也利用這個「權力真空」

的機會，擴張軍備與對外發展，將軍事與貿易的觸角伸向太平洋。但是這樣的大 動作引起美國的強烈關注，再加上冷戰後美國不再擁有假想敵之故，對美國的右 派所主張的大規模軍事佈署產生極大的壓力。同時，中國對海洋的擴張確實造成 美國於太平洋主控權有挑戰的可能，因此被美國視為新的潛在敵手。

1990 年代初，中國在東亞的作為並不內斂，除了軍備擴張外，還並因南海 領土（Spratly Islands）的爭議，於 1995 年與菲律賓發生了武力衝突，並隨之佔領 美濟礁；1995-96 年之際，又因臺灣舉行第一次總統民選，對臺進行飛彈軍事演 習，這一連串的事件，使美國更加確認中國是亞太區域不穩定之潛在因素，為了 確保在亞太地區之主導權與利益，美國與日本於 1997 年簽訂「美日防衛合作方 針」，擴大美日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合作，並且以此作為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的核心。在此同時，從美國學界，日本學界都開始出現認為中國將成為下一個挑 戰美國獨霸的新霸權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中國因為「中國威脅論」。對中 國在區域中產生不穩定因素，甚或更久以前，對中國在區域中獨霸的歷史並不陌 生的亞太諸國家，更加深了對中國的疑慮與恐懼。因為，中國自 1978 年之後對 東南亞的友善作為來得突然，並且從沒有人知道，中國的「睦鄰」政策的實際目 標為何，這種對未知的猜疑心理，再加上來自西方世界的權威性詮釋，讓「中國

威脅論」成為普遍存於亞太各國的共識。

「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國家的整體發展自然是不利的，尤其在天安門事件之 後，中國正苦於被歐美國家的經濟封鎖，外在的壓力對改革開放才十餘年的中國 來說，威脅性不亞於來自國內保守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反對。為突破這個困局，

中國努力開拓對東南亞的經貿外交來緩和國際間「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以創造 對中國國家發展有利之平和週邊環境。

1992 年 9 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拉森上將，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問題 提出了「中國威脅論」的新論點，他指出南海將會成為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此 論一出，立即在國際社會激起極大的反響（文馨，1995：67）。亞太各國更為中 共綜合國力日益強大感到憂心忡忡。「中國威脅論」簡而言之，就是認為中國的 經濟發展會導致軍事實力增強，從而對週邊國家及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穩定 構成威脅（王麗娟，1999：36）。

1995 年美國的「圍堵中國論」出現後，有系統的逐漸塑造「中國威脅論」

之產生。美國右翼保守派學者與媒體開啟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討論，而學 界也有相關的著作讓這樣的論述有所依據，比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在 1996 年所著之《文明衝突及世界秩序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還有柏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及芒羅（Rose H.

Munro）合著之《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等。

芒羅（Ross H.Munroe）於1992年撰文指出「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

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影響美國經濟利益，另外，中國可能成為軍事大國也影響美 國的安全，並宣稱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主導世界，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 伴。在1993年美國學者杭延頓也提出「文明的衝突」，指出西方文明的兩大對手：

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明，另一是伊斯蘭文明，並指出共同的文化是經濟整 合的先決條件，中國、香港、臺灣、新加坡、及其他華人社會的亞洲國家間的經 濟關係逐漸擴展，未來東亞的經濟集團將會以中國為中心。

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推論可歸納如下：首先，中國已是全球高度軍備國 家，常備軍已高達 300 萬人。其次，中國擁有 5000 架戰鬥機和 300 顆核子彈頭，

穩居世界第三大軍事強權。第三，雖然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僅為美國的 44%，然 而專家認為，中國在未來的經濟成長將維持 8%至 10%之間，而美國乃滯留在 2.3%

左右。第四，如果中國每年的國防預算以 10%成長，而美國持續進行減少支出，

則中國國防預算將在 2012 年超越美國。尤有進者，中國的核武瞄準美國以及出 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至利比亞、伊朗和伊拉克，皆證明中國對美國安全的直接與 間接威脅（張亞中、孫國祥，1999：86-87）。相對的也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政 治、經濟、軍事及戰略之利益。

在布希政府期間，美國開始重整後冷戰時代的對外關係，以在新的國際環境 下有新的佈局與規劃。布希政府的國務卿貝克（J. Baker）於 1991 年在《外交事 務》發表一篇闡述後冷戰美國的亞太政策的文章。貝克說明了環亞太區域對美國 的重要性日漸於大過歐洲，並且全球已發展出新的格局，先是共產集團的瓦解，

部分國家開始民主化、自由化，然後全球經濟整合也開始起步。但國際毒品、環 境生態、及非法移民問題日趨嚴重。世界各地族群問題、民族主義抬頭、領土爭 議不斷。貝克認為新的國家安全必須納入這些問題。

1980 年代後期東亞與美國的貿易額也超過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與共產國 家經濟相比，更是值得肯定。在日本的雁行模式帶領之下，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 長快速。臺灣、菲律賓與南韓都開始民主化。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的 核武威脅加深，民主在中國及緬甸中挫，日蘇因北方領土問題依然緊張。貝克指

出美國基於地緣政治的平衡在亞太的新角色是「公正中介人」，制約亞太區域的 不穩定。而美國維持亞太穩定繁榮的三個支柱是：一、全球貿易整合，建立自由 貿易的架構。二、提升經濟活力、促進民主化，使之成為亞太地區的共同價值，

養成共同體意識，避免非民主國家的冒險行徑以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三、更 新亞太區域的安全架構。（Baker，1991：1-3）

另外，貝克也指出，美國自其勢力來到東亞，長期以來所強調的經貿與地緣 政治的策略為下：在經貿上，強調東亞的「門戶開放」；在地緣政治上，則強調 權力平衡。以此為基本原則，貝克接著分經貿與軍事安全兩方面談論美國的亞太 政策：在經貿方面，搭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共同經濟利益的功能，面對後冷戰亞太局勢的挑戰。另外，促成亞太多 邊安全合作機制。在軍事方面，最重要是以雙邊防禦條約為架構的扇形戰略，以 美國為中心，持續維持與南韓、日本、泰國、菲律賓、澳洲的雙邊防禦條約，作 為扇骨，其中以美韓、美日、美澳最為重要。不過貝克也提出，由於亞太的歷史 與安全環境與歐洲不同，過渡鼓吹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將引起東亞國家緊張。不 過，貝克採取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透過與東亞國家通訊及通商將改變東亞國家 的政治與經濟特質，並指出市場經濟自然會伴隨著政治多元主義。並且，政治的 多元主義所形塑的民主政體會使國際環境較為和平：民主國家之間極少會輕易發 生戰爭。即使亞洲文化具有特殊性，並且有人主張民主政體不適合亞洲文化或亞 洲傳統，貝克認為經濟成長自然會導致民主化。貝克強調亞太經合會是經濟整合 與貿易自由化的載具，而不只是區域經濟集團。而更重要的是美國為了促成減少 市場障礙與支持開放與競爭的貿易體系，積極地參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Baker，1991：4-8）。

在貝克這篇文章中，特別談論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 呈現出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是以雙邊關係為主，APEC 為輔。布希政府的政策架

構延續冷戰時期軍事圍堵的各個雙邊架構，在後冷戰時期，以推動政治民主化，

構延續冷戰時期軍事圍堵的各個雙邊架構，在後冷戰時期，以推動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