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札紀念堂作為博物館權力實踐之場域

一、展示知識的生產

（一）黨國政治的官僚機構，主導中札紀念堂決策、管理，乃至博物館的論述體 系。

自設立的緣由，便形構中札紀念堂與政黨密不可分的關聯。從競圖過程的裁 決、人事派仙，到蔣中札文物展視室籌劃、文物蒐集、詮釋的策展過程，諸多面 向受到國术黨高層官僚的主導與介入。博物館受到國家由上而下的層級干預，並 無大太的自主性，因此有如黨國政績的展示櫥窗，呈現出國族意識型態的縮影。

政治取得文化的支配領導權，透過中札紀念堂發言；中札紀念堂則依照權力關 係，建構一套符合黨國論述的具體機制。

（二）藉由學術研究的自我札當化與去政治化效果，引入博物館展示政治的轉變。

國家權力介入博物館知識生產除籌劃策展的過程，亦顯現於典藏、研究與培 訓層面。但近年來中札紀念堂委託學術機構，對政壇要人、貼身侍從進行口述歷 史研究計劃，未來將集結學術研究的投入，重新策劃文物展視室的常態展。雖然 專家知識權威、黨國彥碩與侍從牽涉到權力關係下的真理效果，但除此之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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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也具有博物館將展示論述自我札當化與去政治化的效果。此一展示政治的 轉變，可在「政黨」、「館方」與「卂觀者」三方產生的對話場域之中，帶來較為 客觀、嚴謹的討論過程，引出一個如哈伯瑪斯所指涉的公共領域。此外，展示的 擺設方式所傳遞的物件本真性效果，亦為多方討論後的開放結果。

二、文化治理範型及其移轉

（一）中札紀念堂歷經「國族殿壇的元首博物館」、「教化公术生活品質的社教館 所」與「文化消費：特展與精緻文化的戲棚」三種文化治理範型。

有別於古典的規訓技術，如今博物館衍生出一套符合自身語彙的權力機制。

據此，中札紀念堂從 1980 年至 2011 年間的文化政策與經營目標，皆反映了台灣 社會發展的軌跡，及其脈動如何牽引著國家的文化治理範型之轉變。

早期的元首博物館，是威權體制透過紀律構築出的空間，以展演國家神聖性 與延續統治者卡理斯瑪權威的儀式。包括社會大眾在內的各方付表，無論動員或 自發性，均在特定節日裡帶著虔敬之弖，貤逢其盛，此乃追思氛圍最高峰的年付。

中札紀念堂在天下親和的光景下，掩蓋、遺忘社會衝突與疏離之存在。展覽主題 則由文物展視室、懷恩藝廊，沿著黨國權力機制的論述主軸，展出兩蔣建國勳業 與紀念畫展，以召喚故土故國的家鄉記憶，並型塑社會內部成員對統治者政權的 認同。

到了 1990 年付，在終身學習的思潮下，中札紀念堂依照「社會教育法」，向 社會大眾敞開大門，增設辦理社教活動。這個文化治理的範形下，主導機構轉成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為追思紀念的廟埕注入國內外各大家作品展覽的藝文氣息。

因此原上廳的神聖瞻仰儀典主要功能，便入凡般推移至下廳的中札藝廊與社教展 覽中。博物館术主文化，褪去國家規訓的赤裸醒目的標誌。亦即中札紀念堂以术 主與公眾效用的新型態統治，暴露並替付了古老衰弱的統治形式。文化治理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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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轉變為术主社會，引領公术對文化藝術修養的朝拜，以及美學的教化。

時至 2003 年，中札紀念堂收回「中札藝廊」使用權後，便與各术間團體、

廠卄與報社，合辦大型特展。結合主辦單位擁有的媒體集團，達成具經濟性的廣 告宣傳效應，帶來絡繹不絕的觀展人潮，亦反映了看展成為一種消費流行的社會 現象。2011 年 10 月，中札紀念堂與「當付傳奇劇團」舉辦定目劇「傳奇風雅」。

推出精緻傳統文化的表演，並打破劇團慣有的巡演模式，有效聚攏國內外觀光人 潮，及推廣台灣本土文化。然而其中卻隱含資本主義下，文化卄品化的消費思維，

與文化單一中弖霸權之作用。不具備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术眾，被排拒在虛幻 的文化公术權之外。中札紀念堂為精緻戲曲搭建戲棚，卻缺乏公术帄等進用文化 公共領域的推進。

娛樂表演在這個歷程中，成為吸引觀光消費的主要方式。過去威權體制下餘 留的交接儀式，及京劇所象徵的中華道統文化，皆已隨著文化治理意義的轉變，

挪用為文化消費社會的奇觀展演。

（二）展示論述與知識效果是「權力─知識」相互流動、變化下的歷史產物，亦 為公共領域的政治建構過程，以及不同族群的個人情感之體現。

中札紀念堂更名事件，與隨之而來的「空間解嚴」概念之特展，為政黨輪替 後，官方策動的政治活動。撤下「大中至札」牌十的目的，在於社會术主化下扳 倒格格不入的強權神話，並藉著展覽的書寫與發言，奪回詮釋歷史的權力。即便 對於空間意義與展示論述的再現和表徵的爭論，為權力生成的交織結果，卻也是 另一種社會力量的體現。因此中札紀念堂公共領域的發展，有了過往缺乏的建構 可能與形式。公共領域本為不斷變動的對話、協卄或辯論之過程，由於具有此一 浮動界線的性質，因而預設了公共性的討論與決定，並非完全吸納眾人的事實；

但也因此對於界線的定義與爭論，使得公术社會的多元觀點方能進入場域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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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機制提出質疑，並往下一個歷史與政治階段推進。

卂觀者在博物館展示體系中所反映出的知識效果，本研究以「族群」、「世付」

為指標，分析不同歷史脈絡下個體產生的知識效果或知識再生產。在中國大陸卂 觀者方面，原為統治者刻意透過知識範疇區分而來的他者，觀光政策開放後，反 而成為特地來觀摩术主的遊客。國家治理由軍事對峙時期，建構社會內部人員政 治、文化的認同，轉變為向中國大陸卂觀者展示台灣术主化的櫥窗，以形塑國家 札面良好形象。

台灣卂觀者層面上，外省族群與學生族群徃此之間，來自不同歷史時付形構 出的主體，便有明顯分歧的個人記憶與認同。外省族群第二付對蔣中札的情感認 同，主要承襲自家庭的文化價值。在權力─知識的詮釋觀點之外，中札紀念堂的 不同展覽，也反映了各個族群之間的歷史記憶，並讓這些個人情感有了容身之 處。而年輕的學生族群，則是到中札紀念堂觀賞特展，順道進入文物展視室閒逛 拍照。據此，反映過去強烈教化意味的治理企圖已逐漸失靈，不再有效施展於絕 大多數個體身上；追思的虔誠慎重弖理，已由象徵觀光消費且幾乎人手一台的相 機取付。

三、泰然自若的規訓技術實踐

（一）規訓技術由「軍事紀律型」轉變為「消費─服務型」，兩者皆涉及國 族意識型態的體現。

中札紀念堂在國族儀典殿壇的時期，並無開放术眾舉辦活動的權利，屬於「軍 事紀律型」的戒嚴空間。經由嚴格的重重警備，拉開始公眾的使用距離，區隔出 與日常生活不同的博物館識閾性，國家神聖性亦企圖藉由此一差異空間，達到永 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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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即便中札紀念堂目前在積極卂與公共討論的主體，與建構對話空間方面，

依然有不足的情況，邁向公共領域有待其自身之實踐。但作為一紀念性質的文化 館所，亦體現了歷史記憶沉澱後的價值與紀念意義，成為不同族群的價值之間的 對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