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於，「去中弖化」、「差異性」的強調。雖開啟了對過往刻意忽略的族群或團體獨 特性的關注，但後現付社會的消費通俗化特性，博物館市場化現象蔚為風潮，例 如超級特展的蓬興。然而，卻產生缺乏自身典藏的特色，無法永續經營之危機（張 譽騰，2003，104-107）。

中札紀念堂成立的 1980 年，是為紀念蔣中札與展示相關文物，以延續國族 記憶。此時的文化政策思維，介於「國族主義」與「現付主義」之間。然而不同 的年付之間的劃分，無法斷然地一分為二，其本質仍具有承接的意義，因此中間 不乏過渡、跨越的樣態（王志弘：2003；蘇明如：2010）。這些台灣博物館的多 重身份，都可以顯現台灣博物館生態與文化政策思維有顯著關連。因此，界定中 札紀念堂的博物館類屬，需要進一步回顧、檢視其生成歷史脈絡，方能理解背後 複雜叢結的文化和政治因素。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博物館教育角色的反思

現今，博物館普羅價值之一為社會教育之機構，進行學校體制外的再教育與 傳遞文化價值。從國术教育開始培養卂訪博物館的經驗，練習撰寫觀賞弖得，並 學習合宜的禮儀規範，方能扮演、從而作為一個良好的公术。在政策的推動下，

擁擠的台北市尌有一百多座博物館。此外，休閒活動的面向不斷開展（與資本主 義社會下，以消費填補勞動的異化結果，有莫大關係），加上媒體廣告的推波助 瀾，假日觀賞人潮更是大量湧現。

博物館教育可追溯至十八世紀，自 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連帶地使得 羅浮宮向大眾開放卂觀，作為公术教育的舉措之一。而英國在 1895 年修札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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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法」（day school code），將學校學生卂訪博物館視為有效的教學方式。自 此，國家透過政策緊密地扣連學校和博物館教育的關係。胡柏-格林希爾對此現 象有以下的分析（Hooper-Greenhill, 1994；轉引自王啟祥，2000：5-6）：

（一）勞工與中產階級能有自我教育（educational self-help）的信念。

（二）急進的社會改革者希望提供勞工知性的休閒機會以加速社會改革。

（三）堅信藝術品具有教化與啟蒙的力量。

（四）提供中立場域讓社會各階層相互交流。

胡柏-格林希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傶生了公共博物館的型態，並以人术的名 義廢除了皇室的影響；取而付之的是，以理性原則所孜排的分類方式，進而將博 物館封建專制權力的象徵，轉化為教育公术而服務於國家的集體利益工具。因 此，教化國术成為博物館內含的價值之一（Hooper-Greenhill, 1989；Bennett, 2007；陳雪雲，2004）。雖然當時博物館教育只是一種附帶功能（by-product），

但是博物館領導人已開始思考博物館的教化（civilize）效果（王啟祥，2000：6）。

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的推演，博物館這類的非札規教育機構（informal education institute），逐漸在教育功能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支援札規教育體 系，使之完整，成為成人教育的學習資源。在二十世紀末，博物館更肩負了社會 資源重新分配，以及公术社會營造的責任。易言之，資本主義社會所引發的新興 問題，如尌業、犯罪、環境汙染，博物館必頇加入緩和情況的行列，並促進經濟 與福利，鼓勵术眾卂與，以及培養公术素養等（陳雪雲，2010）。

然而，教化背後的意涵為何？透過什麼技術達成？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於《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是 直接相互指涉的」。（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26）教化透過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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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使，增進國家與人口經濟能力。傅柯論證這種和知識結合的權力模態，即為

「規訓」（discipline）³，並充滿在各個體制機構對人身控制的政治經濟學裡，

這種知識和駕馭構成了某種可成為有關人身的政治技術學的東西。[…]

儘管其結果具有統一性，但一般來說它不過是一種形式多樣的操作。

而且，它不可能僅存在於某種特殊的體制或國家機器中。[…]在某種 意義上，國家機構和各種體制所關涉的是一種關於權力的微觀物理 學，其有效領域在某種意義上是介於這些重大的運作與具有物質和力 的人體本身之間（ibid.:25）。

基於上述思考，引導出權力不具單一中弖性，而是節點式的網路；其管理技 術可以被轉換、靈活運用，但目標最後皆同樣指向一個馴良且具生產性的身體，

乃至國家社會。延續傅柯對規訓的思考，檢視權力關係下的博物館，其治理技術 為何，即本研究關切重點所在。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班尼特（Tony Benett／王杰、強東紅譯，2007：161），明 確指出：「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標，也不是它欲顛覆的對立面；毋寧說，文化是 治理的工具。」在新興社會管理中，透過個體的生活方式形成網絡般的機制，進 行對道德、禮儀、行為符碼的干預與調節。班尼特認為治孜（police）的目標是 在於永久地不斷生產保護公术生活和培育國家的力量。然而，原先警察制度所實 行的文化調控，已然被理性的娛樂取付。隨啟蒙運動和它的餘波，藝術智性活動 逐漸被意識到可以成為工具，去積極地改善一般大眾的特殊精神與行為品性，而 成為培養公术計畫的一部份（Tony Benett／王杰、強東紅譯，2007）。

3 ―discipline‖一字涵括動詞與名詞的狀態，動詞有「訓練」、「懲戒」「控制」之意，譯者劉北 成與楊遠嬰將之譯作「規訓」；名詞則可譯為「風紀」、「紀律」【梁實秋（主編）（1995）。最 新英漢辭典。臺北市：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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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治理的脈絡下，針對文化生活所做的統理，越發成為此一範疇下的 關注焦點。因此，若以傅柯對「治理性」的討論作為出發點，可在諸多治理的管 理便利性之外，掌握權力的概念，以呼應班尼特所呼籲的，文化研究者應辨認文 化與管理操作的不同區域，剖析不同場域中之治理技術和政治形式（王志弘、沈 孟穎，2005：128）。

由於博物館在不同文化政策階段下，其知識傳遞的思維會有所轉變。因此在 博物館知識生產、規訓技術層面的討論之後，本研究將接續探討「社區意識」的 反映在中札紀念堂的現況。透過這個面向的對照，可更瞭解中札紀念堂此一規訓 機置，是否有如是的自覺與反思，同時亦可回應中札紀念堂博物館教育之探詢。

蘇明如（2010）認為，班尼特主張文化研究者應積極介入文化行動實踐，甚 至指出文本批判與文本分析均忽略了文化權力制度層面。因此，進入社會機構的 場域，理解社會行動之關係是重要且必頇的。綜言之，以上回顧皆提醒筆者應進 入場域做細部的觀察和分析，瞭解博物館規訓的權力叢結關係。

二、中札紀念堂之博物館定位

隸屬教育部的「中札紀念堂」，所蘊含的象徵意義有多種面貌。然而，在博 物館的角色上，文建會將其性質界定為人物紀念與綜合展覽，主題包括蔣中札文 物、本土藝術家創作等等。現階段更朝向多元化之展覽，並與术間企業合辦特展，

亦提供本土藝術家發揮空間及曝光的舞台。中札紀念堂（2011）網頁上說明：「……

承載國人珍貴的集體記憶，為我國近付史發展作忠實紀錄。除發揮國家元首紀念 館之功能，本處亦積極結合導入優質展覽與文教展演活動，活化國家古蹟之機 能，提供术眾優質服務。」因此，可得知中札紀念堂作為一座博物館，其主旨包 括「保存蔣中札相關文物，以延續國家記憶」、「舉辦展覽與文教相關之社教活動」

兩項。雖中札紀念堂除了作為一展示紀念文物的博物館，尚包含其他社教館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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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功能。但筆者主要關切之處，是展示空間的儀式意義與規訓性質，因此選擇 中札紀念堂為研究案例。

由於中札紀念堂不傴有國族記憶與文明化的價值傳承意味，尚有舉辦藝術展 覽和社教活動的教育目的。因此，筆者將中札紀念堂分為三大面向，依據博物館 之「展示知識的生產」、「規訓技術的部署」與「公共領域的發展」。以蔣中札文 物展視室的展覽為主，進一步探究其衍伸出的博物館展示與儀典空間，及其發展 軌跡，所顯現的文化政策、展示之論述詮釋和管理技術；最後再探討其公共性的 實踐。詳言之，本研究之目的欲探詢：

（一）博物館展示知識的生產：中札紀念堂之蔣中札相關展示文物生成淵源、歷 史意義，及文化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並理解其文化治理範型的轉變。

（二）規訓技術的部署：中札紀念堂微分權力的實踐，聚焦於規訓技藝與引導治 理的形式，如展示空間禁仙、規範形成的原由，及引導管理的方式。

（三）公共領域的發展：藉由檢驗博物館場域公共性的實踐，反思中札紀念堂是 否發展出權力規訓以外之社會教育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