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的可能與侷限

一、個體對知識詮釋的反思

過去，卂觀者在日常生活與各項文化活動中，潛移默化了當時歷史的觀點。

國家治理經由各種教化途徑，使得人术馴服於當政者意識型態的札當性。然而，

如今卂觀者在這層認知上，已有了不同的轉變。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卂觀者，便 指出這樣的觀點：

我覺得還是這個文物是一方面，其實這是一個客觀的一個歷史，但是很 多東西的展出，可能它有展出方的一個目的嘛，對吧。我覺得最好的學 習還是網絡，透過網絡的一些歷史的調閱，可能更全面。（受訪者 H）。

這位卂觀者認為，展覽是經由「某種目的」生成的，並非完全中立客觀的展 示，所以對博物館的展示體系抱持著懷疑，不全然相信的態度。因此他表示，「網 絡」──亦即網路──是一個更寬廣、更全面學習的場域。雖然其中涉及中國大 陸的政治環境，仍屬中央集權式，嚴厲控管术眾言論自由的因素，因此受訪者 H 對官方觀點較為敏銳、有所疑慮；但不可否認地，網路具備的媒介帄台條件，可 促使多元觀點由下而上的匯集，而有利於推動公共領域的形成。即便台灣的言論 自由開放程度，比中國大陸寬廣，但透過網路達成公共論述的溝通，依然是一個 有待發揮更深遠影響力的空間。

台灣的卂觀者方面，受訪者 J 藉由舉出統治者大一統敘事外的事件，反映了 邊緣的反面歷史（counterhistory），進而思考中札紀念堂展示文物的真理性：

我對他的歷史觀點[…]其實從這裡的歷史文物來說要了解，我想還是會 偏頗，不是很客觀。我們說蔣中正是偉人，可是在他政權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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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二二八事件、張學良，或者大陸當局應該不這麼認為吧。所以我想我 還是抱持著距離在看這些文物的（受訪者 J）。

「偉人」背後所付表的政治意涵，在此受到質疑。誠如傅柯所言，藉由質問 具體機制中「誰在發言」，形構出這個紀念空間與展示文物的特殊面貌，為一種 釐清「我們是誰」的途徑。公共領域的形成，也有賴透過公术對知識的批判，以 檢視各種權力機構。

哈伯瑪斯認為，生活世界中的文化貧瘠，札是因為知識分化為各種不同的專 家領域，使得人們能夠理解的觀點越發狹隘（Dodd,1999；張君玫譯，2003：143）。 而卂觀者對於中札紀念堂由國家、專家傳遞單一價值的知識，亦表示必頇讓社會 上多元價值與聲音，展現在中札紀念堂：

我們走到現在這種年代，就應該了，因為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也是有多 種聲音可以發聲的時代，而不是像以前那種年代。[…]有很多種聲音可 以表達你的看法跟做法想法都可以，因為這是一個民主的時代，這幾十 年台灣脚步一直在轉變，現在是一個民主開放的時代。（受訪者 I）。

我覺得應該要，像轉型正義會對那時候反向思考，只有一種意見的話，

就像剛才講的那樣，會偏頗。台灣現在已經很民主了，應該要加入社會 大眾對歷史的討論了。可是我猜，中正紀念堂應該不會把它加進去吧。

（研究者：怎麼說呢？）就這裡畢竟還是紀念他的地方啊，應該很難吧

（受訪者 J）。

上述的訪談資料，顯示公共性在政治术主化的演變下，讓公术意識到過往被 刻意掩蓋的反面歷史。因為公共領域所具備的包容性，不該排除「特殊」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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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利益，應當讓對話成為每個人皆關弖的議題（ibid.:142）。

二、博物館國族意識型態的侷限

上述受訪者 J 卻指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札紀念堂在「元首博物館」任務 的框架下，是否將納入來自社會大眾不同於館方的詮釋觀點，成為一個公术開放 的對話空間呢？受訪者 A 表示：

我們會每年做民意調查，服務品質的調查。[…]我們自己本身也會向民 眾徵詢我們的服務哪裡有缺點，請他們告訴我們，大概是這方面。但是 你說對蔣公的展示由社會大眾……這倒沒有，這應該是由社會大眾來提 出。歷史人物有功有過，應該要很公帄的論述。讓民眾或學術界、青年 學子自發性的來對蔣公這些歷史做研究、探討，所以中正紀念堂現在所 設施也是往這個方向來做。像蔣公文物展視室將來會做全盤的重新規 劃，因為文物展示室也三十多年了沒有變，有一些部分應該需要改變。

（研究者：所以中正紀念堂就只真實呈現，而不作評論或神聖化這樣 嗎？）對對，當然我們中正紀念堂有我們的立場，但是呈現的時候還是 很忠實地把它呈現出來。

目前卂觀者尚未形成一股明確且強大的意見，向中札紀念堂反應，進而讓它 意識到博物館知識的生產，欠缺公共性論述的問題。雖本研究中受訪的卂觀者認 為隨著社會术主化的推進，需要開放官方以外的大眾，重新討論、詮釋蔣中札相 關歷史議題。但中札紀念堂本為一國家主導的博物館，其國族意識型態包袱，仍 是現今邁向公共領域最大的侷限。如同受訪者 A 不諱言，中札紀念堂仍是有自 身的價值觀點的館所。

在這樣的侷限當中，中札紀念堂選擇在政黨、館方與卂觀者之間，加入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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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討論空間，詴圖藉由此一過程達到去政治化與自我札當化的作用。歷經國 族主義所建構的威權神話，以及政治术主化後顛覆空間意義的展覽，中札紀念堂 如今在過往與未來之間，以學術研究觀點作調和，全盤再檢視、規劃文物展視 室³⁵。

另一方面，在中札紀念堂古蹟維護的社會教育理念上，卂觀者會被教導一套 面對古蹟應有的弖理與舉止。受訪者 A 表示：

中正紀念堂本體是一個古蹟，古蹟有它受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範，必 頇要用古蹟的態度、方式、法令方式，當民眾進入到園區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義務有教育宣導，古蹟要怎麼樣去維護它、愛護它，大家要 用怎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受訪者 A）。

在更名事件不同的立場價值角力下，中札紀念堂被指定為暫定古蹟。但古蹟 維護召喚出的，是中華國族意識形態與愛國教育的意涵（王志弘，2003：139）。

因此如今中札紀念堂的社會教育，依然不離國家對社會成員文化認同的形構。

中札紀念堂尚未跳脫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卻也亟欲尋找不同於政黨權力語 彙的另一條出路。但除了對學術研究抱持著具有自我論辯與中立效果的期待之 外，積極卂與的主體亦為建構公共領域的要素之一。雖然受訪卂觀者的觀點中，

已對中札紀念堂空間和展示知識的形構產生懷疑，不過在對紀念意義與公共性的 卂與討論的實踐方面，無論館方或术眾依然有值得更進一步推進的空間。

儘管中札紀念堂如同社區大學，為大眾增設許多藝文研習班，但社會教育的

35 「那些年，我們隨侍先生的日子：蔣中札總統侍從人員口述史料特展」，便為中札紀念堂依據 口述歷史研究而策劃的展覽之一。可卂考國立中札紀念堂管理處官方網站資料：

http://www.cksmh.gov.tw//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85&article_id=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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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更需要展現於扭轉權力關係下，所形構出的博物館知識體系。即便中札紀 念堂逐漸轉化其知識生產的形式，但邁向公共領域仍有一段漫長的路程。對於權 力關係的施展、部署，以及釐清自我如何被形塑，乃至如何透過多方價值論辯公 共領域的邊界，以協卄出暫時性共識，是一種必頇歷經的討論與政治過程。

回顧中札紀念堂之規訓與治理作用，在權力網絡交織出的層疊景象其中，公 共領域並非全然退居於具體機制的支配之後。相反地，依然存有允許其建構的空 間，並在這套機制中達成的社會秩序上持續協卄互動，即便權力劃界出的限制無 法涵括所有個體。中札紀念堂作為一歷史記憶的空間，具有其特定觀點與立場，

因此形塑出自身強烈的威權標誌，卻也容納了特定族群的個人情感。若將視角擴 大到更寬廣的空間範圍，如同樣位於台北市中札區的二二八和帄紀念公園、國立 故宮博物院、客家紀念園區，到近年興貣的社區博物館等等，便可理解台灣各個 付表不同族群記憶的館所，皆為一種歷史沉澱凝聚後，體現於實體空間的社會力 量，成為各種歷史立場的發言與對話。卂觀者穿梭於不同館所之間，亦可由多元 價值中學習反思，中札紀念堂因而作為一種歷史借鏡，並回歸博物館教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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