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緬甸與中印關係的回顧
第一節 中緬關係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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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緬甸與中印關係的回顧
冷戰時期，中共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是其對外關係很重要的一環，由於國 際上意識形態的衝突，再加上區域間美國對共產國家的圍堵，與周邊國家的友好 關係，使其不為敵對陣營所用，有其必要性；而緬甸自獨立以來奉行的中立外交 政策，乃是其地緣政治環境下的政策選擇，處於共產的中國與民主的印度兩大國 之間，尋求大國間的平衡並採取中立政策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之道，因此在冷 戰時期，受制於國際環境的氛圍，中緬、印緬關係的發展有限；冷戰後，國際環 境的改變，再加上中、緬國內各自發生天安門事件、及軍政府拒絕承認民主選舉 結果，國際上的孤立氛圍，使的兩國接近，中緬關係至今仍是世界注目的焦點所 在。
第一節 中緬關係回顧
過去緬甸歷經一個多世紀的英國殖民，二戰期間，又於 1942 年遭受日本佔 領，在日本戰事逐漸失利時，雖曾同意讓緬甸獨立，但事實上卻仍在背後操縱魁 儡政權。緬甸國父翁山(Aung San)於是在此時組織「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 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以對抗日軍。而二戰後的緬甸仍受英國控制，翁 山則在西元 1947 年 7 月遇刺身亡。在翁山的繼承人宇努(U Nu)的領導下，英國 議會終於在西元 1948 年 1 月 4 日正式承認獨立的緬甸聯邦共和國。
緬甸在脫離英國殖民後，國內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及少數民族的叛亂問題，
就一個剛獨立的國家而言，緬甸國力尚未穩固，要維護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惟 有與大國結盟，由於英國是和平的將政權轉還予緬甸，所以緬甸獨立後，雙方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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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舊密切，緬甸向英國購買武器以弭平叛亂、並向英國貸款且引進英資開採礦 藏，以鞏固經濟。
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方針，亦指 中共不急於他國外交承認的問題。就中共而言，其於 1949 年建政後，因為緬甸 與國民黨、英美間的聯繫，中共始終有所顧忌，一方面透過黨對黨的方式，對緬 共實施援助，一方面也懷疑緬甸是否已是真正的獨立國家，因此雙方初期的關係 並不穩固。但伴隨著英國對緬甸在克倫等少數民族的政策不滿，及美國忙於歐洲 重建，緬甸不得不重新檢視其對外政策。1950 年代，緬甸總理宇努改採中立外 交政策19，開始與中共交涉建交事宜，緬甸於 1950 年緬甸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 性，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共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雙方並於該年建交，這是緬甸值此 內憂外患之際，儘管與中共仍充滿著不信任，仍不得不採取的政策選項。
1954 年，中共總理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宇努的互訪，是中緬關係漸趨緩和的 轉捩點，此時，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共亦重申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指導 兩國關係的原則20，「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提出、中緬關係的改善，象徵中共外交 政策的轉向，開始在周邊推行睦鄰友好外交的原則。此舉也降低緬甸擔心中共藉 由支持緬共、國內少數民族來達到干涉緬甸內政的目的；就中共而言，與緬甸關 係的友好，不僅可以降低周遭鄰國對中共革命輸出的疑慮，另外，亦在西方國家 封鎖中共之際，緬甸成為當時的一個突破窗口。
其後，中緬關係的和緩具體表現在雙方簽訂的一系列協定，若以冷戰期間雙 方共簽訂七項正式官方協定來看，單從 1955 年到 1962 年間，中緬共計簽署五項 協定，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政府航空運輸協定>、<中緬郵政協定>、
19 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p.62.
20 劉少華，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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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緬貿易協定>、<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邊界問題協定>，其內容涵蓋 經濟合作、技術援助、採購，包括水電、紡織、植物、地質、化工等領域，為顯 示尊重緬甸獨立發展，中共特別表示，對此類經濟援助絕不附帶任何條件21;而針 對邊界協定，由於過去國共內戰的歷史因素，緬甸邊境成為雙方競逐的場域，造 成緬甸一直擔心中共會趁此侵占緬甸領土，而中共卻於邊界談判，對緬甸作出極 大的讓步，總計約損失七萬平方公里土地。22
1955 至 1962 年間，中緬關係改善的主因主要取決於當時雙方的外交政策，
中共新的和平外交政策，企圖在亞洲，尤其是其周邊地區建立一個與歐美勢力交 界的緩衝帶，而緬甸獨立後所奉行的中立主義外交政策，雙方有很大的利益共同 點，中共希望在緬甸擴大自身影響力，排除歐美勢力，不希望緬甸成為西方遏制 中共的棋子；而緬甸則希望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至少不要得罪中共，確保該國 的獨立與安全，並在中共與西方陣營的對抗中，保持中立。所以，中緬雙方都是 希望透過與對方交好來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
1962 年，緬甸軍人集團發動政變，尼溫推翻民選的宇努政府，開啟將近半 世紀的軍人統治至今。尼溫奪權執政後，對外宣布緬甸仍堅持中立主義外交政 策，但與宇努相比，「其更加積極地平衡大國在緬甸的影響，經常是透過儘可能 的消除他們的影響來達到此目的。」23如 1963 年開始實施國有化、緬甸化政策，
將外國銀行收歸國有、限制國外、華文報紙的發行。而中共對其蒙受之損失，並 無激烈反應，乃因緬甸之作為目標在於擺脫所有外國勢力，而非單獨針對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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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國際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4 年)，頁 195。
22 邵允振、范宏偉，「中緬建交前後兩國經貿關係論述」，南洋問題研究，總第 124 期(2005 年 12 月), 頁 77~83。
23 Pettman, Ralph, China in Burma’ s Foreign Policy , (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7~ 45.
24 Robert A. Holmes.”Burmese Domest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7, No. 3. (Mar., 1967), pp. 18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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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到 1966 年，中緬在處理雙方外交關係過程中除繼續強調「和平共處五 原則」之外，也強調經濟獨立的重要性25，就緬甸而言，在尼溫執政後，實施一 系列激烈的國有化措施，導致國內政治經濟動盪，使緬甸的印僑、華僑和其他外 來勢力遭受衝擊，藉由中共的支持，來增加其政權合法性，並在內憂的情況下，
降低外患發生的可能；就中共而言，其擔心美、蘇等國會利用緬甸的經濟困境，
藉著有條件的經濟援助來控制、影響緬甸，因此中共此舉在促其防止外部勢力的 影響。26
此時期，在中緬兩國友好關係的背後，仍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如 冷戰時期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衝突、小國對大國的疑慮、大國對小國 的影響，使中緬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和防範，中共想削弱英、美對緬甸 的影響；緬甸則不願受制於人，意圖抵制或降低這種影響，在大國紛爭中保持中 立。例如，中共在總結對緬工作時，就曾提出自身有「大國主義的情緒」，「就緬 方而言，由於兩國社會制度的不同、思想體系的對立，緬甸統治階級害怕我們的 共產主義影響，害怕我們支持進步黨派，時時想限制和抵制我們的影響。」27但 由於中緬外交政策的目標都在於透過與對方交好，來謀求國家安全與利益，所以 上述的負面因素並未成為影響雙方關係的因素，直到 60 年代末期，中共因為國 內爆發文化大革命，對外輸出革命，外交政策也隨之左傾，1967 年終於仰光爆 發大規模反共示威，並造成華人死亡，中緬關係急遽惡化。
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結果，造成緬甸華僑學校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 思想，這樣的行為與尼溫主政以來，不斷避免或消除大國在緬甸影響力的政策相 左，中緬雙方的衝突終不可免。其後，中共召回大使，停止一切援助，中緬更於
25 1962 周恩來訪緬、1965 尼溫訪華、1966 劉少奇訪緬在雙方聯合公報均提及。
26 范宏偉，「冷戰時期中緬關係研究」，南洋問題研究，總第 134 期(2008 年 6 月), 頁 35~43。
27 「中國駐緬甸使館關於十年來中緬經濟貿易關係的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檔號：
105-0060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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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終止<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邊界紛爭再起，中共譴責尼溫政權是法 西斯政權，並支持緬共的叛亂，雙方關係跌至谷底。直至 70 年代，尼溫政權在 內憂外患之際，尋求與中共的諒解，對內賠償華人罹難者、並遣返因文化大革命 而逃難至緬的中國難民28；對外則於 1970 年終止與美國自 1958 年實施的軍事援 助計畫29。尼溫的善意得到中共的回應，1970 年雙方恢復大使館，隔年尼溫出訪 北京，並簽署貿易協定，互相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中共並恢復對緬甸的經濟援 助項目。
就中共而言，中共尋求對緬關係的恢復，也有自身利益考量，首先，文革造 成其國際聲望低落，許多國家紛紛與其斷交，外交形同孤立。再加上 1969 年珍 寶島事件，使中蘇衝突公開化，基於反蘇的思維，而致力於對東南亞國家的拉攏。
30更重要的是，中共意識到武裝革命的手段，可能迫使緬甸改變其外交上的中立 政策，倒向敵對陣營。31因此，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美蘇關係，常決定仰 光對北京的重要性。
1975 年尼溫的第二次訪華，對中緬關係的改善格外具象徵意義，因為此前 中緬關係雖已緩和，但因緬甸與蘇聯過於接近的原因，如 1970 年蘇聯協助緬甸 開採礦藏及建立灌溉系統32、1971 年蘇聯表達願在經濟、文化方面與緬甸進一步 發展關係33，中共對緬甸的立場仍有所質疑。尼溫的訪華再次重申緬甸的中立政 策，並表明不參與蘇聯在當時欲建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最後中緬雙方發 表聯合公報，重申和平解決兩國邊界及「和平共處五原則」在兩國間的規範作用
1975 年尼溫的第二次訪華，對中緬關係的改善格外具象徵意義，因為此前 中緬關係雖已緩和，但因緬甸與蘇聯過於接近的原因，如 1970 年蘇聯協助緬甸 開採礦藏及建立灌溉系統32、1971 年蘇聯表達願在經濟、文化方面與緬甸進一步 發展關係33，中共對緬甸的立場仍有所質疑。尼溫的訪華再次重申緬甸的中立政 策，並表明不參與蘇聯在當時欲建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最後中緬雙方發 表聯合公報，重申和平解決兩國邊界及「和平共處五原則」在兩國間的規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