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後的新條約也施行於臺灣，日本內地的新法典原則上也施行於臺灣。
乍看之下，這樣的主張與卡庫德正好相反。但是，不論是卡庫德或梅謙 次郎的說法，都是法理論的解釋，兩者的目的，都是在於將現行臺灣統 治的狀況合法化。因此，對於卡庫德構想的精神，即由天皇大權發動統 治，避免帝國議會的牽制，亦即敕令主義與〈六三法〉的委任立法，梅 謙次郎也完全接受。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梅謙次郎的立論與卡庫德正 好相反，不如說梅謙次郎將卡庫德主張的臺灣統治體制作出了對政府方 便的解釋。其後政府說明臺灣統治體制時，便屢次提及類似梅謙次郎的 解釋。
（二）政府政策的確立
3 月上旬一連串的會議之後，新任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於 3 月 20 日自 東京出發，28 日抵達臺灣就任，揭開臺灣新時代的序幕。
兒玉、後藤到任後的6 月 18 日，臺灣島的統治體制有了大改革，亦 即對〈臺灣總督府官制〉、〈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章程〉、〈臺灣地方官 官制〉三者做了重要修改。
新〈臺灣總督府官制〉（明治31 年敕令 106 號）121與修改前的官制 比較的話，有兩個重要的相異點。第一點是民政局長改稱民政長官，擴 大其權限。在舊官制中，臺灣總督府分置陸軍幕僚、海軍幕僚、民政局、
財務局；而在新官制下，廢財務局，將其職掌置於民政局之下。第二點 是新設參事官長一職。根據新官制，參事官長與民政長官一樣是敕令官，
其職掌是「承上官之命，審議立案監督參事官之事務」（第20 條）。
與上述總督府官制的修正相對應，〈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章程〉也作 修正，評議會由總督、民政長官、陸軍幕僚參謀長、海軍參謀長、參事 官長、事務官（五人以內）、參事官（除兼任外）組成。122但對武官（即
ニ関スル覺書〉的意見，可以確認為是在〈臺灣ニ関スル覺書〉之後的作品。
121 《法令全書》明治 31 年，敕令，頁 128~129。
122 此外，還有「總督於必要時除前項職員外，可以任命與會議事項有關的文武官員臨時參 與議事，但不得列入表決時之法定人數」的規定。《法令全書》明治 31 年，敕令，頁 130~131。
陸軍幕僚參謀長及海軍參謀長）出席評議會則設有如下限制：「陸軍幕 僚參謀長及海軍參謀長，只在會議事項有牽涉到軍事的場合，才能參與 議事」。這個設限將武官排除在一般的臺灣統治行政之外。此點與 5 月 25 日地方長官會議及 6 月 3 日的軍部幕僚會議中兒玉總督的談話，均可 視為是為了確立兒玉、後藤民政體制的措施之一。
5 月 25 日，兒玉總督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對地方長官說：「（土匪 的平定）此時，不利用警察的妙用，而皆靠兵力，不可謂為得策。軍隊 本來就沒有行政警察的素養，以此種軍隊擔任警察任務，實為失當。」1236 月3 日軍部幕僚會議中，也有如下訓令：
（關於土匪平定）軍隊親自偵察，立刻討伐，有時頗為危險，有毀 壞榮譽軍隊名聲之虞。因此，將來軍隊一旦出動，就一定要殲滅土 匪。為了地方平靜，改成必須有地方官請求才進行討伐。現在雖然 土匪橫行，但無地方官的請求就出兵，此實違反本島駐兵之目的。
要言之，平常以依地方官請求為正則，有緊急情況，當然應該臨機 應變。希望各位斟酌上述諸要旨，對軍隊的行動務求慎重適切。124 這些都可視為是兒玉、後藤抑制軍部、確立民政優位體制的措施。
排除武官之後的評議會成員中，除了總督、民政長官、參事官長三位敕 任官之外，皆是民政局的幕僚。因此，評議會遂成為總督府的文官僚屬 會議，而且民政局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
此次總督府官制及評議會章程改正，值得注目的是參事官長石塚英 藏的存在。總督府官制中新設參事官長一職，評議會章程中也明訂參事 官長為評議會成員。參事官長為在臺灣三名敕任文官之一，地位僅次於 總督及民政長官。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參事官長的是明治 31 年 3 月兒 玉、後藤赴臺之際，受命兼任法制局參事官的石塚英藏。石塚英藏曾於 明治30 年 6 月起巡視臺灣，之後曾提出〈關於臺灣的意見書〉，作為此 次巡視的報告書。石塚英藏於明治31 年 3 月來臺擔任參事官長之後，一
123 「兒玉總督訓示、談話要領」，《後藤文書》，七－四；鶴見祐輔，《後藤新平》，121。
124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125。
直續任到明治 38 年 7 月 23 日被任命為關東州民政署民政長官。125值得 注意的是，石塚離臺後不久發布修正的〈臺灣總督府官制〉，便取消了 參事官長一職。由此可知臺灣總督府參事官長一職，幾乎就是特地為石 塚英藏而設的。鶴見祐輔的《後藤新平》中提到：「只有石塚英藏和這 個以後藤為中心的團隊處得不好，因此當時流傳說石塚是中央政府為了 監督兒玉、後藤而派駐來臺的」。126由此也可以窺見石塚英藏存在的微 妙。有關總督府內部的人事關係，留待日後探討。
明治31 年 6 月，臺灣官制的另一項改革是地方官制的改革。根據 6 月18 日公布的〈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明治 31 年敕令 108 號），127 臺灣地方官制廢除原來的撫墾署，並且將六縣三廳併合改編成臺北縣、
臺中縣、臺南縣、宜蘭廳、臺東廳、澎湖廳等三縣三廳。這次地方官制 的整併，裁撤了 1,080 餘人的冗員。128這項行政改革是後藤新平減省臺灣 經費的第一步。
兒玉、後藤體制逐步完成之際，對西洋諸國照會新條約實施之日也 已經迫近。根據改正條約的規定，實施新條約的一年前，日本必須對條 約簽訂國提出條約實施的照會。因此，明治 31 年 7 月 17 日前，日本必 須向條約國通知日本的決定。此時，剛組閣的總理大臣兼外相大隈重信 重新向卡庫德探詢關於憲法及條約在臺灣施行的問題，卡庫德遂於7 月 8 日及12 日提出二封意見書。這二封意見書中，卡庫德仍然堅持他以前一 貫的主張，認為憲法及新條約都不要在臺灣施行，但是他也明言「改正 條約的實施權完全屬於日本國」。129
實際上，大隈內閣登場前的伊藤內閣，已經在閣議中決定憲法及新 條約都要在臺灣施行，而且也向臺灣總督發出內訓及理由書。130這個內
125 〈石塚英藏履歷覺〉，〈石塚英藏氏關係文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126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57。
127 《法令全書》明治 31 年，敕令，頁 132~138。
128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74。
129 這二份意見書的英文原件及日譯皆收於〈臺灣島ニ特別法施行一件〉（外交史料館藏，
編號：1-5-3-8）。
130 「帝國憲法ハ臺灣ニ施行セラレタルモノトス〉、〈改正條約ハ臺灣ニ施行スルモノト
訓可以視為是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官方見解。
這個內訓的理由書，承襲梅謙次郎的說法，批判根據憲法發布敕語 便導出憲法不適用於臺灣的結論，「終究是附會之說」。但是，這個理 由書也並沒有贊成憲法理所當然地適用於新領地。它主張「憲法之實施 於新領土，要等待特別的國家行為，而不是當然施行」。但是如果看領 臺後，「有關臺灣的立法、行政事務，統治權行使的跡象，可以斷定主 權者根本已經發表臺灣已經是在憲法治下的意志」。「明治二十九年關 於在臺灣施行的法令之法令〔律〕第六十三號，是根據憲法第三十七條 規定，經議會協贊而發布者。對於本來只對舊領土統治具有參與之權能 的議會，賦予新領地立法的協贊權。統治權的總攬者若全無在新領土施 行憲法之意志，而僅便宜地賦予議會新領土施行法之協贊權，則如在舊 領土欽定公布憲法相同，可認定是我帝國主權者大權的行動。」而且，
「三十年依同一手續，公布法律第二號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法，而後又 發布法律第三十八號臺灣銀行法；對臺灣的歲出歲入預算則依憲法第六 十四條規程，由帝國議會協贊而成立；又為了正確達到憲法第七十二條 的目的，特別以法律第九十二號在臺灣設置會計檢查院支廳。根據這些，
都可以認為對臺灣經營的重大事項，帝國憲法所規定的帝國議會具有協 贊權。而其他憲法條章中，雖尚有待制定法律而收實效者，但這些是法 律制定的遲早問題，並不屬於憲法施行與否的問題。」因此，「新領地 領有當時，雖然本來帝國憲法沒有施行於該領域，但是邇來可以看到其 對立法事務、預算會計事務等，帝國議會均有協贊權。由此應可論斷：
國家主權者統治其領土時，已發表依照帝國憲法條章之意志」。在這裡 我們又看到將臺灣統治視為是天皇大權發動的說辭。
關於在臺灣施行新條約的理由，在理由書中有詳細說明。根據政府 的分析，新條約與新法典是否在臺灣施行，有五個方案：
1. 不實施新條約，實施現行條約 2. 實施新條約，不實施新法典 3. 實施新條約，也施行新法典
ス〉，《後藤文書》，七－五。
4. 不實施新條約，也不施行現行條約，保持現狀
5. 實施新條約，對在臺的內地人及外國人施行新法典，對土人另訂 特別法，或在法典設除外例。
如果採第一案，其結果雖然將「失去關稅增收之利，但是對於人文 開發程度、治安保護不及內地的臺灣現況，可以避免外國人雜居，且可 免於因新法典施行困難而滋生事端」，「衡諸目前情勢，並無更佳良策」。
但是，新條約締結之際，並沒有向條約國表明不在臺灣施行，如今突然 將臺灣置於新條約施行範圍外，「勢必要花費一番工夫向條約國妥協」。
第二案雖然有增收關稅的好處，但也有內地雜居不利之點。而且，
第二案雖然有增收關稅的好處，但也有內地雜居不利之點。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