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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動系統正在被利用，可能導致抵抗，使效果降低或甚至無效。不同黨派執行 輕推而出現的信任問題也會使民眾反彈，使輕推的使用受到污名化，留下陰謀論 發展空間，埋下更多社會分歧因子。「推醒」的透明化則不太可能有效果降低的 困境，人被喚醒省思系統，讓他審慎思考作決定，但並不將之帶往任何方向，自 也不存在抵抗。同理，受「推醒」者縱使得知完整的認知機制運作原理，也不會 因此對政府產生更多疑慮，因為這讓他能夠更深入思考、更理性決策。
以自動系統為主的輕推可能引起軍備競賽，而且現在就正在發生，企業爭相 將行為經濟學相關手法廣泛應用在各種商業行銷上，利用一般人的認知偏誤提升 自己的營收與獲利245。轉向「推醒」而非引導自動系統不但能夠避免政府帶頭使 用在道德上背書相關手段，被「推醒」者也會更能夠降低或避開認知偏誤被利用 造成的損失。前述討論過迴聲室與審議飛地的兩面性，對自動系統的輕推在這裡 可能會產生應用上的障礙，因為兩者一體兩面、難以篩選，一體適用下則難以確 保同時削弱一個並增強另一個。「推醒」則能夠克服這個障礙，因為「推醒」並 不是一種明確的加強或削弱，而是幫助他們更審慎理性，認識自身有限性，減少 過度確信與極端化的可能。在綠色能源預設規則中對低收入者的輕推效果不對稱 性，如果採用「推醒」路線讓用戶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審酌綠能使用比率，即使推 廣綠能的效果可能降低，但將不再有不對稱性問題。
（二）理性如何回歸
認知心理學家洪子偉認為，雖然快思慢想相關理論打破過去「理性至上」的 神話，但在對自動系統主導大部分情境的強調中，理性省思的地位可能受到低估，
245 George A. Akerlof & Robert J. Shiller（2015），Phishing for Phools：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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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結出擺脫直覺偏誤，提升理性省思的方案。首先，可以引入「時間」這個重 要變項，理性省思與自我控制經常需要耗費較長時間。實證研究顯示，下判斷的 時間越充裕，理性推理越可能凌駕於直覺之上246。
第二個方向是製造個人直覺的內在衝突或混亂，提供理性進入的機會，人對 熟悉的事物會有固定的印象，會沿著既有的聯想路徑對事物作出固定的反應。但 當直覺產生矛盾時，自動系統無法像平時一樣立即產生判斷，理性將介入思考或 辨偽。他引述Eran Halperin 的實驗，給以色列受測者設計過的新聞報導，裡面提 到巴勒斯坦領袖批評自己的教育弊端、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貪污，當以色列 人讀到這些內容時會變得比較能接受巴勒斯坦人提出的觀點。反過來讓巴勒斯坦 人閱讀以色列對應內容，也產生同樣效應。這是因為雙方藉此理解到對方並非一 元價值體系或單一政治目標，也具有認同自己觀點的可能性，故而變得較能夠接 納對方247。
再者，理性推理能夠透過鍛鍊而提升，儘管在Eric Schwitzgebel 的研究中248， 思考最多倫理問題的倫理學家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並未比一般人更道德───常在 會議中大聲關門、離開時將垃圾留在座位上或演講過程中於台下自顧自地說話
───，但這或許只是他們並未專注在日常瑣事上，如果遭遇倫理學領域平常研究 甚多的墮胎或死刑議題，則多半都能發揮理性與專業，許多倫理學家，如 Peter Singer 即是全球知名的倡議者。對理性能力的鍛鍊，有助於面臨公共議題時，擺 脫情緒或直覺的支配，發揮省思功能，增加對話可能。
246 洪子偉（2016），化解社會對立？海特的認知模型及其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58 期，頁145-146。
247 同前註，頁 150-153。
248 Eric Schwitzgebel & Fiery Cushman（2012）. Expertise in Moral Reasoning? Order Effects on Moral Judgment in Professional Philosophers and Non-Philosophers. Mind & Language, 27, 1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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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由主義下的共和條件
「一個政治上尚未被組織起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
記憶而存活著。典型的共同政治行動，如一次征服，或一次抵抗。
然後，關於這個行動的種種記憶，就構成了這個部落。」
─ Max Weber
當前的社會分化成許多意見分歧的社群，他們有各自的價值立場與身分認同，
對內能向個人賦能，發揮部分社會安全網功能，對外則能夠發展自己的意見，組 織行動對社會發生影響，這是一種社群層次的二階多樣性，有助於多元社會與公 共意見形成。但在經濟衰退、移民與族群衝突、國際政治局勢不穩的環境條件下，
這樣的社群結構經由迴聲室的影響容易產生對外團體的誤解與戒心，因此而生的 紛爭將使社會走向極端，異質合作難以達成，政治機能無法發揮，對民主失去信 心，陷入懷疑主義與陰謀論的陰霾，最終導致價值、權利的虛無。
傳統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有權利式、個人式乃至原子式的自我概念，這種規 範形式下固然得以提供良好的個體權利保障，卻也容易忽視那些值得被保障卻不 屬於權利範圍內的事物。當代自由主義思潮不止於權利，Dworkin 納入社群合作 的要素249，描述一個政治社群如何透過對法律共同的建構性詮釋確立規範性的承 諾，除了法律實踐的整全性（integrity）以外，社群內的人互負連結義務，基於同 袍情誼（fraternity），必須給予所有人平等的關懷。在當代自由主義發展中，個人 與社群的關係越發密切。
另外，Joshua Greene 認為擴大我群認同的範圍也能有助於降低社會衝突，道
249 Ronald Dworkin，法律帝國，李冠宜譯，時英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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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相關的認知功能是因為過去部落因應社群內的糾紛而發展出來的，但這個能力 無法應用在社群外或社群之間的衝突，因此人需要透過理性建構一個「後設道德」
來處理。擴大我群的範圍能夠減少對外團體的偏見，降低理性的門檻250。具體實 踐上，可以透過個人對複數異質社群的參與，以個人的多元性成為不同社群間的 橋梁251，並進而擴大我群。福山也主張，身分是當今政治的基礎，不能在身分方 面逃避思考自己和社會。但我們內心深處的身分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由我 們的出生給予的。身分可以用於劃分，也可以並且也已經被用於整合。這最終將 成為當前民粹主義政治的補救辦法，在民主制度下，每個人都能同時擁有複數的 交疊身分，能在社群之間牽引影響，緩和與修復身分政治導致的社會分裂。252
網路帶來迴聲室與極端化的危機，但新的友誼形式，新形式的知識以及新的 政治審議形式也因此而生，數位社會瞬息萬變，相關研究遠遠落後，也許需要一 整個世代的人像自然棲息地一樣慢慢適應網路253來重構對事物的認識形式，並在 密切的無數連結、檢索、協作中共同經歷集體意義的形成。
250 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 識？》，高忠義譯，商周出版（2015）。頁 415-422
251 Chen, Chi-shing（2018）, "Toward a General Design for e-Participation", 新時代法學理論之建構 與開創-- 劉鐵錚大法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pp.77 - 88.
252 Francis Fukuyama（2018），Identity :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Farrar, Straus and Giroux。頁 167-184。
253 從小在數位環境成長的世代被稱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