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分析

一個團體的運作，需要健全的組織與人員的參與。誠如前文所述，省教育會 的成立宗旨即明指其組織定位，加深該會的官方色彩。本節擬討論該會的理、監 事成員，從成員的相關背景，一來可了解該會人員組成之特殊性，二來更可釐清 省教育會的角色定位。

籌辦省教育會初期，發起人幾乎全是臺籍及教育界人士，至 1949 年為止，

總共開過兩次會員代表大會，其中理事長皆為游彌堅，他擔任該會理事長長達 14 年之久，更積極參與許多人民團體的活動，對於該會初期的發展影響甚大。

底下先介紹省教育會一重要人物—游彌堅。

42 臺灣省教育會編，《十年來的臺灣省教育會》，頁 9-10。

43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1），〈台灣教育會館歷史沿革年表〉，2012 年 3 月 15 日，

http://museum.228.org.tw/info.aspx?v=BB894F114AE3C2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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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游彌堅（1897-1971）

游彌堅於 1897 年生於內湖務農家庭，原名游柏。當時家裡相當排拒日本統 治，故游氏小時候受的是私塾教育，讀的是中國傳統教材。直至十三歲才進到松 山公學校就讀，因為成績表現優異，加上有感於教育是轉變政治環境的重要環結，

十七歲畢業後便考進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在 1918 年畢業後，執教於老松公學 校及松山公學校。他教書認真負責，被調升到總督府成德學院任教，游氏依靠著 音樂專長，以藝文活動來感化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他也為了充實自己，於 1924 年遠赴東京日本大學攻讀政經系，3 年後學成 返鄉，此時的臺灣並沒有太多的發展機會，只好再轉向中華尋求新的發展，在南 京一所中學擔任教職工作。在中華期間，受到名軍事家蔣百里的賞識與器重，加 入中國國民黨，因而踏上政治一途。先後擔任過湖南財政廳視察、稅務局長以及 財政部官員，可見游在財政經濟方面頗受重用。⁴⁴

二戰期間，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立，發起復臺運動的風潮，呼籲各界重視收復 臺灣的必要與責任，游氏就被推選為該會的常務委員。隨著戰爭情勢的發展，國 民政府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研究、人才培訓，與 相關接收事宜，游氏就是其中少數的臺灣人士。⁴⁵ 1945 年日本宣佈投降，游氏 奉命擔任臺灣區財政金融特派員，也擔任過臺灣省政府委員、日產處理委員會委 員與物價委員會委員等政府官員。⁴⁶ 由於職務涉及國家財政的管理，考量能力 問題，便在幾個月後離職。

44 謝德錫，〈台灣觀光之父—游彌堅〉，收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臺灣近代名人誌》（臺 北：自立晚報，1987），頁 149-164。

45 鄭梓，〈戰後臺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之分析〉，收於張炎憲、李 筱峯、戴寶村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1996），頁 233-272。

46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行政院任命丘念台等為臺灣省政府委員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 案》，典藏號：0030323000206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日產處理委員會委員游彌堅派任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104300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謝東閔等 物價委員會委員委任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11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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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陳儀派游氏繼任臺北市市長，共掌政四年，戰後的臺北市百廢待興，

因此他希望能盡速恢復市容，重建被戰爭摧殘過的臺北市，他也特別重視文教活 動。1945 年和文化界人士共同創辦「東方出版社」，相當重視兒童教育和文化的 推展；1947 年參與臺灣省教育會和臺灣文化協進會，著力於整頓學校教育和文 化體制的重建。他對於文教活動的推展亦不遺餘力，發行過《新選歌謠》月刊，

提供臺灣音樂界一片創作的園地。游氏卸任後，投身於社會文化事業，擔任臺灣 觀光協會董事長、國語日報社董事長、滑翔協會和游泳協會理事長等職務。⁴⁷

游氏市長任內也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四六事件，在二二八事件中，由於游氏 是半山身分，當時有許多受難者家屬請求他幫忙，但他不表明立場的態度，讓他 飽受批評，不被諒解。而在二二八事件後，臺灣還是處於不安的狀態，1949 年 4 月 6 日卻又爆發戰後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四六事件，被逮捕的學生來自臺大和當 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政府唯恐共黨思想入侵校園，決定要整頓學風，成立「整 頓學風委員會」，事件發生後命令學校立即停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省立 師範學院由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劉真擔任主任委員，其他成員包括臺北市市游彌堅、

臺灣省參議會代表蘇惟梁、省立師範學院教師謝東閔、謝似顏、孫德中等人。⁴⁸ 市長任內，他參與市政建設、推動國語政策的政治整頓，另一則為整頓學風，肅 清校園異議份子，極受當政者的重視。

不論是政治或文教界，游彌堅相當受到政府重用，而且運用其豐富的人脈資 源，結合教育和文化組織，例如省教育會、文化協進會和東方出版社等團體，積 聚各界資源，並聘請專業人士，共同促成各項活動的進行，這些活動同時也扮演 著喚醒社會的民族意識和重建臺灣文化的角色。顯然，游彌堅所具備的優勢對於 省教育會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47 莊永明，《臺北市文化人物略傳》（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7）頁 149-162。

48 吳文星採編、賴澤涵計畫主持，《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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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該會成立初期的幹部以教育人員為主，政府官員為輔。教育界人 士以中等學校校長占多數，少數為大學教授和國民學校校長。官員則是從事文化 思想改造之相關人員，如游彌堅、范壽康及魏建功等 3 人，均擔任政府要職，凸 顯出其特殊性與意義。

游氏與魏氏都曾分別擔任過前臺調會委員與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委員，參 與了接收的籌畫工作，從接收到治理皆可見其身影，深受陳儀重用，戰後也擔任 許多要職。其中，魏建功來臺前即為中國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委員，陳儀深感臺人 不諳國語，恐無法恢復臺人對祖國文化的認識，邀請魏來臺負責推行國語運動，

派任他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委，此機構隸屬於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為 戰後國語文教育的執行單位。他更將語言與文化思想的復興結合，著手推動許多 國語政策。⁴⁹ 至於范壽康，戰後被陳儀派任接管臺灣省圖書館，爾後接任教育 處處長，當時教育處的職掌不僅有管理教育機構，也涵蓋推動國語教育、教員甄 選等工作。

陳儀來臺後，先後成立臺灣省編譯館、國語推行委員會，準備在臺灣注入中 華文化，這些機構與教育處、省教育會的關係密不可分，層層緊扣。再者，游氏、

魏建功與范壽康都實際參與了戰後的接收與執行工作，都擔任重要職務，與陳儀 關係良好，因此對於陳儀在臺灣所進行的文化重建工作，將中華文化與語文重新 納入臺灣體制的構想相當熟悉。

當然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政治生態裡，省教育會所隱藏的教育與政治意涵，

是如何透過工作的實踐構築出陳儀理想中的新臺灣。實際上，這樣的組織運作也 可視為是陳儀改造臺灣文化工作中的一環，企圖以官方與民間結合的方式，更徹

49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119-147；李園會，《臺 灣光復時期與政府遷臺初期教育政策之研究》（高雄：復文出版社，1984），頁 11；梅家玲，〈戰 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 研究集刊》7（2010 年 2 月），頁 12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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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執行文化政策。

進一步從籍貫結構觀之，第一屆的幹部包含外省籍 4 位，分別是周憲文、李 季谷、范壽康以及魏建功，其餘皆為臺灣人。若從省籍分布來看，外省籍主要來 自浙江省及江蘇省，究其原因大抵與陳儀的用人政策有關。陳儀來臺接收後，長 官公署所屬一級單位主管大部分為外省籍人士，加上陳儀也出身自浙江省，大量 任用自己人，而這 4 位皆從事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臺籍人士裡也有被陳儀所重 用的人物，例如游彌堅、徐慶鐘等人。

這 4 位外省籍人士皆出任理事會成員，分屬中央官員和大學教授，而占多數 比例的臺灣籍，成員背景有民意代表、中小學校長及中層階級的公務員。換言之，

他們是實際握有決策及執行權的單位，雖然占的比例極為低，但就地位而言卻是 高於中等學校的教育人員，從事政治與培育高知識分子的工作。

綜觀該會前 3 年的人事變遷，在理、監事方面，第二屆時有 5 位連任，分別 是游彌堅、蘇惟梁、劉克明、何只經及李志傳，到第三屆時只剩下游彌堅、蘇惟 梁及何只經 3 人。前兩屆理、監事（如表 2-3），外省籍所占比例也逐步減少，大 致上以臺灣籍人士為主，其中不乏前新生教育會的成員，如林景元、陳保宗（詳 參附錄一）。

1948 年舉行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僅剩下 2 位外省籍，雖然第三屆又增加 至 5 位。從其消長關係來看，第一屆外省籍人士並沒有人連任該會的理事及監事，

臺籍人士中也僅有 4 位續任理事及監事，意謂該會在 1948 年進行大幅度的人事 改組，關鍵性的官員也退出該會的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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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籍貫分析表 籍貫

屆次

本省 外省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第一屆 23 85% 4 15%

第二屆 26 93% 2 7%

資料來源：臺灣省教育會編，《十年來的臺灣省教育會》，頁 49-51。

由此觀之，自從第二屆開始，省教育會的理、監事幾乎全部改選。這樣大幅 的改變，推究其因可能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關係，此一事件對該會之人事狀況

由此觀之，自從第二屆開始，省教育會的理、監事幾乎全部改選。這樣大幅 的改變，推究其因可能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關係，此一事件對該會之人事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