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尊嚴之為建構性實踐原則

第一項 道德律之本質無從賦予不可侵犯之規範效力

眾所周知的，憲法上之「人格尊嚴」其本質係康德之道德律，道 德律又稱為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因此總會讓人聯想 到人格尊嚴「不可侵犯」的規範效力是基於道德律的緣故。事實上，

道德律之所以被稱為絕對命令，是因為它是「無條件」的，所謂無條 件是指該命令的組成沒有「實質目的」的成分（Kant 著/李明輝 譯，

1991：34-38）。例如：為了得到獎賞，所以說誠實話。「為了得到獎 賞」，這就是「條件」或稱之為「實質目的」。絕對命令的組成是排除

「實質目的」的，是「無條件」的，所以其命令的組成只有「說誠實 話」這個部分。是以，道德律這種無條件的絕對命令，並非要求吾人 必須無條件地絕對遵從，只是在強調我們不應該追求任何的實質目

41 九十五年民議字第四號提案：甲同意乙無償在甲所有土地上建造三層樓房一棟，未約定使用 土地期限，不久之後，乙所有房屋經其債權人聲請查封拍賣，由丙拍定買受，並取得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甲即以丙不得繼受伊與乙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屬無權占有為由，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 條規定，訴請丙拆屋還地，是否應予准許？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1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採丙說：

視具體個案情形決定之。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丙買受系爭房屋，

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 爭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交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 切情狀，如認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仍應 駁回其請求。

的，讓我們的理性淪為了「工具性理性」，而應該出於聽從理性誡命 的義務行事，使我們的理性提升至「目的性理性」的層次。

其次，雖然道德律是一種必然對一切有理性者同樣有效的普遍原 則，但康德也只是說這種命令因為其目的是理性所提供(又稱之為形 式目的)，所以能夠普遍地適用於一切的理性存在者（Kant 著/李明 輝 譯，1991：51），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因此強迫每一個理 性存在者都必須毫無例外地遵守道德律。此種情形就好像在向大家說 明，「這是一件大家都穿得下的雨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大家就必須 時時刻刻穿著雨衣」一般。

前段詮釋之觀點亦可由康德著作中之記載得到印證。康德於《實 踐理性批判》中曾明確闡示，對於一個被造物而言，基於其身心需求 的原因，對於滿足身心需求的東西，總是有所依賴，所以作為一個被 造物是永遠也擺脫不了慾望與愛好的（Kant 著/鄧曉芒 譯，2004a：

95）。因此，要求一個血肉之軀之人的行為完全符合道德律，絲毫不 為任何實質目的，也是一種永遠的不可能。康德在此體認下，於其《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即表示，像「目的王國」這樣的道德世界，「當 然只是一種理想」（Kant 著/李明輝 譯，1991：58）。所以，道德律 只是一種讓我們時時反思自己行為的圭臬，讓我們持續邁向道德完美 境界的方針，是一種由「先驗理念」指導「經驗世界」臻於至善的過 程而已，並非因此強制我們必須個個成為「完人」⁴²。

再者，康德於《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二部〈德性論的形而上學初 始根據〉中，亦認為倫理學不為行動立法(因為這是法學的事)，而是 只為行動的準則立法。所以，倫理義務是廣義的責任，而法律義務是

42 準此，學者 Braeckman 認為康德的道德哲學是道德上的「應然」，而非現實上的「實然」，更 非要血肉之軀的我們於未來際完全地實現之(Braeckman，2008：304-305)；Marwah 亦表示，我 們的任務並不是去成就事實上無法達成的完美道德，而是努力不懈地去開發我們的道德能力，強 化我們道德的決心，並培養我們的道德敏銳度( Marwah，2012：405)；Froese 也主張，康德的道 德哲學是一個不可能的可能，因為人總會自然地去反抗道德，所以康德思想之實踐是個永無止境 的過程(Froese，2008：257、268)。

狹義的責任，並不會一違反倫理義務，即必然受到法律強制性之處罰，

而是給人們預留了一個自由任性的活動空間。(Kant 著/張榮、李秋 零 譯注，2013：173-174)「人格尊嚴」本質上是「道德律」，亦即係 屬於倫理學上行動的準則，是以倘欲賦予強制性的規範效力，應如同

「說誠實話」相對於「詐欺罪」一樣，必須再加上其他要件以限縮其 範圍方為正確之作法。是故，尚難僅因人格尊嚴其道德律之本質，即 賦予不可侵犯之規範效力，而成為吾人應予遵守的絕對誡命。

第二項 賦予不可侵犯之規範效力係基於基本權之保障

德國在納粹時期曾經發生過許多戕害人權的恣意與妄為，為了防 範兇殘與野蠻的歷史悲劇再度重演，因此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第 一句明文規定「人格尊嚴不可侵犯」，限制「國家權力藉由社會容忍 性之要求或情事衡量之名，作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正當化或阻卻違法 之理由」，以免國家再次取得干預個體自主性之巧門(陳靜慧，2008：

1288)。是以，本質為康德道德律的人格尊嚴之所以被賦予「不可侵 犯」之規範效力，事實上係受德國納粹時代歷史經驗之影響所致。再 者，學者 Held 亦認為賦予人格尊嚴規範效力，可以發揮其強化「人 的固有價值」之功能，並維持道德秩序與正義(Held，2010：100)。

因此，為有效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於是賦予了人格尊嚴不可侵犯之 規範效力，以確保類似納粹之罪行於未來際不會再次發生。

然而誠如前述，人格尊嚴之本質為道德律，係歸類為倫理道德之 範疇，若逕行賦予不可侵犯之絕對規範效力，必將導致強制人人成聖 之道德超載現象。其次，若欲從倫理道德領域轉化成具有強制力的法 律領域，依康德道德形而上學之理論，必須再附加其他條件以限縮射 程範圍，以留給人們一個自由任性的活動空間。因此，應附加怎樣的 條件來限縮射程範圍，並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即為此處所要探討的重 點。

再者，造成人民基本權之侵害，事實上並不僅止於公權力一項來 源，其他私人亦可能造成人民基本權之侵害，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侵 害之來源可以區分為公權力及私人兩類。復次，公權力之侵害，尚可 細分為政府的具體個案行為及法規範兩種型態，然而本文於此僅討論 法規範侵犯之型態，蓋若能於法規範階段確保人格尊嚴之實現，那麼 於政府具體個案行為之侵害的型態，則僅需依「依法行政」及「依法 審判」等原則向法院提起個案救濟即可獲得解決。爰此，對人格尊嚴 條款應附加如何的條件以確實有效地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以下將區 分為「法規範侵犯」之型態以及「私人侵犯」之型態兩種類型，並分 別於「限制的限制」與「基本權衝突之調和」等項目中來作探討。

第一目 限制的限制

首先我們須釐清的觀念是，對於人民基本權之保障，事實上並非 以「不得限制」為必要；相反地，「適當地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有 時候反而是必要的。誠如康德之國家理論所闡述的理念，在原始契約 的拘束下，各個人民的外部行為自由雖然受到了相當的限制，但是各 個人民的自由卻因此得以並存，反而獲得了最大的自由，進而能夠發 展人類的全部自然稟賦，最終達成自然底最高目標。再者，我國大法 官亦於諸多解釋文中闡示，適當地限制人民基本權並不違反憲法保障 基本權之意旨，而且是維護公共利益之所必要⁴³。因此，保障人民基 本權之關鍵，並不在於「不得限制」，而在於如何「適當地限制」，所 以適當與否之限制界限為何，即為此處所要探討之重點。

對此，學者 Barroso 主張，人格尊嚴可作為國家或社會對個人自 治的合法干涉界限(Barroso，2012：331)。依此脈絡，在人格尊嚴之

43 例如，釋字第 714 號解釋文：「… 土污法施行前發生之污染狀況於土污法施行後仍繼續存在 者，將對國民健康及環境造成危害，須予以整治，方能妥善有效解決污染問題，以維公共利益。

況施行前之污染行為人之污染行為原屬非法，在法律上本應負一定除去污染狀況之責任，系爭規 定課予相關整治責任，而對其財產權等所為之限制，與所保護之公共利益間，並非顯失均衡。

綜上，系爭規定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其內 涵之營業自由之意旨均無違背。 …」

具體內涵為「人人皆有恪遵理性的義務」之前提下，人民行使其基本 權是否基於理性，即為國家對個人自治的合法干涉界限。申言之，若 人民理性地行使其基本權，國家即不可再以任何理由限制其權利之行 使，否則豈不在使人民不理性地不行使其基本權了。因此，人格尊嚴 條款必須在「保障人民理性地行使其基本權」之前提條件下，方能將 人格尊嚴條款從倫理道德領域轉換成具強制力的法律領域，以賦予人 格尊嚴條款「不可侵犯」之規範效力。是故，當人民理性地行使其基 本權時，若國家仍以法律限制其權利之行使，此時人格尊嚴條款即可 限制「限制人民之法律」，發揮所謂「限制之限制」之功能，以保障 人民之基本權利。

再者，人格尊嚴條款「限制的限制」就像比例原則「限制的限制」

之功能一樣，都是因為違反了該等憲法原則，所以判定「限制基本權

之功能一樣，都是因為違反了該等憲法原則，所以判定「限制基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