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獨裁者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曾經在其《我的 奮鬥》中表示，為了人類全體的健康及幸福，應該禁絕一切有缺陷之 人繁衍同樣具有缺陷的後代，所以若能系統性地執行優生學，將可以 免除數以百萬計本來就不須承受的不幸苦難，並認為這種作法是人類 行為之中最人道的表現。緣此，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掌權之後，隨即 下令：「不健康的都絕育！」遂行其影響深遠的優生絕育法(Sandel 著/黃慧慧 譯，2013：116-117)。然而，其所推行的優生學卻遠超過 了絕育的程度，最後竟失控成令人戰慄的謀殺式優生學。此外，德國 納粹政權於二戰期間更從事了大規模的種族屠殺行動，試圖滅絕人類 種族之多樣性以追求其種族之純淨。上開嚴重扭曲人性之犯行，為人 類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實已非「違反人權」所可形容(Lawler，2009：
43-49)。
納粹政權之所以能夠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殺戮及動亂，究其原因，
此乃受法實證主義「惡法亦法」之推波助瀾所致。申言之，即使納粹 政權所制定出的是違反人權的惡法，惟就法實證主義而言，該惡法仍 不失為國家有效之法律，其後再加以「依法行政」及「依法審判」之 運作與配合，法律便成了納粹政權為惡之工具，因而產生了各式各樣 的戰爭、兇殘與野蠻。基於此，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暨著名法理學大 師賴特布魯(Gustav Radbrush, 1878-1949)，於是從原本的法實證主 義者轉而成了自然法主義者，並成為德國當時批判法實證主義者中最 有力的學者1。其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法律上的不法及超法律的法」
1 賴特布魯大師過去曾是位崇尚法實證主義之學者，例如，在一九三二年於希特勒上台前其曾主 張：「使法律之效力意欲成為有效，係法官職業上的義務，在權威性法律誡命下，法官應該犧牲 個人法情感，只需問何者係法，而毋庸過問法律正確與否。」不過，於納粹政權垮台後，則一改 過去的見解轉而支持自然法主義，並成為德國當時支持自然法主義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李 震山，2011：5-6)
之宏文中即明確闡示，我們不能以形式的法律制度來論斷一個國家是 主義也就因此消長互易。(陳新民，2000：26；李震山，2011：5-6)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格尊嚴等自然法思想於焉復甦，促使了原 期的神學家暨哲學家亞奎那(Thomas von Aquin, 1225-1274)則認為，人格之所以有價值及尊嚴，
就在於只有人類才擁有理性，而有別於其他動物。申言之，人可以基於理性而獨立地自我規範、
自我發展，形成及實現自己的生活及生命，該等能力就是 hominis dignitas，此即人格尊嚴之所由 繫。(陳慈陽，2005：486-488)此外，關於德國哲學大師康德之論點，請參酌本文第二章「康德的 人格尊嚴暨國家理論」之敘述。 德國基本法。(許文義，2000：225-226)
4 類似的看法，諸如：主要的或最上位的憲法原則、位居憲法之高層、憲法秩序之基礎、憲法之 基本要求、客觀憲法之最高規範、實質基本規範、憲法秩序中最高法律價值、立於基本權利清單 之頂端等，其用語雖有不同，而用意則一，即皆在於顯示出人格尊嚴於憲法上地位之尊崇。(許
其功能不僅彌補了法實證主義之罅隙，並拘束了國家一切之權力，最 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權保障體系。(李震山，2011：6)
此後，一九七五年制定新憲法的四個西歐國家－瑞典、葡萄牙、
西班牙及希臘－亦均明定以人格尊嚴作為政治秩序的基礎或者將人 格尊嚴的保障置於基本權的首位(許文義，2000：226)。除此之外，
就《國際人權憲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5以觀，
一 九 四 八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的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前言第一句即謂：「鑑於對人類 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 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該宣言第一條亦明白揭示：「人人生而自 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手足之 情相對待。」；而其第二十二條並賦予每個人主張「基於其尊嚴與人格 發展所不可或缺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再者，一九六六年聯合 國大會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6等之前言部分，也明文規定：「鑑於依照聯合國憲章指示之
文義，2000：225)
5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共同被稱為
《國際人權憲章》，乃國際社會最重要之人權法典，亦為國際人權保障體系最根本之法源。其內 容在闡明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 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人權，皆享有相同之保障。
(援引自司法院網頁：http://www.judicial.gov.tw/rights/work02/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doc)
6《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於 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迄今共有 164 個締約國；《經濟社
復次，德國憲法學界有力學說更呼應了戰後「自然法再生」之趨 勢而認為，人格尊嚴乃「超實證法之實證法」，或「實證法化之超實 證法」，屬於具自然法色彩的普世價值。(許志雄，1993：51-52)換言 之，「人格尊嚴」之效力具有普遍性與永久性，不問何地、何時、何 人皆能普遍地適用。因此，即使「人格尊嚴」尚未明文於憲法條款之 上，亦應解釋為自明之理，而屬毋庸贅述的「有意省略」；惟倘業已 規定於憲法之中，則僅屬於事後「確認」的追認性質。(李震山，2003：
4)是故，無論各國憲法是否有「人格尊嚴」條款之明文規定，皆不因 而影響此一普世價值的普遍性與永久性之效力。
就我國法制而言，我國亦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修憲 時，將「人格尊嚴」明定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八條第四項中，其內容 如下：「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嗣後，於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 八日第三次修憲時，將條文移列至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五項；其後，
又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第四次修憲時，將該條文再移列至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至此，雖又歷經三次修憲皆未曾再予更動，而 成為今日吾人所見之憲法上人格尊嚴條款7。
人格尊嚴之內涵一般被歸納為「人本身即是目的」及「自治自決」
兩大核心要素，其中「人本身即是目的」基本上即是要求不要把人看 作只是一種手段或客體，而應該永遠將人視為目的本身；而「自治自 決」則係相對於被操控的他治與他決而言，所以其與「人本身即是目 的」間具有一體的兩面而互為表裡的關聯性。(李震山，2003：10；
7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規定僅言「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 全」，故而產生應否適用「列舉其一，排除其他」的法理，排斥男性人格尊嚴之疑義。(李震山，
2003：6)就此問題，釋字第 372 號解釋，其解釋文第一句即明言：「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 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乃將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一般化」為 不分男女的「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李建良，2008a：190-191)因此，解釋上該條項之 所以加上「婦女」二字，只是在強調對於弱勢婦女的保障，以落實「男女平等」而已，並非在於 排除男性人格尊嚴條款之適用，所以憲法之人格尊嚴條款是不分男女皆有適用的。
2011：3-13)通說將「人本身即是目的」及「自治自決」二大要素，
作為人格尊嚴之核心內涵，確實大大地提升了人權之保障，不過在人 格尊嚴條款的適用與詮釋上，卻仍然存在著諸多的疑義。
例如：在性交易的場合，當情色工作者的身體被當作情慾滿足的 工具或觀賞的客體時，從客觀上來看，情色工作者已被物化成工具而 喪失其人格尊嚴，在「人格尊嚴不可侵犯」的適用下，前開行為即應 為法所不許。惟，蔡震榮教授則認為，是否侵犯到人格尊嚴，應該注 意到它的主觀性，也就是人格尊嚴之侵犯與否，並不是由外人來判斷，
而是由感受的那個人來判斷。因此，若情色工作者係出於其自由意志 而自願為之者，即非屬他治他決的客體而應歸類為自治自決的主體，
所以其人格尊嚴並未受到侵害而為法理所容(蔡震榮，1992：76)。再 者，一個人若認為這麼做是符合自己的目的且為自己的抉擇，而他人 卻認為是項抉擇已讓該人淪為客體而不許之，如此不許他人自治自決 的作法，不也將該人視為他治他決的客體，這種以剝奪其自治自決的 方式來保障其人格尊嚴，論理上似有自相矛盾而不合理之處。
不過，如果因此轉而認為人格尊嚴之侵犯應從主觀面來判斷，從 而認定性交易並未有違反人格尊嚴之情事，則又很難說服人民於法感 情。因此，人格尊嚴之侵犯與否，究竟應從客觀上來判斷抑或由感受 的那個人的主觀面來判斷呢？「人格尊嚴」與「自由」間之關係又如 何呢？是以，人格尊嚴雖然已被公認為具有普遍性及永久性的普世價 值，然而人格尊嚴的意涵卻依舊是晦暗難明的，因此與人格尊嚴相關 之諸多議題，誠值得且有待於吾人再予深思與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