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趙孟頫寫碑生涯
第四節 仕於宮廷（1312-1318）
元武宗海山（Qayisang，1281-1311；1308-1311 在位）至大四年正月初八
（1311 年 1 月 27 日）逝世，同年三月十八日（1311 年 4 月 7 日）登基為仁宗的 海山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Ayuur Balbad，1285-1320；1312-1320 在位）上臺，隨
284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44-45。按：書中錄文僅辨識出「四 明□ □□□」，筆者認為是「四明茅紹之模勒」。
285 珊竹公神道碑實際上有兩通，其一至大二年（1309）立於江蘇儀徵，其二泰定三年（1326）立 於河南新安，原碑今存於千唐誌齋。後者不只時間是在趙孟頫歿後，風格也有不小的距離。
286 〈元刑曹尚書江東宣慰使珊竹介墓〉：「在城西北義城里。集賢學士姚燧神道碑，略云…趙孟 頫書，因摹搨者眾，今石雖豐隆，而下方漸泐矣。」（明）申嘉瑞纂，《［隆慶］儀真縣志》，
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明隆慶刻本，上海：古籍書店，1971，第 15 冊），卷 2，頁 17。
287 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3。按：楊慎著《丹鉛總錄》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梁佐福建刊本，前者作「李樟」，後者作「李璋」，當以後者為是。
288 筆者曾在杭州碑林親睹原碑。此碑刻得並不很深，表面因長年捶拓又未多加清洗，留有厚重殘 墨及纖維痕跡，但字跡仍舊能充分表達趙孟頫行楷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佳刻。
289 關於此碑書法討論，請見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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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項令史學家評為由草原統治路線走向偏漢文化的變革發生，290 曾經在仁宗即 位前被延攬入宮的趙孟頫，291 宦涯也正式邁向巔峰時期。仁宗甫即位不久，趙孟 頫便衣錦還鄉替先祖立碑，292 完成延宕多年的心願。293 同時也有餘裕替夫人管 道昇（1262-1319）建道院祭祀先人。294 此後到趙孟頫延祐六年（1319）返鄉的短 短七年當中，趙孟頫書丹碑銘約有四十種之多，文集十九篇，已佚或未見則約有 三十七種。立碑地點也遍布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安徽、湖北、福建等地。
綜合趙孟頫碑銘各期數量曲線，江南時期書碑開始穩定成長，但本期卻是突然暴 增，推測除了和趙孟頫任職大都有關之外，也和後人集字刻或偽刻習於採用趙孟 頫晚年致仕前最高官銜刻石不無關係。
奉敕書碑及敕賜碑
皇慶元年（1312），趙孟頫撰文并書篆〈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1312，
圖版 肆- 1，北京）標幟了此後奉敕書碑的頻繁出現，295 除了答己皇太后（？-1322，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兄弟之母）亦曾命趙孟頫書匾額、撰碑記以外，296 仁宗朝敕命趙孟頫書碑數量特別多，確實可見趙孟頫受重視的程度。297 不過，仁 宗對趙孟頫的青睞也不宜過度渲染，畢竟奉敕書碑本來就屬於翰林國史院「典制
290 蕭啓慶，〈元中期的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
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580-603。
291 （元）楊載，〈趙公行狀〉：「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
292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侍講學 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考諱與訔，贈昭文舘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五月十 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 莫不歎美。湛恩汪濊，罔間殁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焉！迺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 側，刻辭紀事，用對揚聖天子丕顯成命。」（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9，頁 357-358。
293 趙孟頫〈先侍郎阡表〉作於大德元年（1297），九年後墓石仍未建成，直到六年後又添立〈大 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同本論文頁55 註 275。
294（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7，〈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295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碑作廿九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碑作佛性圓融 崇教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于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 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示永久，在廷之臣，孰宜為之銘？維陛 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 集》，卷9，頁 390。
296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1（53 期），頁 89-108。
297 其他還有命趙孟頫繪圖、寫書畫題簽等。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收入同氏著，《元 史研究新論》，頁216-218；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宫博物院，
1981），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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誥」工作的一部分，且擔任類似任務的文臣並不只有趙孟頫。298 事實上，觀察仁 宗時期奉敕書碑情況，詞臣各自所長極其明顯，如劉敏中（1243-1318）與程鉅夫 多負責撰文，郭貫（1249-1331）皆書篆額，299 昭文館大學士僧溥光（號雪庵，約 1227-1312 尚在）擅長大字，300 趙孟頫甚至在面對懿旨書額時也寧願推辭禮讓溥 光。301 下面分述趙孟頫之外曾在仁宗時期奉敕書丹的三位文臣。
劉賡（1248-1328），洺水人（今屬河北），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無文集傳 世。劉氏和趙孟頫的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德三年（1299）〈昌國州寶陀寺記〉
（浙江寧波），當時是由劉氏奉敕撰文、趙孟頫被旨書丹。302 劉賡書法流傳不 廣，除〈快雪時晴帖〉後與趙孟頫奉敕跋文（圖 2- 10）並列而較為人知外，僅 碑刻有零星介紹文字。303 墨跡尚見於北京故宮藏燕文貴溪風圖殘卷（圖 2- 11），與快雪時晴帖跋文相去不遠，書法皆不甚工。儘管如此，皇慶二年
（1313）〈敕建大都路總治碑〉（圖版 肆- 4）碑陽卻是劉賡所書（1313，圖 2- 12，北京），碑陰記才是趙孟頫書丹，和前文提到趙書碑陽、鮮于書碑陰的情況 正巧相反。而且趙孟頫在這裡不像往常署「吳興」，而是特別冠上原籍「大梁」
（汴京，今河南開封），可能反映了此處北人為尊的態勢。劉賡書碑比題跋更有 骨力，不確定是否因刻工所致。〈敕建大都路總治碑〉明顯可見柳公權的影響，
298 曾任職翰林國史院的官員名單見道上峰史，〈元朝翰林國史院考〉，收入明代史研究會編，
《明代史研究會創立三十五年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 419-456。
299 篆額部分請見本論文第三章。
300 關於僧溥光事蹟，可見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故宮學術季刊》，4 卷 3 期（1987 年春季），頁 1-32；王頲，〈書顯昭文：元代書、畫、詩僧溥光生平考述〉，《史 林》，2009 年第 1 期，頁 149-156。
301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 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昻何不書，而以屬吾 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4，頁 49。溥光書現 存有陝西周至〈敕賜大重陽萬壽宮〉大字碑刻，此碑另一面即為趙孟頫奉敕書、李孟（1265-1321）奉敕篆額〈敕藏御服碑〉（1315，圖版 肆- 7）。
302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元）黃溍，《金華 黃先生文集》，卷22，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滙編》，頁 166；（元）袁桷，《［延 祐］四明志》，清咸豐四年煙嶼樓校本，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 冊，卷 16，頁 8a-11b
（6364-6365）。按：《［延祐］四明志》收有劉賡奉敕撰寶陀寺碑碑文，卻隻字未提趙孟頫奉敕 書一事，推測此時趙書尚未受到重視，與仁宗朝趙氏奉敕書碑數量陡增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303 趙生泉，《燕趙書法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277-278；楊振強，〈劉賡及其 書法輯考〉，《中國書畫報》，2012 年 12 月 19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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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的碑銘則頗有顏體之風，304 足見其碑銘楷書仍不脫金代以來的顏柳風尚。劉 賡書碑見於著錄者約二十餘種，奉敕書碑至少五種以上。305 數量雖因後世名聲不 顯而遠少於趙孟頫，在當時卻可能是地位堪與趙孟頫相埒之碑銘書手。
李倜（約1250-約 1326），太原榆次人（今屬山西），仁宗時任集賢侍讀學 士。其父墓誌銘為趙孟頫所撰，306 據傳李倜作書畫必求趙孟頫題跋以求流傳，現 存墨跡皆與趙孟頫題跋並傳（圖 2- 13、圖 2- 14），書學二王，論者以為不在鄧 文原之下，307 惟其碑銘書法未知面貌如何。李倜書碑著錄僅一，308 奉敕書〈靳 同知墓碑〉（1314，山西曲沃）載程鉅夫文集，309 亦不存。
鄧文原，原籍四川綿州（古稱巴西），寓居杭州，有《巴西集》傳世。鄧氏 曾被趙孟頫目為「畏友」，與鮮于樞、趙孟頫並稱為元初三大書家。至大三年
（1310）至皇慶元年（1312）間擔任江浙儒學提舉一職，310〈重建南鎮廟碑〉
（1312，圖 2- 15，浙江紹興）為此期奉敕撰并書丹，南鎮廟屬於較高層級的祠 廟。311 碑文載「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張閭等奏曰：『南鎮廟成，維麗牲有 碑，乞命儒臣文原為文，以詔來者。』制曰：可。臣謹再拜稽首……。」312 可知 立碑是由趙孟頫之前的長官張閭請奏，313 類似情況還有約建於至大辛亥（1311）
304 大德元年（1297）書〈唐帝廟碑〉，見楊振強，〈劉賡及其書法輯考〉，《中國書畫報》，
2012 年 12 月 19 日，第 6 版。
305 金石著錄有〈溫國公珊竹咬住神道碑〉（1314，河南焦作）與〈池神廟碑〉（1321，山西運 城），另外劉敏中、程鉅夫文集提到的又有數種。
306 同本文頁 42 註 208。
307 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頁 1-7。
308〈梁瑛神道碑〉（1314，山西平遙）（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 31，轉引自張光 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頁26。
309 「延祐二年，春正月己巳，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顥言：『在昔金季，平陽人靳和能識帝 王之真，率衆三千歸我太宗皇帝……冢上之刻，惟陛下幸焉。』於是詔翰林學士承旨臣某撰文，
臣賡篆額，集賢侍讀學士臣倜書丹。」（元）程鉅夫，《雪樓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
（陶氏覆刻洪武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 6，頁 10a-11b（總頁 287-290）。
310 傅申，〈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收入同氏著、黃永川主編，《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 論文集（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頁 207-247。（原載於《故宮學術季刊》，3 卷3 期（1986 年春季）。）
311 有學者曾以南鎮廟為例，從經濟角度討論中央下令修建祠廟與實際經營的問題。見馬曉林，
〈地方社會中官方祠廟的經濟問題：以元代會稽山南鎮廟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2011 年第 3 期，頁 12-17。
312 〈皇元重建南鎮廟碑〉碑文。全文收錄於（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 15，頁 5a。
312 〈皇元重建南鎮廟碑〉碑文。全文收錄於（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 15，頁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