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與宋元碑銘書法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趙孟頫與宋元碑銘書法研究

Zhao Mengfu (1254-1322) and the Stele Calligraph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許哲瑛 Che-ying Hsu

指導教授：盧慧紋 博士 Advisor: Hui-wen Lu,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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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進研究所到論文完成這段期間，像是對自我再探索的過程，有時愈來愈 瞭解一己之長，同時卻也對白癡的自己感到不解（本來想寫白目，想想還是 先避開這個近來被賦予正面力量的詞彙）。幸而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照顧及庇 佑，才能讓我用奇行種的步調走到今天。

首先感謝盧慧紋老師的鞭策、鼓勵和指導，老師協助將原來龐雜散亂的 論文捏塑成形（雖然還是無可避免地充斥各種跑野馬的小節），學生能夠碰 上思緒清晰分明的老師，實在是莫大的福氣。同時謝謝口試委員陳葆真老師 與周鳳五老師細心糾正論文訛誤之處，讓這本論文能順利完成。

在這裡還要感謝所上各位老師：副修亞洲工藝施靜菲老師時常安排各種 參訪活動，開拓眼界之餘更有利於調劑身心。陳芳妹老師的工讀讓我習得許 多整理資料的方法，至今仍受用無窮。謝明良老師牽線讓子薇學姐和我認識 浙博的王屹峰先生，使我們到杭州的考察滿載而歸，也謝謝建輝獎學金資助 那次旅行。另外，陳葆真老師、李玉珉老師、石守謙老師、劉巧楣老師，還 有所外的莊吉發老師、蕭素英老師、陳韻如老師、許雅惠老師，他們不只帶 領學生進入各自的專業領域，也予人不少啓發。還有盧素芬老師，謝謝她幫 忙讓我能夠直接向陳建志學長請教。

所上的學長姐都是很好的諮詢對象，如明一學長、誦芬學姐、崇齊學 長、宛儒學姐、昀真學姐、宛萱學姐等。也感謝同學冠宏、櫨文、國瑩、玲 瑋、瑋恬、亮鈞、景培、哲瑋、明珠互相支持，之前大家講好了都要順利畢 業，相信願望很快就會達成，祝福還在奮鬥中的同學以及學弟妹。

這邊也要特別感謝從高中開始一起到故宮當志工到現在的幾位朋友：宇 祥、映文、小麥、有容、伊婷、陳圓、靖文，以及後來週日班的各位夥伴

（記得有人很驚訝前幾年被另一位畢業生寫進感言，所以這裡就不列出名字 了）。在這個大家庭裡面受到許多長輩照顧，實在是感激涕零，無以為報。

最後，感謝一路容忍跟支持我的家人，誠摯地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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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長於南宋（1127-1279）、活躍於蒙元時期（1260-1368）的大書家趙孟 頫（1254-1322）各體兼擅，遺存作品數量可觀。歷來研究甚多，惟均偏重墨 跡，尤其是行草書，碑刻拓本鮮少受到重視。此種情況不獨趙孟頫，放諸宋 元書法史皆是如此。本論文全面整理趙孟頫碑銘書跡與文獻，分析各個任官 階段不同的碑銘性質、合作者及刻立地點，同時在此基礎上做分期並討論真 偽問題。關於趙孟頫碑銘的影響，元代中後期出現不少學李邕（678-747）的 碑銘，可能是趙氏在碑銘方面號召「復古」之結果；此外，直接學習趙書的 碑銘在其生前便已出現，甚至與之同步。本文發現趙書碑銘影響隨著各期面 貌、刻立地點而有所差異，曾與趙孟頫合作的刻工茅紹之（約活動於1308- 1343）在趙氏歿後不久刊刻的集趙字刻石也對趙體傳布發揮一定作用。

本論文整理以往多受忽略的南宋石刻資料，一方面可從中窺見不少趙 孟頫碑銘因素，另一方面則與蒙元發達的碑銘形成對比。趙孟頫雖號為元代 書壇祭酒，但其碑銘書法影響實際上仍受到地域侷限，並未風行草偃使北方 亦為之改觀，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子碑即為一例。總 結而言，元代碑刻質量俱佳，可說是中國書法史上繼唐代之後碑銘楷書的另 一高峰。

關鍵字：趙孟頫、碑銘書法、蒙元、集字、加封孔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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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d across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and Mongol Yuan period (1260- 1368), the great master calligrapher Zhao Mengfu (1254-1322) was skilled in all scripts and lef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orks. Zhao’s calligraphy has attracted many studies, but most of them are concerned with inks on paper, especially cursive script. Steles in standard script and rubbings are usually neglected. That is not only the case of Zhao Mengfu but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Song and Yuan calligraphy, thus the research necessary.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analyzing for whom he wrote, with whom he cooperated, and where his steles were erected. The problem of dating and authentica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previous questions, is also treated in this thesis. As for the influence of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Li Yong (678-747), the Tang calligrapher who excelled at both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y of steles, might be viewed as the model revived by Zhao in Yuan dynasty. Also, Zhao’ steles came into vogue almost immediately. Each stages of his stele calligraphy in fact had respective impact on different regions. In addition, steles engraved by the carver Mao Shaozhi (active c. 1308-1343)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rculation of Zhao’s calligraphy.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usually underestimated Southern Song stone inscriptions are found to be part of the heritage from which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is derived. They also constitute a sharp contrast to steles booming in Mongol Yuan period. Although Zhao Mengfu was the leading calligrapher of his time, his influence on steles was still constrained by region, as demon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Canonizing Confucius Stele decreed in 1307 and erected nationally. In short, the stele calligraphy in Mongol Yuan period is another summit after the peak of Tang dynasty (618-907).

Keywords: Zhao Mengfu, stele calligraphy, Southern Song, Mongol Yuan, Canonizing

Confucius St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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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謝辭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緒論 1

研究回顧 2

第一章 南宋碑銘書法發展 ... 13

第一節 南宋前期（1127-1164） ... 14

第二節 南宋中期（1165-1224） ... 23

第三節 南宋晚期（1225-1279） ... 33

第二章 趙孟頫寫碑生涯 ... 39

第一節 出仕之前（1286 年以前） ... 39

第二節 初仕大都、轉任濟南（1287-1298） ... 40

第三節 任官江南（1299-1311） ... 45

第四節 仕於宮廷（1312-1318） ... 57

第五節 晚歲家居（1319-1322） ... 71

第三章 趙孟頫碑銘書法 ... 75

第一節 分期 ... 75

第二節 碑刻真偽 ... 86

第三節 篆書碑與篆額 ... 98

第四章 「趙體」行楷與蒙元碑銘書法新風... 105

第一節 趙體碑銘分布與影響 ... 105

第二節 趙孟頫與加封孔子碑 ... 114 結語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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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25

附錄一：趙孟頫碑銘書跡列表 ... 138

附錄二：《松雪齋文集》收趙孟頫撰碑銘列表... 161

附錄三：已佚或未見趙孟頫碑銘列表 ... 166

趙孟頫碑銘圖版 ... 183 圖 223

圖版出處 332

1

緒論

趙孟頫（1254-1322）書畫成就全面，影響深遠。若說其人領導有元一代，在 中國書畫史上居樞紐地位，應不為過。趙氏各種書體兼擅，研究歷來頗多，其碑 銘楷書雖因時常被印成字帖而廣泛流傳，如〈湖州妙嚴寺記〉，¹ 也有以趙孟頫 楷書教學為中心的研究。² 但大體而言，重心仍集中在趙孟頫取法二王的行草 書，碑銘楷書相對而言較少受到注目。論者往往僅止於追尋趙孟頫書學典範，如 唐代名家李邕（678-747）等人，而未能留意到撰碑、書碑之事本身對於趙孟頫的 意義，還有立碑所牽涉到的眾多人物及運作過程，凡此皆是筆者關心的議題。

進一步由趙孟頫所處時代而言，宋代雖是金石學發軔的朝代，但研究石刻文 字的所謂「石學」，³ 基本上側重於文獻價值，且關注時代多在宋以前。元史學 者多根據金石文字或拓本考訂史實，⁴ 惟仍著重其史料價值。而回到書法的部 分，宋元書法史泰半是由墨跡所組成，⁵ 楷書及石刻資料較少受到注意，然而其 數量、品質皆有可觀之處，值得重視。由成長於南宋、活躍於元代的碑銘書家趙 孟頫出發，適足以填補宋元書法史研究不足的缺口。

關於本論文題目所言碑銘，由於集中在碑碣與墓誌銘兩種形制的石刻（除了 討論南宋時因碑銘較少而納入些許摩崖），且當時已有「碑銘」之稱，故以此為

1 這類缺乏版權的書法字帖在坊間流傳甚廣，如筆者以前就曾無意中購入《趙孟頫妙嚴寺記》。

這些字帖在印刷時都刻意去背，只能看清字形和格線，墨色、紙質等物質性細節完全付之闕如，

反映其作為書法學習範本的唯一用途。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趙孟頫妙嚴寺記》（上海：上海書 畫出版社，2000）。

2 鄭怡雯，〈趙孟頫楷行書及其教學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6。王幼 芳，〈趙孟頫楷書之教學研究─以《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 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8。

3 葉國良，〈第四章 宋人之石學〉，《宋代金石學硏究》（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 127- 152。此書原為作者 1983 年之博士論文，文中提出辨字例、辨文例、命名例、辨偽等研究方法，

頗有參考價值。

4 先驅學者如清代錢大昕（1728-1804）。日本方面的蒙元史研究，約 1980、1990 年代興起一股

「石刻熱」，至今日依舊方興未艾，而且由之前閱讀金石文字（收錄於地方志、金石著錄等書籍 的石刻史料）、注重拓影的方式，更進一步強調實地考察的重要性。森田憲司，〈「石刻熱」か ら二〇年〉，《アジア遊學》，91 號（2006 年 9 月），頁 134-137；舩田善之，〈石刻史料が拓 くモンゴル帝囯史研究〉，收入早稻田大學モンゴル硏究所編，《モンゴル史硏究：現狀と展 望》（東京：明石書店，2011），頁 65-90。

5 近年出版專著如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敎育出版社，1999）；黃 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敎育出版社，2001）；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統稱，⁶ 內容包含喪葬碑銘、記事讚頌、宮室廟宇碑文。本文將整理趙孟頫及宋 元碑銘，除了綜觀趙孟頫碑銘書法發展面貌之外，也試著追溯趙氏與南宋碑銘書 法傳統的關係，並觀察「趙體」之影響及分布。以下先對趙孟頫碑銘書法做研究 回顧。

研究回顧

中文

趙孟頫碑銘書法的研究，1976 年姜一涵〈趙孟頫書湖州妙嚴寺記〉堪稱是近 代最早的一篇專論，⁷ 也是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的〈湖州妙嚴寺記卷〉

首次發表在中文學界。該文首先詳細描述〈湖州妙嚴寺記卷〉的現況，記錄該卷 正文、題跋、鈐印等所有資訊，並介紹相關人物、考證作品流傳經過、敘述妙嚴 寺的歷史背景及地理環境。此作未署年月，姜氏根據趙孟頫官銜「中順大夫揚州 路泰州尹兼勸農事」對照楊載（1271-1323）撰〈趙公行狀〉所記的仕宦生涯，指 出〈湖州妙嚴寺記卷〉應書於至大二年（1309）七月到至大三年（1310）十月 間，「其時舊職已卸，新職未上，正是賦閒在家鄉吳興時，年五十六七」。最後 整理當時可見的五件楷書墨跡，即〈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湖州妙嚴寺記 卷〉、〈帝師膽巴碑卷〉、〈仇鍔墓碑銘卷〉、〈杭州福神觀記卷〉，將趙孟頫 晚年大字楷書分為三階段：〈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c.1303）屬於第一期，取 法李邕並參雜北碑意味，較多方筆，「以工整謹嚴見長」；〈湖州妙嚴寺記卷〉

（1310）為第二期，用筆變化多端，採用褚遂良（596-658）筆法，結體偏長，

「以精練挺峭，婉媚朗秀擅美」；其餘三作均書於六十歲之後，雖兼用李邕、黃 庭堅筆法，但基本上「坦率自然，純自家本色」。文中另外有趣之處是徵引莊嚴 的說法，替楷書尺寸大小訂出標準：五分以下為小楷，兩寸上下為中楷，超出此 外均為大楷。姜氏此文首重介紹〈湖州妙嚴寺記卷〉，提供紮實的基本考證以及

6 類似詞彙還有「碑誌」、「碑版」、「碑記」、「碑碣」等，各自都蘊含不同意味，如文學研 究者多稱「碑誌」（將碑文與墓誌合稱）。以本文所見隋唐宋元碑銘自名，篇名有「碑」、

「記」、「墓誌」、「壙誌」、「墓誌銘」、「碑銘」等結尾。

7 姜一涵，〈趙孟頫書湖州妙嚴寺記〉，《故宮季刊》，10 卷 3 期（1976），頁 59-80。

3

明清人對趙孟頫楷書的評價，也整理當時可見作品並予以分期，頗有開創之功，

惟論述不多。

中國學者王連起發表不少鑒考趙孟頫書畫的文章，對於趙書鑒定貢獻卓著。⁸ 在碑銘的部分，王氏曾考證所謂道教碑之真偽。⁹ 此文首先整理歷來關於南北兩 方道教碑的正反意見，肯定此為趙氏真跡者以明代孫承澤（1593-1676）、清代葉 昌熾（1849-1917）為代表，質疑者則以清代陸心源（1838-1894）為要，尤其陸氏 指出奉敕寫碑距趙孟頫去世僅月餘時間、趙孟頫文集並非不收為釋道所作之文，

但此文卻未見錄於文集等癥結點。王連起在評述各家說法後，由書法鑒別入手，

列舉趙氏晚年作品〈帝師膽巴碑卷〉（1316）、〈仇鍔墓碑銘卷〉（1319）、

〈杭州福神觀記卷〉（1320）、〈光福寺塔銘卷〉（1321）、〈方外交疏卷〉

（1321）等，指出這些代表作具有用筆嚴謹而富變化、結字規矩而瀟灑、中宮緊 縮而不窘迫、筆勢蒼勁深沉等特色，相形之下，王氏認為道教碑「用筆單調，結 體鬆散，拘謹做作，顯得氣虛力弱，筋疲骨軟，十分俗氣」，應為贋鼎。¹⁰ 接著 王氏根據同時人吳澄（1249-1333）、袁桷（1266-1327）、虞集（1272-1348）等人 對張留孫（1248-1321）下葬的記述皆未隻字提及道教碑來看，認為所謂趙孟頫

「奉敕」寫碑是子虛烏有之事。至於道教碑書法出自何人之手的問題，王氏舉出 趙雍（1290-1359）、吳全節（1269-1346）等人墨跡，一一駁斥前人指稱的可能代 筆人選。最後依據另外兩方與道教碑書風相近的碑刻，即茅紹之（約活動於 1308-1343）集趙字勒石之〈許熙載神道碑〉、傳稱虞集撰並書之〈姚天福神道 碑〉，由於此二碑與道教碑一樣均由茅紹之刻石，推測它們或許是茅紹之所書。

〈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旁徵博引，結合文獻、風格進行生動的考

8 王連起，〈談《三希堂法帖》所刻趙孟頫書〉，《書法叢刊》，第 10 輯（1985），頁 76-94。

王連起，〈趙孟頫《天冠山詩》帖考辨〉，《文物》，1991 年第 8 期，頁 91-95。王連起，〈趙 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 年第 2 期，頁 1-35、93-94。王氏其他辨 考文章甚多，此處暫不一一列舉。

9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文物》，1983 年第 6 期，頁 76-86。道教碑乃傳趙 孟頫奉敕為元代道士張留孫撰文并書之碑，全稱「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遠玄教 大宗師志道宏教沖元仁靖大真人張公碑」。此碑有二：一碑於天曆二年（1329）立於北京東嶽 廟，俗稱「北道教碑」，另一碑為至正四年（1344）立於江西貴溪龍虎山，俗稱「南道教碑」。

10 近年有中國網友認為這是根據較差拓本所做的誤判，重新做了許多剪字比較欲推翻舊說。（中 國西泠網論壇，〈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再考〉系列發表於2011 年 10 月到 2012 年間，網址：

http://www.xlys1904.com/thread-41048-1-1.html，檢索日期：2013/05/29）筆者肯定此比較，但竊以 為此碑是茅紹之集趙書（或有稍加整頓）後摹勒上石，自然能從單字一一找到對應。

4

證，貢獻卓著。不過，關於道教碑書手之歸屬，筆者認為並非茅紹之偽作，而是 由茅氏集趙孟頫書所刻，詳情請見本論文第三章。但此文注意到道教碑與茅紹之 其他刻石的關聯，於趙碑研究仍是相當重要的基礎。而且，由王氏所引明清著錄 來看，道教碑流傳甚廣，在後人評價趙碑時占有一席之地，不可不察。

在考證單件作品之外，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一文全面論述趙 孟頫各體書風發展，¹¹ 是研究趙孟頫書法必讀之作。文中簡介趙孟頫生平思想、

書風繼承及書學主張，其後依時序舉各體代表作予以精闢分析。劉九庵（1915- 1999）亦曾綜論趙孟頫書法，¹² 提及〈帝師膽巴碑卷〉等幾件作品，認為趙孟頫 是為了大量應酬而寫便捷的行楷。不過，趙氏碑銘書法的應酬性質雖無法否認，

但趙孟頫早年便已在碑銘當中摻入行意，行楷應係刻意選擇而非為了求快所用。

另外，此文尤重辨偽，故附論代筆或作偽者如俞和（1307-1382）、陸深（1477- 1544）、陳謙（約十五世紀中期）等人，不過關於作偽的部分顯然僅針對墨跡，

尤其是行草書而言，並未論及楷書。

關於趙孟頫書跡的圖錄，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蒐羅豐富，¹³ 連少見的私人藏品〈松江寶雲寺記卷〉亦在其目，書中收錄王連起專文亦十分重 要。¹⁴ 榮寶齋出版《中國書法全集》當中，由黃惇主編的趙孟頫卷分上下兩冊，

15 所收研究文章皆頗為值得參考。如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論 述趙孟頫在書壇的影響是從江南杭州文化圈擴展到北方，¹⁶ 認為元成宗大德二年

（1298）召寫金字《藏經》及大德三年（1299）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之後，即杭 州十年任期（1299-1309）「書碑作品陡然增多」。文中亦提及相關撰文情形，指 出這一時期合作的撰文人以南宋遺民牟巘（1227-1311）為首，之後到大都則以北 方名儒元明善（1269-1332）較多。黃惇此文提出趙孟頫由南到北改變大都「京 體」的看法雖有其觀點，不過，實際上趙孟頫對北方的影響仍然有限，詳見本文

11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 年第 2 期，頁 40-65。

12 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收入同氏著，《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頁 129-155。（原載《文物》，1987 年第 9 期，頁 41-47。）

13 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

14 王連起，〈趙孟頫書法藝術概述〉，收入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頁 1-9。

15 黃惇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3、44．趙孟頫卷（附趙氏一門）》（北京：榮寶齋，2002）。

16 其中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趙孟頫與蘭亭十三跋〉二文又一同收入單行 本，參見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5

第四章。圖版的部分，黃惇主編此書除墨跡外，難得收入一件拓片〈御服碑〉。

另外，《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系列的《中國法書全集》則是近年來以彩版印行、

收錄豐富墨跡的重要參考圖錄。¹⁷

另外，各地收藏趙孟頫碑銘墨跡、拓片亦有零星研究，多為篇幅不超過一、

兩頁的介紹性文字。¹⁸ 以及針對某些作品較長一些的考述，如論述〈仇鍔墓碑銘 卷〉是因郝斌（1259-1320）牽線才讓趙孟頫替官職不高的仇鍔（1250-1300）撰文 並書丹篆額，¹⁹ 不過該文作者似乎沒有注意到王連起曾提到〈仇鍔墓碑銘〉是由 柳貫代撰文的趙書應付之作。²⁰ 另外尚有文章整理河南地區趙碑拓本並簡述各作 資訊，²¹ 或介紹他處難得一見的碑拓〈大瀛海道院記〉且抄錄全文兼考此碑相關 資訊等等。²²

英文

研究多是奠基於就近可得的收藏品或材料，像是美國的中國書畫收藏當中唯 一一件趙孟頫碑銘作品〈湖州妙嚴寺記卷〉，便成為早期西方學界相關研究的焦 點。〈湖州妙嚴寺記卷〉現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是方聞（Wen C. Fong）在普 林斯頓就讀時的同窗、後來成為著名收藏家的John B. Elliott（1928-1997）所贈予

17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九冊 元 I》（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8 黃福根、謝文柏，〈長興縣所藏趙孟頫、吳承恩書寫的碑刻〉，《文物》，1979 年第 5 期，頁 82-83；范冰夷，〈趙孟頫書寫的“漁莊記”碑石〉，《中原文物》，1980 年第 3 期，頁 63；車已 行，〈從《故總管張公墓志銘》看趙孟頫的中晚年書〉，《書法叢刊》，第10 輯（1985），頁 39-40；楊立言，〈趙孟頫的書法成就及他的《膽巴碑》〉，《陜西教育學院學報》，1997 年第 3 期，頁20-22；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文物》，1997 年第 8 期，頁90-91、36；馬國莉、房樹輝，〈趙孟頫書《聖主本命長生祝誕碑》〉，《文物春秋》，

2007 年第 5 期，頁 53-54；方愛龍，〈元．趙孟頫等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碑〉，《杭州師範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頁 2。

19 陳菁，〈元趙孟頫楷書《仇鍔墓碑銘》卷考〉，《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11 期（2008），頁 27-35。

20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頁 57。（元）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元人史 料叢刊》（四部叢刊景元本，合肥，黃山書社，2012），卷 10，頁 3a-5b（總頁 521-526），〈有 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碑銘并序 代趙承旨作〉。

21 宮萬琳，〈從河南碑刻墨拓本看趙孟頫書碑的真跡、集字與贗品〉，《藝術市場》，2010 年第 2 期，頁 39-41。

22 張明珠，〈《大瀛海道院記》碑考〉，收入西泠印社編，《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頁 202-208，圖版 2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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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珍貴藏品。方聞根據此卷進行細緻的風格分析，²³ 認為趙孟頫此作主要取 法王羲之（303-361）與顏真卿（709-785），再添加褚遂良、李邕、黃庭堅等因 素。文中採用剪字比較的分析方法，比較〈蘭亭序〉和〈湖州妙嚴寺記卷〉中的

「暎帶清流」四字看出王羲之的影響，並指出在趙孟頫在放大字體時，必須採用 別的運筆方法，即唐人楷法，如顏真卿、褚遂良的結字與用筆方法，尤其褚遂良 優美的動態平衡結字以及鉤法影響較明顯，另外李邕的側鋒、轉折用筆也帶來一 定的速度與動感。此文筆法分析頗為詳盡，剪字論述亦頗有說服力，惟關於黃庭 堅的部分較看不出關聯性。另一方面，在方聞建構中國書法史四大革新裏頭，²⁴ 趙孟頫楷書被歸為踵繼東晉二王行書、初唐宮廷莊重楷書、北宋晚期文人寫意行 書的最後一波大變革。方聞認為趙孟頫奠基於晉唐的基礎之上集大成，以其優美 平衡的字形及易於辨識、可重複的筆法，創造出顏真卿之後的第一種新體楷書。

它可以適應各種尺寸的楷書，成為十四世紀上半的主流風格，甚至被運用在刻 書，如傳為張雨（1283-1350）手書上版的元刻本《茅山志》（紀年 1328）。²⁵ 方 聞給予趙孟頫楷書的書法史定位頗為重要，但僅止於點出大方向，其具體內涵仍 有待填補。

孫志新（Zhixin Sun）在方聞的基礎上，進而以追求不朽來詮釋趙孟頫碑銘書 法。²⁶ 此文第一大段先從趙孟頫晚年仕宦、參禪開始鋪陳趙孟頫無奈的一生，引 用《松雪齋文集》卷五〈自警〉：「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 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一詩作為趙孟頫對自己一生功過的評價。孫志新 認為，由於趙氏出仕蒙元，在政治上又無實際建樹，無法在三不朽中的立德與立 功有所成就，故而轉向以求立言，並再引《松雪齋文集》卷二〈酬滕野雲〉：

「……功名亦何有，富貴安足計。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霅溪春水生，歸志 行可遂。閒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指出趙孟頫企圖在身後留下不朽聲名

23 Wen C. Fong et. al.,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4-105.

24 Wen C. Fong,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1999), pp. 29-84.

25 Wen C. Fong,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p. 37, 57.

26 Zhixin Sun, “A Quest for the Imperishable: Chao Meng-fu’s Calligraphy for Stele Inscriptions,”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p.

302-319.

7

的想法，和刻於不朽石碑上的楷書十分有關係。第二大段則整理趙孟頫大字楷書 並予以分期，²⁷ 針對〈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c.1303）、〈湖州妙嚴寺記卷〉

（1309-10）、〈仇鍔墓碑銘卷〉（1319）三件代表作，繼承方聞的分析手法來呈 現三階段變化與成就。第一階段〈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刻意壓扁的結字、

「而」字肩部婉轉而不像唐楷一樣方折的做法，都是取法北魏碑刻，其他部分筆 畫偶爾也有顏真卿、褚遂良的影子。第二階段的〈湖州妙嚴寺記卷〉結字更加精 巧，除了引用方聞的說法外，孫志新認為「暎帶清流」還能看出趙孟頫將小字放 大時，由指間運用轉換成腕部運動的努力。〈仇鍔墓碑銘卷〉則反映趙孟頫鎔鑄 前人結字，包括李邕、米芾、顏真卿、褚遂良等人，最後自成一家的楷書。此文 分期與姜一涵基本一致，卻增添詳盡的筆法分析勾勒趙孟頫三階段楷書變化，頗 為值得借鑒。不過孫氏以企求不朽來詮釋趙孟頫碑銘書法，固然有其觀點。但又 未免輕忽趙孟頫各體兼能，顯然是有意識追求全面的書法成就，碑銘楷書作為當 中之一環，在孫志新論述中卻有點被過度詮釋，反而削減其論點力道。此文結語 稱趙孟頫自信其書能隨不朽石碑「與天常存」，但引文的「與天常存」卻出自趙 孟頫〈敕建大興龍寺碑銘〉篇末對該寺的贊銘，不無斷章取義之嫌。而且，〈敕 建大興龍寺碑銘〉其實是柳貫（1270-1342）代文，並非出自趙孟頫之手。²⁸ 除此 之外，此文對於趙孟頫碑銘書法研究實際上頗有參考價值。

另外，Shane McCausland（馬嘯鴻）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一書，是西方學界首部關於趙孟頫的專著。

27 文中提到〈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卷〉、〈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湖州妙嚴寺記卷〉、〈帝 師膽巴碑卷〉、〈仇鍔墓誌銘卷〉、〈杭州福神觀記卷〉共六件作品。

28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 9，頁 2b-5b（總頁 464-470），〈懷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

趙承旨作〉。

29 Shane McCausland,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Morris Rossabi, Rev. of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by Shane McCausl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4 (2011.10), pp. 5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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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典範，也特別欣賞蘭亭版本之中傳為歐陽詢（557-641）所臨的定武蘭亭，並 視場合書寫不同於南宋遺民的唐人風格。另一方面則論證書畫題跋到元代時出現 由趙孟頫領導形成所謂「論評式題跋」（critical colophon）的新發展。不過，作 者未能留意南宋書法史的發展，包括宋末元初士人流行的書風有一部分便有歐陽 詢因素、³¹ 北宋晚期以來發達的題跋文化，³² 以及南宋蓬勃發展的蘭亭學與蘭亭 刻帖等等，³³ 甚至誤以為趙孟頫將神龍蘭亭認作定武蘭亭，而沒有注意到王連起 已指出神龍本後趙孟頫等宋元人題跋係他處移配而來，³⁴ 致使文中諸多論點難以 成立。此外，書中題跋文字、斷句頗多訛誤，³⁵ 但題跋圖版堪稱完整，可見作者 蒐羅之用心。惟其中不知何故沒有印出趙孟頫1289 年錢選八花圖跋（北京故宮 藏），而此跋對於作者意圖論證趙孟頫因應題跋對象採用不同風格的說法，提供 了值得商榷的空間。總體而言，書中提及碑銘的部分主要是參考孫志新的研究，

關於趙孟頫書法的部分雖有些許啓發性的看法，具體詮釋卻不無可議之處。

日文

日本元史學者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一文側重趙孟頫的仕宦 生涯，如濟南路總管、江浙儒學提舉、集賢學士等職，試圖觀察其在政治、社會 等層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注意碑銘反映趙氏和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交 遊。³⁶ 作者根據趙孟頫文集與一些金石著錄整理出兩份附表：其一列出《松雪齋 文集》所見人物的姓名字號、本貫（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任官品秩、

《元人傳記索引》頁數等，並統計其身分。表二則條列與趙孟頫相關的一五九筆 碑刻資料，項目則包括碑刻地點及著錄出處，頗有參考價值，惟附表訛誤不少，

31 參見 Peter C. Sturman, “Sung Loyalist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Yuan Dynasty”《故宮學術 季刊》，19 卷第 4 期（2002 年夏季），頁 59-102。其他南宋人學唐代的部分請見本論文第一章。

32 綜述可見中田勇次郎，〈南宋の書と題跋〉，收入同氏著，《心花室集：中田勇次郎著作 集》，（東京：二玄社，1985），第4 冊，頁 5-32；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51-373。個案 討論可參考學者對南宋收藏家岳珂（1183-1243 後）跋贊的研究。見呂昀真，〈攷史而兼賞鑑：南 宋岳珂法書收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凡此皆可看出宋代早已出 現對不同層面進行長篇考證或討論的題跋，趙孟頫雖然聲名遠播，也留下特多墨跡題跋，但其題 跋內容實際上與南宋人的題跋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

33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00-321。

34 王連起，〈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2 期，頁 65- 66。其他關於趙孟頫臨蘭亭討論請見本論文頁 81。

35 如頁 33、57、62、107、117、131、168。又索引未附上對應漢字，查找不便，甚為可惜。

36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東洋史研究》，56 卷 4 號（1998），頁 73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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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又因僅錄篇名，多有同樣碑文重出的情況，³⁸ 且未能鑑別真偽。近年陳建志以

〈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與〈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為中心，討論趙孟頫的碑 文書法。³⁹ 該文在櫻井智美的基礎上，整理目前所知碑銘稿本真跡十二件（含殘 卷〈衍慶院記（暫名）⁴⁰〉，⁴¹ 不含偽作〈明肅樓記〉⁴²），拓本六十七件（十七 件真跡、十件偽作、四十件存疑），文獻一〇八筆（四十四筆為真，六十四筆存 疑），並製成另一列表。正文論述趙孟頫碑文書法的濫觴、確立及展開，從趙氏 之前南北書法情況、趙孟頫早期的〈鮮于光祖墓誌銘〉、〈空相寺殘碑〉拓本一 路談到代表趙孟頫碑文書法成立的玄妙觀二稿，同時檢討前人提出的分期說法。

此文堪稱是目前蒐羅最廣、討論最為全面的相關研究。不過，作者對於趙氏之前 南北書法的探討仍沿用前人說法或採用題跋墨跡，未能注意到南宋碑銘仍是以學 唐為主流，趙孟頫早年碑銘學初唐褚遂良等唐人風格並非受到北方書學環境影 響，而是和南方傳統較為相關。再者，文後附表雖蒐羅甚多，但正文僅著重在玄 妙觀二稿及之前的幾件作品，其後的變化著墨甚少。另外，附表將文獻、稿本、

拓本三種型態並列，未扣除彼此重複的部分。除《松雪齋文集》收錄碑文，櫻井 氏論文所列條目未見拓片者一律被標註為文獻且存疑，但由於多沿用前文，造成

37 筆者發現校對問題如下：頁 769 編號 1〈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出處列有「北拓（《北 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四八．一二二」，翻查原書卻是表格未列出的〈空相寺殘 碑〉；頁773 編號 39〈興隆寺碑〉原文是〈興龍寺碑〉，事實上便是《松雪齋文集》收錄〈敕建 大興龍寺碑銘〉（柳貫代作）；頁775 編號 62〈晉陽山重修慈雲禪寺記〉沿用《寰宇訪碑錄》記 載錄為趙書，但翻查表中另注《攈古錄》、《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二書均記為「郡人李玉」書 丹；頁777 編號 86〈大報國圓通寺碑〉出處列有「北拓四九．七四」，實際上應該是編號 88〈呂 梁鎮慶真觀碑記〉誤植於此；頁780 編號 110〈大龍泉寶雲寺〉出處列有「北拓四九．九六」，

原書卻是〈孔治墓碑〉。

38 表中編號 68、93、98 碑刻題名看似不同，實際上均為〈長明燈記〉。

39 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 稿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22 號（2012），頁 53-68。

40 此卷目前藏地不明，僅見於羅振玉輯，《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法書二種》，收入《羅雪堂先生全 集》（臺北：大通書局，1977），第 3 冊，頁 1245-1253。筆者由殘卷內容推測此院應名為「衍 慶」，由官銜可知約書於延祐三年（1316）至延祐六年（1319）。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 集．中國第12 卷．元 明 I》（臺北：大陸書店，1989），頁 157，〈某院記殘卷〉。

41 依序是大德七年（1303）〈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卷〉、〈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大德十二年

（1307）〈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卷〉、至大元年（1308）〈故總管張公墓誌銘卷〉、至大元年

（1308）〈松江寶雲寺記〉、至大二、三年（1309-10） 〈湖州妙嚴寺記卷〉、至大三年

（1310）〈平江路崑山淮雲院記冊〉、延祐三年（1316）〈帝師膽巴碑卷〉、延祐三年至六年

（1316-1319）〈某院記殘卷〉、延祐六年（1319）〈仇鍔墓碑銘卷〉、延祐七年（1320）〈杭州 福神觀記卷〉及至治元年（1321）〈光福寺重建塔記卷〉。

42 此卷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由書風看來係後人仿趙氏晚年行書風格作偽而成，不足為據。國立 故宫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故宫書畫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冊 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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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重複及矛盾之處。⁴³ 且表中納入性質不屬於碑銘的〈吳興山水清遠圖記〉以 及〈頭陀寺碑〉，⁴⁴ 對《松雪齋文集》碑文紀年考訂也失於粗糙，⁴⁵ 殊為可惜。

但此表所整理趙孟頫碑拓標示了作者對碑銘真偽（或存疑）的意見可資參考，仍 有其價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結前人研究，絕大多數集中在少數碑銘墨跡，甚或因應酬性質而貶抑碑銘 在趙孟頫書法當中所佔的地位。而且，由於對趙孟頫之前的碑銘發展認識不足，

致使對其碑銘書法來源有所誤判，也無法更具體地看到趙書碑銘在宋元書法史當 中的位置。有鑒於此，本文第一章整理南宋碑銘書法發展，並對照同時期北方的 情況，以釐清趙孟頫和之前碑銘的淵源。第二章將在全面整理趙孟頫碑銘書跡八 十七種（含墨跡與拓本，見附錄一）、⁴⁶《松雪齋文集》所收用於刻石的文章四 十二篇（附錄二），⁴⁷ 以及元人文集、地方志、金石志等所記原石已佚或未能得

43 如表中編號 78〈興隆寺碑〉、98〈敕建大興龍寺碑銘〉前者由於源於櫻井氏論文而被標上文獻 存疑，後者則因出自《松雪齋文集》而標為真，但二者實為同一碑。類似情況又見於編號79、

110，重出者至少還有三組（編號 27、43，編號 90、97，編號 100、106）。另外，櫻井智美引用 書籍多為清人著錄，還有不少碑刻拓本留存，只是流傳不廣。

44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內文記述吳興山水，應該是和趙孟頫繪〈吳興清遠圖〉（上海博物館 藏）密切相關之題畫文字。趙孟頫書〈頭陀寺碑〉今有拓本傳世，由題名看來和一般寺廟碑記並 無二致。但此作署款「書與密印寺力法師」，與一般碑刻署官銜體例不合。且碑文本身並非當代 人所作，而是南朝齊人王巾（字簡栖，約活動於六世紀初）所撰、被收錄於《文選》的經典文 章。北宋米芾（1051-1107）曾根據避諱字將自己收藏的〈頭陀寺碑〉鑒定為唐代殷令名（活動於 七世紀中葉）或陸柬之（活動於七世紀中葉）所書，可以想見當時流傳有這類作品。而趙孟頫曾 將佚名唐人書〈文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歸於陸柬之名下，顯示趙孟頫對於陸柬之並不陌 生，是以筆者認為趙孟頫書〈頭陀寺碑〉可能是像臨蘭亭一樣學習特定範本的行書作品，不適合 將之與其他碑刻相提並論。

45 如表中編號 39〈康里公碑〉、編號 40〈趙國文定公神道碑銘〉都被訂為大德十一年（1307），

實際上考慮文中相關人物官銜及碑文細節，這兩篇碑文年代不可能那麼早。其他還有幾篇碑文直 接被歸入無紀年，但事實上都有跡可循。《松雪齋文集》碑文表列見附錄二。

46 一方碑刻可能有多種拓本，若墨跡尚存，甚至有根據墨跡再上石的法帖（橫式）和全碑拓本

（多縱式），統計時僅計其一。惟南北道教碑為特例，因各自獨立，故分開計算。又製表時以碑 銘為主，並未納入摩崖、榜題或是詩刻等其他類別的拓片。且盡量依照官銜及碑文所還原的書寫 年代做排列。

47 《松雪齋文集》卷十結束後有沈璜伯玉（生卒年不詳）至元後巳［己］卯（1339）刊刻題記，

內記篇數：「……凡得賦五……記十二、碑誌廿六……合為一十二卷，亟鋟諸梓，識者得共觀 焉。」（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元至元沈氏刊本，臺北：學生書局，1970），頁 439- 440。按：記實際上僅有十一篇。再淘汰刻石可能性較低的〈吳興山水清遠圖記〉、〈縮軒記〉、

〈默齋記〉，並加上外集收錄「記」與「碑銘」各四篇，共得11-3+26+8=42 篇。外集目次後亦 有「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牌記，且當時已出版並為元代詩人迺賢（清人譯為納新，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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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拓片之碑銘資料八十多筆（附錄三）的基礎上，⁴⁸ 闡述趙孟頫一生撰碑、書碑 活動之始末，觀察趙氏不同階段的碑銘應酬、和碑銘合作人的互動等，以瞭解其 對碑銘的投入程度。第三章會根據前章所述階段，進一步依照風格對趙孟頫碑銘 書法做更細緻的分期，兼論碑銘真偽及篆書碑等問題。最後一章則從趙體碑銘之 分布，探討蒙元碑刻的區域樣式及風格。總體而言，本論文不僅希望增進對趙孟 頫碑銘的認識，更期待較深入地瞭解前後的宋元碑銘書法及內容。

1368）所徵引，可知外集所收應屬可靠。（元）迺賢（納新），《河朔訪古記》，收入《叢書集 成新編》（清粵雅堂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94 冊），卷中，頁 12。

48 晚近出版之趙孟頫文集多有收錄，如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惟其辨偽工作頗為艱鉅，也有混淆之虞，如誤收趙孟頫書丹而非撰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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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宋碑銘書法發展

趙孟頫身為南宋宗室，學書背景自然不脫家學淵源與地域傳統，是以有必要 對南宋碑銘書法加以瞭解。然而，關於宋代碑銘的討論並不多，相關研究以清末 葉昌熾（1849-1917）《語石》為要，該書羅列書家及石刻，其中北宋著墨較多，

柯昌泗（1899-1952）評《語石》則對北宋碑銘進一步作出簡要概括：「宋初正楷 行歐、柳書，仁宗以後行顏書。行書則守二王之法。」⁴⁹ 李慧斌認同此說，並根 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以下簡稱《北圖藏拓》）指出北宋 碑誌楷書取法對象尚有虞世南（558-638）。⁵⁰ 南宋的部分，葉氏、柯氏列出不少 名家及刻石，偶有精闢之論，惜篇幅不多。李慧斌則在《北圖藏拓》的基礎上，

認為可觀者不多，總結南宋人楷法比北宋更為差勁。⁵¹ 除此之外，即使是方愛龍

《南宋書法史》這樣的專著，基本上仍以墨跡、刻帖為主，見諸討論的碑銘寥寥 無幾。

另一方面，同時期的金代雖然墨跡留存較少，但是拜現代科技進步之賜，各 大收藏單位陸續在線上公布拓片圖像並出版圖錄，讓學者得以利用這些資料進行 研究，稍微彌補過去對於金代書法瞭解不足的窘境。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一 書在討論金代之餘，還附帶比較金代與南宋碑銘之異同，認為南宋石刻多為題 名、甚少名家書碑，幾乎可說是不足觀。⁵² 這些對南宋碑銘的負面評價基本上都 是由《北圖藏拓》約三百多件南宋拓片所得出來的，但此一結論並不公允，畢竟 南宋疆域僅剩半壁江山，碑刻基數本就少於北宋；圖版公布情況又不如金代，⁵³

49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陳公柔、張明善點校《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 書局，1994），卷 1，頁 46。

50 李慧斌，〈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 68-70。

5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其中北宋佔五冊，南宋僅兩冊。北京圖書館即為現今之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 國圖）之前身，而中國國圖近年又建置「碑帖菁華」網站，收錄舊藏及新入藏拓片可供線上閱 覽。

52 學者總結指出金尚碑而南宋尚帖、金代有顏真卿傳統而南宋則有蘭亭序狂熱，見黃緯中，《金 代書法研究》（臺北：蕙風堂，2012），頁 63-66。

53 像中研院史語所已將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圖）收藏的遼金拓片出版為紙本目錄，見洪金 富主編，《遼金石刻拓本目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2012）。更方便的是還建置了「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提供線上閱覽，而該館收藏宋代拓 片則無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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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整理亦付之闕如。筆者根據各大圖書館收藏拓片及各地出版圖錄，蒐得南宋 拓片約一千種左右，⁵⁴ 質量未必比不上金代近七百種拓片。⁵⁵

依照性質區分，南宋拓片超過半數都是各處風景勝地的題名、題記、留詩、

榜書等，單廣西桂林一地的題刻拓片數量便有兩百件左右，⁵⁶ 以桂林歷代石刻而 言，比例僅略次於距今不遠的清代，⁵⁷ 再加上其中往往不乏名家摩崖，反映南宋 一朝題刻留名特盛的風氣與特色。

其次較高的類別是深埋地下的墓 誌，約占南宋拓片的四分之一，而 碑記卻不到兩成，與元代以趙孟頫 為首的大量碑刻形成強烈對比。以 下筆者將奠基於《南宋書法史》的 分期框架之上，⁵⁸ 探討南宋碑銘發 展，以藉此尋繹趙孟頫碑銘書法的 可能來源。

第一節 南宋前期

（1127-1164）

本期碑拓數量見右表，儘管難 免因偶然因素造成數量不均的狀 況，但仍能見到大體趨勢，尤其江

54 此為筆者統計數字，未計入實物或拓片尚存、但筆者未能得見圖版者兩百餘種，若是再加上部 分地方志所記已佚碑石，總數已超過一千三百種。

55 此統計數字為實物或拓片傳世至今者（未納入房山石經金代刻石），加上僅見於文獻著錄約可 達八百種，見王新英編，《金代石刻輯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頁 13。另外，黃 緯中《金代書法研究》由於旨在討論書法，故書中統計一百六十餘件金代碑刻乃是已經剔除書刻 草率、殘損不清者所得出來的數字，並非全貌。

56 此為筆者蒐集拓片，若是根據學者全面蒐集桂林石刻（包含已佚）所得，當地的南宋石刻實際 上共有360 處。桂林石刻總目及文字內容見杜海軍輯校，《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北京：中華書 局，2013）。

57 《桂林石刻總集輯校》提供當地歷代石刻數字如下：唐及其前 45 件，北宋 163 件，南宋 360 件，元代34 件，明代 447 件，清代 640 件，民國 46 件。筆者以北宋 168 年、南宋 153 年、元代 98 年、明代 277 年、清代 269 年分別計算平均，歷朝平均每年在桂林刻石數字為北宋 0.97，南宋 2.35，元代 0.34，明代 1.61，清代 2.37。

58 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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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一帶碑銘較多，廣西、湖南則多見摩崖題名。表格地區雖依現代行政區劃分，

討論時仍會參照當時區域。下文分別從學書典範（宋人或唐人）綜述南宋前期碑 銘。

北宋蘇黃流衍

北宋人對南宋碑銘造成不小的影響，尤其姓名可考的士人碑銘普遍如此。學 者根據墨跡指出南宋人多傾向取法蘇軾、米芾，⁵⁹ 由碑銘來觀察，雖然確實有許 多學習蘇軾行書或其碑銘楷書，但米芾書風的碑刻在南宋卻不常見，反倒是黃庭 堅大字風格多見於摩崖題名，連御書碑銘亦在所難免。

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 在位）作為首位南渡偏安的君主，承襲北 宋以來御書碑的傳統實為理所當然，如高宗之父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 位）便曾廣立御書碑以為推廣政令之用，⁶⁰ 高宗則是於紹興二年（1132）將北宋 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御製〈戒石銘〉傳令各地刻石。目前所知〈戒石 銘〉存世拓本有廣西梧州及湖南道州兩處，⁶¹ 刻石形制、內容完全一致，⁶² 皆為

59 「南宋學蘇者最眾，學米者次之，學黃者更次之。」見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

頁268。方愛龍則認為當時取法蘇軾、米芾者比例較高，而取法蔡襄（1012-1067）、黃庭堅者較 少且水準不高。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52-53。

60 關於徽宗御書碑的研究，參見 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Maggie Bickford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29-274. 又，御筆未必等同於御書，詳 見方誠峰，〈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漢學研究》，31 卷 3 期（2013），

頁31-67。

61 江西泰和現存另一橫式戒石銘刻石，後添黃庭堅款，實為清末所刻，形制不足為據。此刻簡介 見王聯蘭，〈黃庭堅書迹――快閣戒石銘碑〉，《南方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102-103。又蘇 州有一雙面碑刊刻告誡官員之語，碑陽為淳祐元年（1241）刻司馬光（1019-1086）隸書「思無 邪、公生明」，碑陰據傳為〈戒石銘〉，可惜筆者2013 年走訪蘇州碑刻博物館時見到此碑已嵌入 牆面，無法得見〈戒石銘〉廬山真面目。此碑介紹見張曉旭，《蘇州碑刻》（蘇州：蘇州大學出 版社，2000），頁 52-54。

62 廣西梧州拓本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

頁12。另外，傅圖收藏〈戒石銘〉（編號 02227）拓片標註出土於湖南道州，但筆者比對細節

（邊框花紋、石花等）發現此拓與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圖）刊印廣西梧州本極為接近，反而有別 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湖南道縣本，初步認定傅圖藏本應與中國國圖藏本拓自同一石，北大圖書 館藏本則為另一石。北大圖書館藏湖南道縣〈戒石銘〉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

收入趙存生主編；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組編，《社會發展與民族精神》（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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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截刻，依次為「太宗皇帝御製」篆額、黃庭堅（1045-1105）書〈戒石銘〉、高 宗手詔及呂頤浩（1071-1139）等跋文（圖 1- 1）。高宗詔書內容有云：

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 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為守為令者鮮有知 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 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

高宗頒布〈戒石銘〉的政治含意，以及欲上繼太宗正統的意圖，不言可喻。

事實上，學者已指出此銘並非太宗御製，而是由後蜀君主孟昶（919-965，934-965 在位）頒布〈令箴〉當中摘錄出來的。儘管如此，宋太宗曾經下令州縣刻立〈戒 石銘〉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高宗詔令重立〈戒石銘〉刻石、賞賜墨本一事亦見諸 於眾多宋代官私文獻記載，⁶³ 可見〈戒石銘〉曾引起廣泛討論，在當時流傳甚 廣。值得注意的是刻石書體之選擇：位於北方的金朝亦留下紀年「大金明昌元 年」（1190）的〈戒石銘〉，⁶⁴ 風格則與金代中期（1161-1208）流行的顏真卿傳 統十分合轍；⁶⁵ 而宋高宗選用有別於徽宗瘦金體的黃庭堅風格，不但反映了高宗 早期對黃氏書風的喜好，恐怕更是當時流行的見證之一。類似作風的高宗御書碑 又以流傳到日本的宋拓孤本〈佛頂光明塔碑〉（1133）最為知名，是現存高宗學 黃書作之首選。

在碑刻之外，高宗御書石經（約1143，圖 1- 2）可說是跳脫北宋傳統的創 舉。石經歷來具有校正經典文字、提供標準字體的功用，而高宗以皇帝之尊抄寫 儒家經典，更是意義非凡。此時高宗書風已由學習黃庭堅、米芾（1051-1107）轉 而上溯晉唐，以鍾王為宗的楷書還進一步影響南宋后妃、皇室及御書院書家等。

南宋葉紹翁（生卒年不詳）甚至記載高宗后吳氏（1115-1197）曾替高宗代筆書寫 石經，人莫能辨。⁶⁶ 石經性質雖然異於碑銘，小楷所能發揮的影響也與大字不盡

63〈戒石銘〉刻石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54-74。

64 此石僅刻〈戒石銘〉全文十六字（內容與高宗刻石文字有一字之差）與年款一行，現存山西芮 城縣博物館，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75。

65 金代中期學顏風氣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 46-48。

66 轉引自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 卷 4 期（1985 年夏季），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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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高宗御書石經立於太學，現存數量亦不在少數。⁶⁷ 可以想見它在經典內 容、書法上都對讀書人造成一定的影響。另外，同樣保存在杭州孔廟的〈大成之 殿〉是高宗罕見的大字刻石（約1143，圖 1- 3），⁶⁸ 中間「復古殿書」款書風格 接近高宗跋王羲之帖墨跡（1140）⁶⁹ 一類端整的楷書，惟大字粗細變化不如小 字，杭州鳳凰山勝果寺遺址尚有高宗「忠實」二大字摩崖石刻（1147，圖 1- 4），⁷⁰ 比〈大成之殿〉刻石更為平正無奇。

關於高宗時期奉敕書碑的情形，根據學者所整理宋代神道碑，可以確定由高 宗敕命建成的神道碑僅三方，但書者姓名皆無從得知。⁷¹ 其餘金石著錄亦未見記 載，筆者目前僅能額外找到陳槱（活動於十三世紀初）《負暄雜錄》提及蔣璨

（字宣卿，1085-1159）曾受命書寫神道碑：

蔣宣卿待制燦［按：應為「璨」］，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 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 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 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 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 千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

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

67 現存八十五石在杭州孔廟，學者推測原有一百三十餘石。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頁 22-23。相關討論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19-20。

68 《杭州孔廟》頁 69 認為係宋理宗所書，非是。此說應是沿襲《兩浙金石志》考證之誤，應予 更正。此刻出於高宗之手的相關記載見方愛龍，〈南宋．“大成之殿”榜刻〉，《杭州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123。

69 此跋曾遭移配及剜改，現接於上海博物館藏王獻鴨頭丸帖後，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45-347。

70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清嘉慶七年刻本，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 26 冊），卷 9，頁 5a（總頁 19985）。

71 按照歿年先後，三人依序為吳玠（1093-1139）、張俊（1086-1154）、秦檜（1091-1155），見榎 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資料學研究》，第6 號（2009.3），頁 35-36。此目錄經修訂後 收入作者博士論文，〈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 として—〉，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11，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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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 詣荊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⁷²

此則記載清楚交代蔣璨當時身處境況與事情的來龍去脈，同時說明消息來 源，內容應屬可靠。然而，此位神道碑主，即高宗吳皇后（諡憲聖）之弟吳八郡 王吳蓋（1125-1166）實際上歿於蔣璨之後，且此時正值秦檜（1091-1155）當政之 時，可知蔣璨受命書碑一事不會晚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由學者提示宋代神 道碑之落成平均比亡者逝世晚二十年左右的情況來看，⁷³ 吳蓋神道碑照理不會在 十多年前便預先撰書完成，《負暄雜錄》所記顯係有誤。不過，宋末元初周密

（1232-1298）《武林舊事》記載時思薦福寺（吳皇后家墳寺）有蔣璨書益王神道 碑可資印證，⁷⁴ 而吳家確實也有愛好翰墨的家學淵源，如吳后本人善書，姪子吳 琚（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又為南宋中期著名書家，故筆者認為蔣璨奉敕替吳皇 后族人書碑一事為真，惟碑主身分尚待釐清。此人應非吳后另一弟吳益（1124- 1171），⁷⁵ 可能是吳益、吳蓋之外的其他吳后兄弟或族人。⁷⁶

蔣璨是江蘇宜興人，現存仍有些許題跋及墨跡，碑刻僅見〈大聖等慈普照明 覺大師之傳〉（1202 年刻石，圖 1- 5，原在浙江寧波），係後人刊刻上石。宋拓 孤本已流入日本，現由東福寺寄存京都國立博物館。可惜已發表圖版品質不夠清 晰，據傳風格接近蔣璨懷素自敘帖跋文（1132，圖 1- 6）。⁷⁷ 蔣璨書法頗近北宋 名家蔡襄（1012-1067，圖 1- 7），即使後來摻雜蘇黃，仍被學者認為是當時少數 不受時俗左右、較有晉唐韻度的書家。⁷⁸ 無獨有偶地，這樣的取向正符合高宗喜

72（宋）陳槱，《負暄野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第 2 冊），卷上，頁648。此事並未見錄於榎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一文。

73 榎並岳史，〈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

—〉，頁20 註 54。

74 （宋）周密，《武林舊事》，清知不足齋叢書本，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96 冊，卷 5，頁 30a（總頁 664）。

75 吳益為吳琚之父，學者認為即民間話本所稱吳七郡王，見王利器，〈《水滸》中所採用的話本 資料〉，收入同氏著，《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235-237。（原載 於《文學遺產》，第10 期，1954 年 7 月 3 日。）

76 目前所知吳氏族人封王者，僅吳皇后父吳近（生卒年不詳）追封吳王，吳益封衛王，吳蓋封鄭 王，其餘待考。

77 米沢嘉圃、中田勇次郎著，《原色日本の美術・28・請来美術（絵画・書）》（東京：小学 館，1971），頁 200。

78 關於蔣璨書法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81-83；王競雄，〈翰墨留真：蔣璨〈詩帖〉

述介〉，《故宮文物月刊》，332 期（2010.11），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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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如石慢（Peter C. Sturman）認為高宗在米友仁（1074-1153？）強調父親米芾 致力臨習古帖的影響之下開始上溯晉唐，⁷⁹ 高宗又曾下詔命吳說（？-1169 尚 在）蒐集晉唐真跡，⁸⁰ 綜合上述線索，受到政治牽連而閒居家中的蔣璨，確實有 可能因為不同於流俗的書法而讓高宗及吳皇后折服。

在高宗及蔣璨之外，南宋前期碑銘普遍來說無疑仍是蘇體影響最大，如周必 大（1126-1204）記載中提及曾因蘇軾受打壓而改變書風，待元祐黨禁解除後又恢 復蘇體的王安中（1076-1134，號初寮），⁸¹ 其晚年所書〈靈泉寺大殿記〉

（1132，廣西柳州）確實接近蘇東坡碑銘楷書。⁸² 又如宋拓孤本已傳到日本的釋 正覺（1091-1157）書〈明州天童山景德寺新僧堂記〉（1142，圖 1- 8，浙江寧 波），還有〈平江府修學記〉（1146，江蘇吳縣），皆為蘇體行書。⁸³ 蘇軾故鄉 四川也多見蘇體碑銘，如〈碧雲亭記〉（1128）、〈重修隋帝子蜀王廟記〉

（1156）。學黃者除了高宗早年碑銘，還有名臣張浚（1097-1164）書〈新學門 銘〉（1154，雲南），⁸⁴ 此碑儘管水準不高，卻能清楚見到黃庭堅之法。此外米 芾長子米友仁書〈吳郡重修大成殿記〉（1141，圖 1- 9，蘇州碑刻博物館藏）有 米氏家風，⁸⁵ 是南宋前期目前所見唯一學米的碑銘。

79 石慢（Peter C. Sturman）著、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 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頁 100-102。

80「說近奉詔旨，訪求晉唐真跡，此間絕難得，此有唐人臨蘭亭一本，答以千緡，省略更高古，

許命以官，且告老兄出一隻手，亦足張吾軍也，留意，幸甚幸甚。說再拜上問。」吳說此札今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見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2010），頁 158-159。

81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于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蘇學，一涉近 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琚 之詞，怒猊渴驥之書，盛行于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為蘇門顏、閔也。」轉引自曹寶麟，《中國書 法史．宋遼金卷》，頁267。

82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頁 11。

83 書者時衍之生平不詳，此拓為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編號 06352，感謝傅圖館員協 助調件。

84 前舉三碑圖版分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頁 1、55、60。

85 「吾吳郡庠有小米所書大成殿記^{紹興十一年}，遒逸之氣稍遜矣，而結構綿密，豐神麗都，尚有寶 晉家風。」（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頁462，米友仁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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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風格：兼學歐褚

北宋行書雖然替碑銘書體帶來些許變化，但唐楷仍有其地位。其中南宋前期 書法名家吳說（？-1169 尚在，字傅朋）是較為特別的人物。吳氏為錢塘（今浙 江杭州）人，書法主要以行草、游絲書較受重視，未見碑銘，其榜書曾令高宗自 嘆弗如，但不像學者所言已完全亡佚，⁸⁶ 至少有兩處摩崖可一窺其大字榜書風 采，其一為江蘇丹徒焦山「石屏」二字（無紀年，圖 1- 14），⁸⁷ 斜向結字頗具 動勢。其二是安徽貴池齊山「漫巖」二字（無紀年，圖 1- 15）。⁸⁸ 風格和「石 屏」二字不盡相同，左右兩旁「江湖漫士鮑延祖立」、「桐柏外史吳說書」小字 款書倒是和吳說跋伏生授經圖（1133，圖 1- 10）極為相似。「漫巖」大字正如虞 集（1272-1348）觀吳說「滕王閣」匾額所形容「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 折生柴之態。」 ⁸⁹ 比起高宗過於平實的榜書，吳說大字確實略勝一籌。關於吳 說楷書，現存尚有〈跋定武蘭亭〉（1129）、〈跋歷代帝王圖〉（1134，圖 1- 11）兩則楷書題跋，一般多認為源自鍾王，亦有受蔡襄影響之說。⁹⁰ 筆者以為吳 說楷書的婉約弧度和蔡襄（圖 1- 7）確有相似之處，但吳說線條弧度起伏更加劇 烈，神似褚遂良代表作〈雁塔聖教序〉（653，圖 1- 13），跟妍美的唐人楷書十 分合轍。宋末趙孟堅（1199-1264）稱吳說「深得諸葛思禎〈瑤臺寺碑〉筆法，的 是蘭亭中出矣。」⁹¹〈瑤臺寺碑〉（644）久已亡佚，但初唐書家諸葛思禎（活動 於七世紀中期）尚有〈李孝同碑〉（670，圖 1- 12）傳世，頗有蘭亭丰采。吳說 本人則曾自述「〈淮陰娑羅碑〉，近得之，納寄一本。懇借古碑中有帶行草者，

告乘間檢尋。」⁹² 〈淮陰娑羅碑〉乃李邕撰并書，原立於江蘇淮安，惜今日僅存

86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58。

87 王同順，《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80、237。

88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編號 06216，此刻今日似已未見，近年出版《安徽摩崖石刻 精粹》、《池州摩崖》皆未收錄。

89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

屈折生柴之態。」（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合肥，黃山書 社，2012），卷 11，頁 7b-8b（總頁 478-480）。

90 陳瑞玲，〈蔡襄書法之硏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78-79

91 轉引自鄭瑤錫，〈宋代傳統書法的守護者：談宋人吳說之書法及其定位〉，頁 86。

92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2 冊，頁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