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趙孟頫寫碑生涯
第五節 晚歲家居（1319-1322）
延祐六年（1319）管道昇病情惡化，同年趙孟頫請求還鄉獲准，但管氏仍於 五月十日逝於舟中，370 其後趙孟頫居於鄉里直到至治二年（1322）逝世。單就碑 刻紀年而言，本期碑銘數量甚多。但趙孟頫喪妻後頗為病痛所苦，難以作書，暴 增的碑銘數量顯然並不合理。筆者認為，此期碑銘集中固然與後世偽託混雜有 關，但還有另一重要原因是前期奉敕或受託碑銘陸續建成，立石年代卻被歸入本 期的緣故，辨別前後的地方則在於官銜及題署。趙孟頫約上一期末尾、約當延祐
364 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 118。關於進士題名刻石的 性質與存放地點，參見邵鵬，〈北京國子監元代進士題名刻石調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 名記刻石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 5 期，頁 35-49。
365 根據清修《欽定國子監志》，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3。
366 中研院史語所傅圖拓片編號 16162，不過傅圖目錄題名為〈太學題名碑〉，誤。
367 「……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 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 矣。」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144-145。戴表元文同本論文頁 56 註 282。
368 西上實，〈朱德潤と瀋王〉，《美術史》，第 104 號（1987 年 3 月），頁 127-145。
369 見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同本論文頁 3 註 9。
370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外集，〈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72
四年（1317）左右，原本題「篆額」或「篆頟」（兩種寫法皆有）的習慣漸次改 為「篆題」，改變的原因不明，但這種寫法確實僅見於晚年（圖 2- 21）。另 外，未致仕前官銜皆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後來則 加上「前」字，確定作於致仕後的碑銘書跡僅五種，文集兩篇，已佚或未見碑銘 可能還有一種。大體而言，本期重心又回到江南地區，尤其時常應僧道之請書 碑，楊載則為本期最常見的碑文作者。除英宗曾遣使命書《孝經》以外，基本上 未再出現奉敕之作。
有趣的是，趙孟頫傳世最後一件碑銘墨跡〈光福重建塔記〉（1321，圖版 伍 - 7，江蘇吳縣）卷末云「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建。皇帝陛下千萬壽。」乍看之下令 人疑惑為何加上祝壽之辭，又或許誤以為與帝王詔命有關。不過，蒙元帝王生辰 號為「天壽聖節」，是頗為重要的年度節慶，而當時在位的元英宗碩德八剌
（Sidibala，1320-1323 在位）生日正是二月初六，英宗還曾下令二月初一至十五不 得殺生，371 他崇佞佛教事蹟亦多見諸史籍。372 可知〈光福重建塔記〉當是此環 境下所建，立石年月及配合天壽聖節的壽辭恐怕是為了逢迎君主，此碑也和帝王 詔敕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本期還有一件敕賜碑，此即據傳已毀於文革時期的茅山〈敕賜崇禧萬夀宮 記〉（1320，圖版 伍- 5，江蘇句容），373 但它並未題奉敕撰或奉敕書，碑文由 曾經擔任鎮江茅山書院山長的王去疾（約1269-1341）撰文，文中記述南塢真人陳 志新（生卒年不詳）在張留孫、吳全節等人的幫助之下，獲得仁宗賜號「崇禧萬 壽宮」。篇末銘辭稱頌「煌煌崇禧萬夀宮，巨扁鸞飛羲獻字」，顯示撰文者很有 可能知道陳志新還請託名家書匾以彰顯得到賜號的榮耀，374〈敕賜崇禧萬夀宮 記〉最後建於英宗至治元年（1321）正月十五日。而依照署名鐫刻的鄭梓材（生 卒年不詳），還可以找到另一通題名為〈元仁宗賜號崇禧萬壽宮敕暨陳志清上
371 許正弘，〈元朝皇帝天壽聖節考〉，《成大歷史學報》，2013（44 期），頁 109-144。
372 蕭啓慶，〈元中期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史 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609-610。
373 聞毅先，〈鳳歌鶴舞 潤健挺秀——《茅山崇禧萬壽宮記碑》賞析〉，《老年教育•書畫藝 術》，2008 年第 7 期，頁 32。
374 無獨有偶地，吳澄給趙孟頫的信札亦是以「羲獻字」來稱呼趙孟頫書法。使用二王來代稱名家 書跡固然是常見的用法，但連繫陳志新與趙孟頫的關係來看，崇禧萬壽宮匾額應當也是出自趙孟 頫之手。吳澄信札全文請見頁46 註 230。
73
表〉的碑刻。375 《江蘇金石志》記載此碑篆額「敕賜萬壽宮詔」，分上下兩截，
並大致臨寫篆額（圖 2- 22），376 字跡與〈敕賜崇禧萬夀宮記〉篆額頗有相通之 處。幸運的是，中研院史語所藏有上下半截分拓兩紙的拓片（圖版 伍- 6），兩 紙尺寸一致，篆額未見。上截是偏大的行書，內容顯然是出於翰林詞臣代擬的文 言詔書，書風與〈敕賜崇禧萬夀宮記〉一致，接近趙孟頫晚年其它行書墨跡（圖 2- 23）。下截小楷則與北京故宮〈洛神賦冊〉（1319）相似。此石無書者姓名，
筆者推測係陳志新請趙孟頫重新謄錄上石。
另外，此碑原稿著錄於《石渠寶笈》，鈐有項元汴（1525-1590）、笪重光
（1623-1692）收藏印，引首是趙孟頫篆題「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夀宮記」十二 字，署「延祐六年（1319）□月□日」，拖尾附裱〈致南塢真人札〉一封：
歲首徐提點下訪，得所賜書，俾書〈崇禧石記〉，屬以賤體苦瘡痍，不能執 筆，徐君目擊，遂不作答字，想不怪也。廿日承專价惠書，就審即日道體清 勝，深慰懸仰。今所苦瘡雖稍愈，猶未全安，辱一再之命，力疾作行書寫 納，蓋茅山張從申〈元靖先生碑〉（按：「玄」應是被石渠編者為避康熙名 諱而改成「元」），亦是行書，可為例耳。但恐筆墨荒陋，不足上石，更在 鑒裁。377
信中言及南塢真人（即陳志新）託徐君轉交信札，請趙孟頫寫〈崇禧萬夀宮 記〉一碑，趙因當時身體狀況不佳，未能回信答覆，後來才寫納作品，而且是依 張從申〈李玄靖碑〉之例而書，最後謙稱筆墨荒蕪，不足上石，這類謙語在其他 趙孟頫談及寫碑的尺牘頗為常見。考〈李玄靖碑〉共有兩通，378 其一是張從申
（約活動於大曆年間766-779）所書，唐代宗大曆七年（772）立石（圖 2- 24），
379 其二是顏真卿五年後又書新碑（圖 2- 25）。〈李玄靖碑〉記載唐代茅山此陽 觀道士李玄靖（683-769）事蹟，同為茅山道士的陳志新應當十分熟悉。在兩通
375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349。陳志清顯係陳志新之誤。
376 （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民國江蘇通志稿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3 冊，卷 21，頁 7a-9a（總頁 9968-9969）。
377 （清）張照等編，《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下冊，頁 918-919。
378 王同順，《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頁 6-8。
379 原碑在明代毀於火，今有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及北京故宮藏元拓本，上海圖書館藏本參見王暢 編輯，《張從申李玄靖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4
〈李玄靖碑〉之間，趙孟頫選擇了偏向集王行書、接近自己路線的張從申作為跟 陳志新溝通的範例。而從篆額內容由原稿的「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夀宮記」改成
「敕賜三茅山崇禧萬夀宮之記」看來，中間經過溝通協調、補寫字跡等過程，
「敕賜」名號是後來才加上的，「之」字則是為了篆額維持偶數字對稱所添加的 虛詞。撰文、書丹人選基本上與敕命沒有關係，而是主事者自行選擇的。
上引〈致南塢真人札〉所言正是趙孟頫病痛纏身的寫照。趙氏對於大量應酬 自然不無怨言，延祐七年（1320）致中峰明本（1263-1323）信札云：
……頃時時有人持法語見過，每以人不識好惡，與從孟頫求書者無異，是與 不是，必要滿幅盈卷，問其所以，莫知好處安在，徒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 暗，無策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為比，然其疲於應接，亦豈不然 耶？380
趙孟頫以自己的應酬比況時常被求取法語的中峰明本，並抱怨求書者往往不 懂得欣賞，盲目求取，徒然讓人忙碌到疲於應付又莫可奈何。文末趙孟頫似乎意 識到將自己類比中峰明本未必恰當，但仍難免牢騷。趙孟頫表露厭惡應酬的態 度，莫此為甚，但這似乎是一時較為情緒性的發言，並不足以說明趙孟頫應酬都 是應付之作，或否定其應酬書法的價值。趙氏晚年贈予後輩的兩首七言絕句，可 代表其一生對書法、尤其是銘石書法的態度：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381 詩末雖用禪宗「千江月」的典故，但詩意卻與前文所引〈七觀跋〉、〈淮雲 詩〉相呼應。第二首詩特別言及「名刻」，或許趙孟頫也意識到，比起貴重書畫 之珍稀，碑銘書法雖因量多而價賤，影響力卻更廣且更遠。無怪乎趙氏在意刻手 精粗與品質，這也正是茅紹之得以崛起的關鍵之一。儘管碑銘無法避免遭到改造 變貌，但刻石確實讓趙孟頫留下了不朽的名聲。
380 〈趙氏一門法書冊〉所收致中峰和尚十一札之入城帖。圖版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15 冊，頁 4-55、206-212。年份考證見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繫年初 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2 期，頁 13。
381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5，〈贈彭師立二首〉。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