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趙孟頫碑銘書法
第二節 碑刻真偽
關於真偽的辨別，筆者以為文辭內容須與書法區別開來，許多碑銘雖因刻工 不精而使風格變得可疑，卻不代表其碑文內容可以直接被否定，反之亦然。本節 先說明筆者判斷年代等衡量真偽或存疑方式，並綜述附錄所收碑銘真偽，再區分 墨跡重刻（法帖）、集字、偽刻等類別一一介紹。
由於碑銘書法牽涉到立碑的實用性質，而由墨跡到刻石完成必然存在時間差 距，短則數月，長則差了數年或數十年，故而立石紀年僅能視為書寫年代下限，
上限則是文稿完成時間。這中間的差距替編年或真偽辨別帶來不少麻煩，但也有 許多蛛絲馬跡可供追尋，以下舉例說明。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是罕見收錄於《松雪齋文集》而原碑尚存的例子，429 碑文內容相當可靠。此碑在河北蔚縣楊家墳地被發現（圖版 肆- 3-1），簡報特別 指出「碑座選自然似龜趺青石，無鑿跡。」430 呼應碑文內容提到碑石來源的描
429 另一例是〈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430 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文物》，1997 年第 8 期，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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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431 學者根據趙孟頫官銜「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任職於 1311-1313 年 間）指出此碑書寫時間距離至治元年（1321）立石至少相隔八年之久。432 若是取 年代接近的碑銘書跡如〈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1310，墨跡，圖版 參- 7）、
〈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1312，全碑拓本，圖版 肆- 1）相比，〈蔚州楊氏先 塋碑銘〉結字雖得其彷彿，卻仍有一段距離，就書法而言難免引人懷疑是否出自 趙孟頫之手，惟碑刻真偽無法僅憑書法便定讞。細審碑刻拓本，年款的字跡十分 不協調，應是拼湊而成，符合前述立石年份與撰書年代相差的事實。年款下方立 石人與刻工的字跡拙劣，卻與碑陰字跡如出一轍（圖版 肆- 3-6）。根據碑陰所列 楊氏宗系譜，立石人「楊伯顏察兒、楊仲實」即為邀請趙孟頫撰文的楊侯（名 贇）之子，433 刻工題記「奉聖州石匠提控李成、弟李資刊」亦符合元代地方採石 局刻工署名習慣。434 碑上留下未能一次完成的痕跡，如碑文倒數第五行「葬以」
之後空了兩個字才接續「墓在蔚州」（圖版 肆- 3-5），補充了文集版本沒有的文 字，而這正符合一般石本與集本不同的常態。435 種種因素證實，此碑絕非後刻。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一例說明原刻未必盡善盡美，更提示了許多要點。例 如官銜、碑文及碑陰（排除利用舊碑的情形）內容都具有參考價值，而風格可能 會受到刻工影響而失準。但筆者認為，年款風格差異的部分仍然有可能是關鍵之 一。由於一般書碑底本往往在月日部分留下空白以待補填，如〈玄妙觀重脩三清 殿記〉月日皆空一格，而同時期〈紹興路增置義田記〉也未填日，月份的「四」
字則完全不像出自趙孟頫之手，反而頗有顏柳風格（圖 3- 30）。即使稍晚一些 的〈張繼祖墓誌銘〉寫法較為接近，卻仍可看出在左上角幾乎封閉、未留開口的
431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
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夜有大聲 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吿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 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 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元）趙孟 頫，《松雪齋文集》，卷8，頁 315-317。
432 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頁 36。亦有學者就同樣觀點進一步申 論理由，見劉建華，〈趙孟頫書《蔚州楊氏先塋碑銘》考〉，《文物春秋》，1992 年第 2 期，頁 39-42。
433 鄧慶平編錄、李新威主持訪拓，《蔚縣碑銘輯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601。
434 元代刻工官署參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74-176。
435 葉國良，〈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收入同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 社，1999），頁 27-57。（原載《臺大中文學報》，第八期（1996），頁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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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並不一致，顯係鉤摹時他人補填，而這在碑銘當中並不罕見。另一方面，主 事者若是與書者關係較為密切，也有可能請求補書月日，像趙孟頫致弟子顧信尺 牘便曾提到補寫碑文事宜，436 同時有墨跡與拓本並存可供對照的〈松江寶雲寺 記〉，則明顯是有得到趙孟頫補書篆額官銜姓名、正確月日等立石文字（圖 3- 30）。
不過，碑銘墨跡上的年月日，是否就能代表書寫的時間點？ 筆者以為未 必。以上一章最後一節提到的〈光福重建塔記〉為例，「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很 有可能是主事者為了配合天壽聖節所訂的日期，那麼負責書丹的趙孟頫應當便是 直接按照請託書碑者要求寫上這樣的日子，書寫年代最有可能落在延祐七年三月 十一日（1320.4.19.）英宗登基到隔年改元至治（1321）二月之間。預書月日的例 子可能還包括晚年名作〈杭州福神觀記〉，此書向來都因紀年「延祐桼年
（1320）正月望」而被訂為同年所作，卷中趙孟頫官銜是「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但趙孟頫延祐六年（1319）四月時已經因為管道昇之 故請辭並獲准還鄉，同年所書〈崇禧萬壽宮記〉官銜已加上「前」字。437 筆者推 測〈杭州福神觀記〉日期應是延祐六年尚未離職時所書，非延祐七年之作。
大致確定書碑年代之後，該如何衡量摹勒品質對書法造成的影響是另一項棘 手的課題，畢竟墨跡經過上石再到拓片至少經過鉤摹、刻石、捶拓等工序，難以 一一釐清呈現不佳的原因是何種因素造成。再加上碑銘普遍有翻刻、重刻等情 形，438 辨別並不容易。以山東〈利津縣新脩廟學記〉（圖版 壹- 3）為例，清人 指出此碑「字體麤拙，不類松雪，或當時託名為之也。」439 筆者初見此碑時也有 類似質疑。然而，〈利津縣新脩廟學記〉立石年份正值趙孟頫任職山東之時，結 字亦符合同時期作風（圖 3- 7），又是後人少見的早年風格。綜合種種因素之
436 「孟頓首奉復善夫副使足下：初六日到吳中，尋足下不見，極用悵然。初八日，人至，乃得所 惠書，知中秋曾到此，以眷輯微恙而還，殊以為憾。發至碑文，已一一如來命補寫奉納，外蒙海 布之寄，尤仞厚意領次，感愧感愧。今當記事奉復，顧善夫副使足下。趙孟頫謹封。北行漸遠，
唯加愛不盛。九月八日孟頫頓首。」此札刻入《樂善堂帖》，學者考證書於至大三年（1310），
補寫碑文當為〈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張明，〈趙孟頫致顧信四札考〉，《中國國家博物館 館刊》，2014 年第 2 期，頁 35-37。
437 《石渠寶笈》著錄此碑原稿已加上「前」，且年份標「延祐六年」，同本論文頁 73 註 377。
438 翻刻是根據原刻而來的覆刻本，製作的原因可能是原碑地處偏遠、取拓不便，或是原刻漫漶等 等。重刻則是因原碑年久佚失，後人重建的碑刻。伊藤滋，〈碑法帖の基本〉，《墨》，193 號
（2008 年 7、8 月），頁 10-15。趙孟頫名下的〈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在山東曲阜即有翻刻。
439 （清）畢沅輯，《山左金石志》，卷 22，頁 1a。可惜此碑「約於 1947 年黃河決口時失沒」，
見包備五編著，《齊魯碑刻》（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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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筆者反倒認為〈利津縣新脩廟學記〉正是保留原刻粗糙的品質，而非後人託 名或重刻。另一方面，安徽〈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則因為字口清晰而讓人提 高標準，卻又有些許字跡稍顯奇怪，令人難以驟下判斷。不過，此碑立石人名係 以蒙元國書八思巴字書寫（圖版 伍- 2），拼寫文字可轉寫為“'a-san-q'ud-luq'”，440 應係阿散忽都魯（Asan Qutulug）。441 由於此處文字看來書寫熟練，不諳八思巴 字者難以模仿至此，可以由此確定為原刻而非後代翻刻。又如〈敕賜伊川書院 碑〉（圖版 肆- 11），及至筆者發現與之極為相關的白話聖旨碑後（討論請見本 論文第二章第四節），才確認其應有所據。總結來說，碑銘紀年雖然提供相對可 靠的準繩，但書寫年代的判定，仍是以官銜比立石年月優先，另外還須綜合考慮 碑文內容、書法風格等方能判斷真偽。又立碑地點與摹勒品質之間的關係也非常 值得注意，筆者目前傾向認為南方刻石品質普遍較北方為佳，詳見第四章第一節 相關討論。
關於本文附錄所列碑銘真偽，附錄二由於是出自元末刊刻的《松雪齋文 集》，有一定可靠性。附錄三因為僅存文字記載，難以判別真偽，較可靠者大約 有元人文集或元代方志提及者，其餘只能錄之備考。而附錄一收錄八十七種書 跡，可以清楚確認是偽刻、偽託、集字刻、翻刻者都加以標示並在備註說明，這 部分共十三種，其它推測摹勒品質不佳、但應非後刻者二十多種，真跡或摹勒品 質較有保障者的拓本亦二十來種，剩下不同情況列於備註，下文區分不同類型的 趙孟頫碑刻拓本並舉例說明。
墨跡再刻（法帖）
由於趙孟頫書碑底本尚有十餘種存世，其性質被視同為一般法書，時常再次 上石（多為卷本）或是刻入法帖。形式上多半與墨跡一致，而鐫刻品質往往比碑 刻更加精良，是故這些拓本通常頗能反映原作精神。部分墨跡尚存的作品便同時 有這類拓本傳世，如〈杭州福神觀記卷〉，442 而〈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曾不只
440 感謝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員蕭素英老師糾正筆者釋讀拼法並提供意見，謹致謝忱。
441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237。
442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一本。（網址：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10248155，檢索日期：
201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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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被刻入法帖。443 另外還有一些作品未見原據墨跡流傳，如〈臨濟正傳虎丘隆 禪師碑〉（1310，圖版 參- 4）、〈壽春堂記〉（c.1319）兩件單冊帖，以及清代
一次被刻入法帖。443 另外還有一些作品未見原據墨跡流傳，如〈臨濟正傳虎丘隆 禪師碑〉（1310，圖版 參- 4）、〈壽春堂記〉（c.1319）兩件單冊帖，以及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