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宋碑銘書法發展
第一節 南宋前期（1127-1164）
（1127-1164）
本期碑拓數量見右表，儘管難 免因偶然因素造成數量不均的狀 況，但仍能見到大體趨勢，尤其江
54 此為筆者統計數字，未計入實物或拓片尚存、但筆者未能得見圖版者兩百餘種，若是再加上部 分地方志所記已佚碑石，總數已超過一千三百種。
55 此統計數字為實物或拓片傳世至今者（未納入房山石經金代刻石），加上僅見於文獻著錄約可 達八百種，見王新英編，《金代石刻輯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頁 13。另外，黃 緯中《金代書法研究》由於旨在討論書法，故書中統計一百六十餘件金代碑刻乃是已經剔除書刻 草率、殘損不清者所得出來的數字，並非全貌。
56 此為筆者蒐集拓片，若是根據學者全面蒐集桂林石刻（包含已佚）所得，當地的南宋石刻實際 上共有360 處。桂林石刻總目及文字內容見杜海軍輯校，《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北京：中華書 局，2013）。
57 《桂林石刻總集輯校》提供當地歷代石刻數字如下：唐及其前 45 件，北宋 163 件，南宋 360 件，元代34 件，明代 447 件，清代 640 件，民國 46 件。筆者以北宋 168 年、南宋 153 年、元代 98 年、明代 277 年、清代 269 年分別計算平均，歷朝平均每年在桂林刻石數字為北宋 0.97，南宋 2.35，元代 0.34，明代 1.61，清代 2.37。
58 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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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一帶碑銘較多，廣西、湖南則多見摩崖題名。表格地區雖依現代行政區劃分，
討論時仍會參照當時區域。下文分別從學書典範（宋人或唐人）綜述南宋前期碑 銘。
北宋蘇黃流衍
北宋人對南宋碑銘造成不小的影響，尤其姓名可考的士人碑銘普遍如此。學 者根據墨跡指出南宋人多傾向取法蘇軾、米芾，59 由碑銘來觀察，雖然確實有許 多學習蘇軾行書或其碑銘楷書，但米芾書風的碑刻在南宋卻不常見，反倒是黃庭 堅大字風格多見於摩崖題名，連御書碑銘亦在所難免。
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 在位）作為首位南渡偏安的君主，承襲北 宋以來御書碑的傳統實為理所當然，如高宗之父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 位）便曾廣立御書碑以為推廣政令之用，60 高宗則是於紹興二年（1132）將北宋 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御製〈戒石銘〉傳令各地刻石。目前所知〈戒石 銘〉存世拓本有廣西梧州及湖南道州兩處，61 刻石形制、內容完全一致，62 皆為
59 「南宋學蘇者最眾，學米者次之，學黃者更次之。」見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
頁268。方愛龍則認為當時取法蘇軾、米芾者比例較高，而取法蔡襄（1012-1067）、黃庭堅者較 少且水準不高。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52-53。
60 關於徽宗御書碑的研究，參見 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Maggie Bickford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29-274. 又，御筆未必等同於御書，詳 見方誠峰，〈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漢學研究》，31 卷 3 期（2013），
頁31-67。
61 江西泰和現存另一橫式戒石銘刻石，後添黃庭堅款，實為清末所刻，形制不足為據。此刻簡介 見王聯蘭，〈黃庭堅書迹――快閣戒石銘碑〉，《南方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102-103。又蘇 州有一雙面碑刊刻告誡官員之語，碑陽為淳祐元年（1241）刻司馬光（1019-1086）隸書「思無 邪、公生明」，碑陰據傳為〈戒石銘〉，可惜筆者2013 年走訪蘇州碑刻博物館時見到此碑已嵌入 牆面，無法得見〈戒石銘〉廬山真面目。此碑介紹見張曉旭，《蘇州碑刻》（蘇州：蘇州大學出 版社，2000），頁 52-54。
62 廣西梧州拓本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
頁12。另外，傅圖收藏〈戒石銘〉（編號 02227）拓片標註出土於湖南道州，但筆者比對細節
（邊框花紋、石花等）發現此拓與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圖）刊印廣西梧州本極為接近，反而有別 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湖南道縣本，初步認定傅圖藏本應與中國國圖藏本拓自同一石，北大圖書 館藏本則為另一石。北大圖書館藏湖南道縣〈戒石銘〉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
收入趙存生主編；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組編，《社會發展與民族精神》（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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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截刻，依次為「太宗皇帝御製」篆額、黃庭堅（1045-1105）書〈戒石銘〉、高 宗手詔及呂頤浩（1071-1139）等跋文（圖 1- 1）。高宗詔書內容有云：
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 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為守為令者鮮有知 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 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
高宗頒布〈戒石銘〉的政治含意，以及欲上繼太宗正統的意圖，不言可喻。
事實上，學者已指出此銘並非太宗御製，而是由後蜀君主孟昶（919-965，934-965 在位）頒布〈令箴〉當中摘錄出來的。儘管如此，宋太宗曾經下令州縣刻立〈戒 石銘〉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高宗詔令重立〈戒石銘〉刻石、賞賜墨本一事亦見諸 於眾多宋代官私文獻記載，63 可見〈戒石銘〉曾引起廣泛討論，在當時流傳甚 廣。值得注意的是刻石書體之選擇：位於北方的金朝亦留下紀年「大金明昌元 年」（1190）的〈戒石銘〉，64 風格則與金代中期（1161-1208）流行的顏真卿傳 統十分合轍；65 而宋高宗選用有別於徽宗瘦金體的黃庭堅風格，不但反映了高宗 早期對黃氏書風的喜好，恐怕更是當時流行的見證之一。類似作風的高宗御書碑 又以流傳到日本的宋拓孤本〈佛頂光明塔碑〉（1133）最為知名，是現存高宗學 黃書作之首選。
在碑刻之外，高宗御書石經（約1143，圖 1- 2）可說是跳脫北宋傳統的創 舉。石經歷來具有校正經典文字、提供標準字體的功用，而高宗以皇帝之尊抄寫 儒家經典，更是意義非凡。此時高宗書風已由學習黃庭堅、米芾（1051-1107）轉 而上溯晉唐，以鍾王為宗的楷書還進一步影響南宋后妃、皇室及御書院書家等。
南宋葉紹翁（生卒年不詳）甚至記載高宗后吳氏（1115-1197）曾替高宗代筆書寫 石經，人莫能辨。66 石經性質雖然異於碑銘，小楷所能發揮的影響也與大字不盡
63〈戒石銘〉刻石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54-74。
64 此石僅刻〈戒石銘〉全文十六字（內容與高宗刻石文字有一字之差）與年款一行，現存山西芮 城縣博物館，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75。
65 金代中期學顏風氣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 46-48。
66 轉引自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 卷 4 期（1985 年夏季），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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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高宗御書石經立於太學，現存數量亦不在少數。67 可以想見它在經典內 容、書法上都對讀書人造成一定的影響。另外，同樣保存在杭州孔廟的〈大成之 殿〉是高宗罕見的大字刻石（約1143，圖 1- 3），68 中間「復古殿書」款書風格 接近高宗跋王羲之帖墨跡（1140）69 一類端整的楷書，惟大字粗細變化不如小 字，杭州鳳凰山勝果寺遺址尚有高宗「忠實」二大字摩崖石刻（1147，圖 1- 4），70 比〈大成之殿〉刻石更為平正無奇。
關於高宗時期奉敕書碑的情形，根據學者所整理宋代神道碑，可以確定由高 宗敕命建成的神道碑僅三方，但書者姓名皆無從得知。71 其餘金石著錄亦未見記 載，筆者目前僅能額外找到陳槱（活動於十三世紀初）《負暄雜錄》提及蔣璨
（字宣卿，1085-1159）曾受命書寫神道碑：
蔣宣卿待制燦［按：應為「璨」］，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 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 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 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 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 千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
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
67 現存八十五石在杭州孔廟，學者推測原有一百三十餘石。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頁 22-23。相關討論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19-20。
68 《杭州孔廟》頁 69 認為係宋理宗所書，非是。此說應是沿襲《兩浙金石志》考證之誤，應予 更正。此刻出於高宗之手的相關記載見方愛龍，〈南宋．“大成之殿”榜刻〉，《杭州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123。
69 此跋曾遭移配及剜改，現接於上海博物館藏王獻鴨頭丸帖後，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45-347。
70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清嘉慶七年刻本，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 26 冊），卷 9，頁 5a（總頁 19985）。
71 按照歿年先後，三人依序為吳玠（1093-1139）、張俊（1086-1154）、秦檜（1091-1155），見榎 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資料學研究》，第6 號（2009.3），頁 35-36。此目錄經修訂後 收入作者博士論文，〈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 として—〉，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11，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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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 詣荊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72
此則記載清楚交代蔣璨當時身處境況與事情的來龍去脈，同時說明消息來 源，內容應屬可靠。然而，此位神道碑主，即高宗吳皇后（諡憲聖）之弟吳八郡 王吳蓋（1125-1166）實際上歿於蔣璨之後，且此時正值秦檜（1091-1155）當政之 時，可知蔣璨受命書碑一事不會晚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由學者提示宋代神 道碑之落成平均比亡者逝世晚二十年左右的情況來看，73 吳蓋神道碑照理不會在 十多年前便預先撰書完成，《負暄雜錄》所記顯係有誤。不過，宋末元初周密
（1232-1298）《武林舊事》記載時思薦福寺（吳皇后家墳寺）有蔣璨書益王神道 碑可資印證，74 而吳家確實也有愛好翰墨的家學淵源，如吳后本人善書，姪子吳 琚（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又為南宋中期著名書家，故筆者認為蔣璨奉敕替吳皇
（1232-1298）《武林舊事》記載時思薦福寺（吳皇后家墳寺）有蔣璨書益王神道 碑可資印證，74 而吳家確實也有愛好翰墨的家學淵源，如吳后本人善書，姪子吳 琚（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又為南宋中期著名書家，故筆者認為蔣璨奉敕替吳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