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趙體」行楷與蒙元碑銘書法新風
第二節 趙孟頫與加封孔子碑
研究趙孟頫碑銘為何需要關注到加封孔子碑？最初筆者僅是注意到有兩方分 別立於江蘇及浙江的加封孔子碑刻字體竟然幾乎一致（圖 2- 3、圖 4- 21），雖 然沒有書者姓名且線條較顯瘦弱，卻與同時期趙孟頫碑銘書法十分相似（圖 2- 4），後來又發現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內蒙古、甘肅、河南、安徽、江 蘇、浙江、廣東、廣西等地普遍立有同樣內容碑刻，就連自稱不甚重視元代詔旨 碑刻拓本的葉昌熾，也指出此詔刻石至少有二十方。549 惟各種碑刻在風格、樣 式、紀年皆有不小出入，如山東曲阜孔廟所藏刻有漢字及八思巴字（圖 4- 23），且風格也和趙體完全無關。總體看來令人不禁提出下列疑問：前舉兩方位 於江浙行省的加封孔子碑和當時任職江南的趙孟頫有無直接關聯？趙體風格的詔 旨碑刻又是否具有某種區域性的意義？這些問題在日本蒙元史學者宮紀子關於加
200、207；朱友舟，〈《元代筆工考》校補〉，收入《美術學研究（第一卷）》（南京：東南大 學出版社，2011），頁 387-388。
546 蔡玫芬，〈轉型與啟發－淺論陶瓷所呈現的蒙元文化〉，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 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宫博物院，2001），頁 220-221。
547 查洪德，〈四庫輯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誤收考〉，《晉陽學刊》，2010 年第 4 期，頁 107-113。
548 陳高華，〈石工楊瓊事蹟新考〉，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論稿》，頁 436-440。
549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 3，頁 199。
115
封孔子碑的詳盡研究中已稍有觸及，550 但對於碑刻本身的問題仍有不少值得商榷 之處。本文將在宮紀子研究基礎上介紹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並藉此一窺 碑銘樣式和地域之間的關係。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是由翰林院文臣閻復（1236-1312）所撰寫，宮紀子根 據曲阜孔廟收藏至大元年（1308）加封孔子相關白話碑，551 指出元武宗海山
（1307.06.21-1311.01.27 在位）在成宗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307 年 6 月 21 日）即位後不久，便選擇在自己七月十九日生日時下詔加封孔子，是別具意義的 一項舉動。隔年改元至大以後，海山聽從臣下奏議，派官員前往山東曲阜孔廟等 地祭孔，並於至大三年（1310）全面立碑。宮紀子根據相關碑文提及諸多奏請祭 孔或全國立石的臣下出身及其所屬派系（海山派或愛育黎拔力八達派），認為兩 派人馬均有意拉攏儒家，而下令各路學校立石紀念則反映了海山企圖施行前朝皇 帝都未曾做到的尊孔崇儒事蹟，同時也是壓過當時兄弟關係微妙、身為太子的弟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黨羽的儒教保護政策。該解讀有別於以往對於海山時期統 治路線偏向草原文化的認識，552 可說是作者企圖讓世人重新理解蒙元文化的案例 之一。553
關於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碑的立碑情形，除了上述至大元年（1308）加封孔 子致祭碑以外，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碑亭內的加封孔子制詔碑，由於位處孔子崇奉 的核心地區，自然格外引人矚目。不同於一般分上下或左右兩截合刻八思巴文與 漢文的常見形式（可參見圖 4- 31、圖 4- 34、圖 4- 35），此碑採用逐字對譯的方 式，漢文配合八思巴字的書寫習慣，改成由左至右（圖 4- 23）。相同形式的碑 刻十分罕見，目前僅見同地至元三十一年（1294）勉勵學校詔（又名崇奉孔子
550 宮紀子，〈第五章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誥」をめぐって〉，收入同氏著，《モンゴル時 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会，2006），頁 271-301。（原載於《中国：社会と文 化》，第14 號，1999。）
551 中研院史語所傅圖收藏有此拓，編號 04044。錄文可見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頁 54；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頁100。
552 蕭啓慶，〈元中期的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
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頁580-603。
553 此文後來與作者其他論文一同收入專書，書評可見吳雅婷，〈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臺大歷史學報》，2010（45 期），頁 327-340。
116
詔、崇奉儒學詔，圖 4- 22，碑文內容與圖 4- 35 一致），宮紀子引用蔡美彪指出 此碑將“k’eu hu̯ow”（「曲阜」）誤寫成「護夫」，554 以及杉山正明關於皇慶元 年（1312）河南原武加封孔子詔碑的考證，555 推測最初加封詔書僅頒布八思巴文 版，地方再根據《蒙古字韻》一類的工具書將八思巴文的漢字拼音重新還原成漢 文，才會出現“k’eu hu̯ow”拼音無法正確還原為「曲阜」而變成「護夫」的情形。
至於加封孔子詔書的漢文版，宮紀子認為可能是至大三年（1310）全面立碑時，
官方才再度交付帶有確認意味的趙孟頫書漢文詔書傳令刻碑。556 此說雖有一定道 理，惟關於碑刻樣式、字體傳布等部分仍有待釐清。
關於趙孟頫書詔是否曾頒布全國，筆者以為不太可能。首先是時間點的問 題，根據宮紀子分析，元武宗海山接受江南浙西道僉肅政廉訪事吳舉（字彥昇，
生卒年不詳）建言以及武宗寵臣左丞相三寶奴（？-1311，仁宗上臺後遭誅）奏 請，進而下令通知各路全面立碑的時間約莫是至大三年四月，則趙孟頫應該是在 元武宗於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307 年 8 月 17 日）頒布詔書到至大三年四月 之間書寫的。然而，趙孟頫這段期間的行蹤都不曾離開江南地區，557 至大二年 七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任期屆滿後改任揚州路泰州尹，直到至大三年九月才奉召 前往大都，〈蘭亭十三跋〉（圖 3- 16）便是此次赴京舟行的明證。至於海山是 否有可能傳令趙孟頫書詔馳送京師？根據趙孟頫行狀，當時確實有來自京城的使 者，不過卻是皇太子、即後來的仁宗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所派遣的。若就趙孟頫 所屬派系及其在武宗朝擔任的官職來看，受命書詔的可能性實在不高。
那麼，趙孟頫書體的加封孔子詔書碑又當如何解釋？事實上，在目前可見約 四十餘種、紀年範圍橫跨三、四十年的加封孔子碑刻拓本當中，558 趙孟頫風格的
554 見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頁 31、39。
555 杉山正明，〈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一)〉，《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 5 号
（1990），頁 11-12、圖版 2。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301 註 14。
556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294。
557 任道斌，《趙孟頫繫年》，頁 123-139。
558 學者指出光吳式芬（1796-1856）《攈古錄》記載加封孔子制誥碑便超過八十件，見宮紀子，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280-281；又有學者根據《寰宇訪碑錄》表列加封孔子制誥碑四 十六種，另外可見拓片者六種，見邵鵬，〈北京國子監孔廟元代《加號詔書》碑考〉，附錄二、
附錄三。按：《攈古錄》、《寰宇訪碑錄》羅列條目過於簡略，多數情況下難以進一步比對。另 外，宮紀子文中徵引實體碑拓數量恐怕不超過十件。
117
加封孔子詔書碑數量並不多，較明顯的仍僅有平江路（1310，圖 2- 3，江蘇蘇 州）及紹興路（1310，圖 4- 21，浙江紹興）兩方加封孔子碑的詔書本文，紀年集 中在至大三年（1310）前後。又如平江路下轄的嘉定州所刊刻的加封孔子碑
（1310，圖 4- 24，上海嘉定），儘管書風乍看之下僅有些許趙孟頫的痕跡，但全 碑形制、樣式皆與前兩碑十分接近（圖 4- 25），上截詔書的行款安排以及下截 的劄付內容更是和平江路碑幾乎一致，嘉定碑較差的品質很有可能是區域層級高 低不同帶來的差異。同樣能辨認出些許趙體特徵的碑刻又有兩件：其一是中國國 家圖書館藏編號「各地6817」的加封孔子碑拓片，此碑原來在中國國圖網站上並 未標示刻立地點（圖 4- 26），從「孔」、「表」、「號」等寫法看來，筆者頗 疑此詔底本亦是輾轉摹自以平江路加封孔子制詔碑為代表的趙孟頫風格。根據該 拓年款隱約可見「至大四年」的磨改痕跡以及尺寸特徵，此拓實際上可以確認是 來自江蘇丹陽，559 地屬江浙行省鎮江路轄下。另一方江蘇無錫（元代屬江浙行省 常州路）的加封孔子制詔碑亦有些許近於平江路詔書碑的特徵（圖 4- 27），但 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推測經過層層傳遞、轉抄摹勒上石後面貌已變化甚多。聯繫 上述加封孔子碑分布，皆位於江浙行省境內（圖 4- 28），再加上趙孟頫至大年 間（1308-1311）任官的地緣關係，而且同期其它地區加封孔子詔書碑並未出現趙 體，如大理路加封孔子碑（1309，圖 4- 29，雲南大理）、560 翼城縣加封孔子碑
（1311，圖 4- 30，山西翼城），故筆者認為趙孟頫書詔應為江浙行省傳布各地的 結果，並非全國通行。
碑刻樣式及地域性
若是筆者上述假設為真，不免讓人懷疑至大三年四月下令全面立碑之時，中 央難道沒有統一規定書體或形制嗎？平江路、紹興路等同樣有雙龍碑額的高規格 碑刻樣式（圖 4- 25），是否為官方所發布？欲回答此一問題，可以先回到應當 是最原始的曲阜孔廟加封孔子碑來探討。此碑形制一如筆者拍攝照片所示，碑額 為深雕螭首，中間安排圭首篆額，下方由龜趺馱負（圖 4- 23），相同樣式的碑
559 〈丹陽縣加封孔子制詔碑〉：「此碑磨沿宋淳祐題名碑所刻，尚存徐陸聞人蔡葉薛胡孫等姓，
淳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刻一行。至大四年又磨改為大德十一年。」（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 志》，卷20，頁 17（總頁 9948）。
560 宮紀子認為大理碑亦屬於趙孟頫書體，筆者較持保留態度。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 化》，頁300 註 7。
118
刻包括相隔不遠的勉勵學校詔書碑（圖 4- 22），以及曲阜孔廟內其它北宋初 年、金代、元末碑刻，和平江路等碑刻的樣式迥然不同。值得比較的還有八思巴 字的部分，曲阜加封孔子碑額分三行刻八思巴字拼音“tay šiŋ dži šiŋ wun su̯en ‘u̯aŋ džėw šeu”，相對應的漢文「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書」縮小刻在碑額圭首尖端。而少 數同樣刻有八思巴字的河北定縣加封孔子碑（圖 4- 31），篆額卻是漢文「有元
刻包括相隔不遠的勉勵學校詔書碑（圖 4- 22），以及曲阜孔廟內其它北宋初 年、金代、元末碑刻，和平江路等碑刻的樣式迥然不同。值得比較的還有八思巴 字的部分，曲阜加封孔子碑額分三行刻八思巴字拼音“tay šiŋ dži šiŋ wun su̯en ‘u̯aŋ džėw šeu”，相對應的漢文「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書」縮小刻在碑額圭首尖端。而少 數同樣刻有八思巴字的河北定縣加封孔子碑（圖 4- 31），篆額卻是漢文「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