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與代理人同行聲索正義
第二節 代理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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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盡心盡力處理工廠作業使用過的廢棄有機溶劑，並授意員工直接傾倒於固 定地點；沒有教育員工正確處理有機溶劑之方式，任由員工傾倒廢棄有機溶劑於 廠區，嚴重污染桃園廠址之土壤及地下水。政府機關對RCA桃園廠進行有機溶劑 檢查，RCA屢屢被發現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鉛中毒預防規則」及「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相關規定，然而RCA公司不以為意從未積極進行改善。
陳志傑認為「RCA公司違規的項目都是同樣一再重複，所以可以直覺推論RCA公 司工安人員的本質學能有問題，或者管理階層不重視，沒有提供該有的資源」。16
經趙少康揭露 RCA 公司環境污染事件，RCA 員工始恍然大悟，以往身體不 適應該與工作環境污染事件有關。RCA 在台設廠 22 年，媒體向來少有 RCA 負面 新聞報導，關廠二年後爆發 RCA 污染事件，RCA 員工驚覺高達 1,300 多人罹患 癌症，造成 221 人死亡，且死亡人數不斷攀升，隨即籌組自救會，向 RCA 公司 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台灣學者認為，「RCA 事件是台灣第一件以女 性健康議題為訴求的環保抗爭」（林宜平，2006：188），並且是「台灣歷史上規模 最大的職災與公害事件」（陳政亮，2011：115）。吳嘉苓指出，「RCA 自救會的成 員主要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勞工，她們缺乏足夠的文化資本挑戰科學的不正義，也 沒有『非主流』流行病學家與她們並肩而戰，因此她們的權益運動過程益加艱辛 與漫長」（林宜平，2006：199-200）。
第二節 代理人理論
雖然海耶克認為在自由人的社會，社會正義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從台鹼污 染案例，我們看到民主政治體制的社會具有追求社會正義的特質，在專業社群、
市民團體及社會運動人士努力下，民主政治體制確實可能成就眾多以廣大而分散
16臺灣高等法院（2017）。〈104 年度重上字第 505 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2019 年 7 月 5 日，
取自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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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為主要依歸的政策。在地方居民不願支持的情境下，以菁英爲主的市民團 體依然可以利用資訊的優勢，主導議題論述，募得外部資源，並成功地與其他政 策行動者結盟，共組新的「倡議聯盟」，進而以代理人身分迫使政府積極回應其訴 求，雖然成功得自外在條件的改變，但受害族群有沒有在第一時間投入，反而不 是關鍵（湯京平、邱崇原，2007）。湯京平、邱崇原（2007：96-97）進一步闡述，
政府決策分別由不同的權力菁英所掌控，每個特定政策領域都有一群權力菁英，
包括利益團體（遊說者）、立法者（特殊委員會成員）以及主辦的行政官員，藉由 長期互動與利益交換，掌控該領域的政策支配。特定利益團體的尋租（rent seeking）
活動，是整個社會「淨重耗損」（deadweight loss），也是政府無效率的根源，牟求 私利行動的代價是公共利益的斲傷。台鹼個案成功的脈絡顯示，「傳統上被認為處 於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不但可能被成功地動員，還可能發揮實質影響，改變政策 方向、內容，乃至於既定的政治互動模式。許多動員甚至不是以追求實質利益為 目的，而是展現身份認同的新社會運動」。
現 實社 會 生 活 環 境， 由於 經 濟 規模 或每個 人從 事不 同工 作的比 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等因素，分工合作對於社會全體成員是比較有利的，個 體彼此具備不同的工作專長，藉由專業分工讓集體福祉得以提升，人們經常彼此 互為代理人，為他人的目的而工作（陳敦源，2002）。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
主要盛行於公司治理和公共管理領域，委託人與代理人最早適用於保險業，用於 模擬被保險人與提供保險的公司之間的互動關係（Lane，2009）。「代理人」理論 亦稱為「委託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Stiglitz 認為 Ross 最先 提出，與其他經濟理論一樣，假定人是「理性自利」（self-interest）的，由於社會 性格因經濟規模或與每個人從事個別工作的比較利益等因素，分工合作對社會個 人或社會整體都是有利的，換句話說，分工可增加集體福利，人們經常為他人目 的而工作，而成為他人的代理人，可以進一步詮釋並充實代理人理論的是 Coase, R.
H 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陳敦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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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e, R. H 認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是尋找願意進行交易的對 象，與之簽訂契約所進行一項市場交易（陳坤銘、李華夏譯，1995）。因自利考量，
委託人藉授權給代理人，希望取得最大利益；而在誘因驅使下代理人希望獲到最 大的報酬。倘若制度設計不夠完善，代理人未必依循委託人之意願或指示與利益 行事（余致力，2006）。委託-代理理論通常被視為契約理論的一個特定領域
（Gailmard，2012）
但是有人認為，代理人理論最先用於股東與經理人關係的分析，此理論被政 治學與公共行政學界等引用，而 Jensen 與 Meckling 將代理關係定義為：「代理關 係是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委託人（principal），雇用並授權給另一個或一個以上之 代理人（agent），代其行使某些特定的行為，彼此間所存在的契約關係」（柯于璋，
2013：4）。也就是一個人有責任為一個或多個其他人的利益做抉擇，以換取某些 支付（Rees, 1985）。此理論已廣為會計、經濟學、金融、市場營銷、政治科學、
組織行為及社會學等學者所採用（Eisenhardt, 1989）。在代理關係中，一方代表另 一方行事，由於資訊不對稱，委託人無法確定代理人是否履行其意願（Shapiro, 2005）。
「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主要探討「雇主、代理人及契約之間關係的理 論」（莫永榮，2004：79）。總而言之，「根據 Williamson(1996: 171)的看法，委託 人−代理人議題最早可回溯到經濟學者 Berle and Means(1932)研究生產事業組織 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象，當時關懷的核心議題包括了解所有者與經營者 間的利益衝突與解決機制，及不同機制對於經濟產能提升的效應」（陳敦源，2002：
79-80）。「經濟組織運作的成本與控制問題，也就是代理人成本的問題」（陳敦源，
2002：80），陳敦源綜整代理人理論的重點為「分工的利益與利益衝突」、「逆向選 擇與道德危機：決策資訊的流通與處理」及「代理人成本與契約設計」（陳敦源，
2002：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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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台 鹼 安 順 廠 個 案 文 獻 ， 可 以 看 到 民 間 團 體 擅 於 「 議 程 設 定 （ agenda setting）」，17 透過溫和的社會運動，成功地為受害居民爭取合理的權益，讓社會 正義得以彰顯。綜觀，台灣目前非醫療、教育或宗教宗旨而成立的NPO，大多以 小型或「微小型」方式組成，成員（職工）約 10 人上下，組織規模不大，但數量 卻相當多。是以，形成「獨佔競爭」市場局面，市場競爭者眾，服務品質亦有所 差別，進出市場容易。也就是說，設置NPO非常容易，而退出也很簡單，NPO不 同於營利組織，它們不會面臨破產，一旦停止活動變成「休眠」狀態就算退出競 爭市場（傅篤誠，2003：25）。
郭登聰（2015）指出，我國的 NPO 定義存在諸多爭議，但約略可區分為社團 法人及財團法人兩類，以會員為基礎的協會或社團組織稱為社團法人，以基金組 合者則是財團法人，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與發展，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民間團 體，卻是與日俱增，提供社會多元的服務。NPO 具有利他和行善的本質，即帶給 他人的利益行為，但不預期獲得額外的報償。雖然心理學家認為，「利他精神是發 自內心，對別人的福祉有強烈責任感；新古典經濟則認為個人是理性的自利計算 者，其自利的最大化下，此等無報酬的行為被認為是矛盾的。但透過深層的分析 與詮釋認為，利他不只是單方面的贈與，而是與受贈者間的相互交易，捐贈者從 中獲得個人的福祉和滿足」（郭登聰，2015：73）。
雖然有不同分類的利他精神，但根本源自犧牲自己的利益而成就他人的利 益，或以利他為手段達到利己的目的，即奉獻型和互惠型的類別。行善過程並非 完全無私奉獻，而是須符合專業倫理規範（郭登聰，2015）。許多民間團體設置是 由於自利的動機，伴隨其設立目的而成就利他的結果。例如：承接政府委辦計畫 的民間團體，在達成政府委託事項外，成就利他的目的後，同時擴展本身組織規
17 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是「促使特定的議題受到一般大眾、社會團體或政府部門的重視，
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討論程序做出決策，用以指引相關行動者採取行動加以解決的過程」（莊文忠、
徐明莉、張鐙文，200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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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實踐和落實 NPO 的利他精神，包含利己的意圖和目的，眾多 NPO 強調利他 和行善的使命願景，但亦有受制於法律規範及社會道德的要求所形成。國內 NPO 募款過程會出現西瓜效應，即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知名度高或能力強者較容易 募得捐助；反之，缺乏知名度者較不易獲得相關贊助（郭登聰，2015）。
蕭新煌（2004）認為，自 1980 年開始，台灣社會興起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和民 間抗議，早期的政治自由化有助於擴展台灣民間社會和 NGO。在八○年代威權時 期，許多「地下」民間組織，就是當時興起各種社會運動及民間抗議組織，向當 時的威權政府提出求變的訴求為其主要目的。1987 年解除戒嚴令後，促使更多社 會積極份子籌組各類型「社團」和「基金會」，讓台灣民間社會更加多元。隨著威 權政治的終止，反而消除了民間社會的自由表現及結社發展的政治力量。「政治阻 礙反對勢力在對抗威權主義之際，也將非政府組織改革者的角色加以合法化了」
（蕭新煌，2004：70）。台灣知識分子和新中產階級在社會改革組織上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許多 NGO 自八○年代中以後，都陸續超越了直接的慈善工作，並將目 標設定為「從事喚起大眾對新興社會議題的體認和覺醒」（蕭新煌，2004：71）。
（蕭新煌，2004：70）。台灣知識分子和新中產階級在社會改革組織上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許多 NGO 自八○年代中以後，都陸續超越了直接的慈善工作，並將目 標設定為「從事喚起大眾對新興社會議題的體認和覺醒」（蕭新煌，20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