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堪回首的慰安婦
第二節 眾聲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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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眾聲喧嘩
《旁觀他人之痛苦》作者Sontag（陳耀成譯，2004：99）認為，「所有的記憶 都是個人的，無法再殖衍生──會隨著每人的壽命同殞」。集體記憶不是回憶，而 是約定：約定這很重要，關係著某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以圖像將其鑲嵌在人們的 腦海裡。「不同的意識形態各自創造了可供佐證的影像檔案庫；代表性的影像綜合 了大家認同的重要意念，能挑起意料之中的思想與情感」。在南韓婦人金學順公開 控訴日軍暴行，並對日本政府提出訴訟後，日本中央大學歷史教授繼而將過去發 現日軍直接參與慰安婦制度的相關資料，披露於日本朝日新聞，日本終於承認設 置慰安婦一事，1993 年 8 月日本前官澤由閔時代的內閣官房長官（政府發言人）
河野洋平正式發表聲明，承認日本強制朝鮮、台灣等地的婦女從事慰安婦工作的 事實，日本政府除了對她們道歉外，還會進行補償。23
但是，慰安婦的來龍去脈雖然真相大白，卻也造成日本學界不同看法，右派 學者堅稱，當年慰安婦是公娼制度，是民間業者經營，與日本政府無關（陳世昌，
1997：101）。知名的修正主義者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岡信勝，扭曲二次世界大 戰歷史面向，包括「日本部隊的亞洲性奴隸或是『慰安婦』，都是普通的妓女。藤 岡信勝將針對個別慰安婦的賠償金，比為『中樂透彩券』，要求日本政府不僅要收 回對這些婦女的道歉，還要將日本教科書的慰安婦內容刪除」（蕭富元譯，1997：
267）。小西將太（2015：6-7）整理日本學界的看法如下：
長谷川三千子主張慰安婦制度等同於公娼制度，她認為過去的公娼制度 把賣春視為合法的職業，戰爭時士兵也把它視為商業交易的對象，不可 以以現代的常識來看待過去歷史。
川田文子反對上述長谷川的講法，她認為當時的公娼制度用各種法令把
23日本政府以成立「亞洲婦女國民基金」（即 AWF），向日本民間募款的方式進行補償，企圖逃避 應負的法律賠償責任，遭我國及韓國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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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喻蓉蓉，2001：63；李敖，1999：257）。無論多豐厚的賠償也無法撫慰過去 加諸於受害婦女身上的傷痛，而再深的歉意也換不回她們逝去的寶貴青春（馬以‧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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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平（2006：95）指出，日本從 1970 年代開始，陸續有相關著作以批判性 的角度討論慰安婦議題，其中以千田夏光 1973 年出版的《從軍慰安婦》較著名，
該書訪談曾於戰時服役的男性，以及少數幾位日本籍和兩位韓國籍的慰安婦，結 論是「婦女的境遇的確很可憐」。基本上，這本書「開啟了女性主義觀點的慰安婦 研究」。而日本新聞記者（也是女性主義者）松井やより在朝日新聞撰寫許多討論 女性主義與慰安婦議題的文章，使得慰安婦議題「從政治與外交的範疇變成人性 與道德範疇，也牽扯上民族主義與性別的關係」。
扑裕河在《帝國的慰安婦》（劉夏如譯，2017：27-51）一書提到，九○年代
「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及討論，對於當時日軍的作為，不再只是單純地進行歷史 解釋，而是根據政治立場在表態。最近才有研究指出當時業者扮演的角色，在社 會流動快速的二○～三○年代，女性大多想擺脫現狀追求更好的生活。「業者利用 這心理，巧言拐騙，慫恿她們離開家族保護範圍，趁機帶到慰安所」。雖然也有「被 日本軍人強行押送帶走」的證詞，但是有許多是「為錢心動而被業者誘騙離家的」。 成立慰安所是為了防止性病，但慰安所其實是因應戰爭擴大的結果，戰時不斷增 兵，「巨大的需求」導致誘拐詐欺行為充斥。扑裕河認為，「慰安婦，一方面是國 家權力的受害者，一方面也是『積極』呼應國家召喚的『愛國者』。毫無疑問地，
這背後有國家權力不合理的策略企圖。但重點是，對於在遙遠異鄉艱辛度日的她 們而言，這種角色的轉換代表了一種『光榮感』，成為她們活下去的力量」。「為了 要讓超過三百萬人的龐大日本軍隊，留在亞洲各地持續戰鬥，類似唐行小姐那樣 的需求暴增，『慰安婦』就是為了因應這種情況而被動員的」。
但是，在日本被動員赴前線戰區充當慰安婦者，本身大多是性工作者，一般 日本婦女根本不會被動員，因為一般婦女必須接替從軍男子原本在日本社會的工 作，倘若讓前線的軍人知道自己的母親、姐妹或女兒必須被動員充當慰安婦，軍 隊的士兵不造反才是違反常理（滕建群譯，2002）。日籍慰安婦若是光榮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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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日本社會仍被歧視與遺忘？為什麼有人希望用橡皮擦擦掉過去的一切？
角色轉換的光榮感是有問題的，而且是矛盾的論調，如果是光榮的事蹟，日本政 府應該頒發勳章，甚至將玉碎的慰安婦安奉在靖國神社供各界參拜，更何況是強 迫當時殖民地的婦女，造成其一生莫大的痛苦與傷害，何光榮之有？
慰安婦問題會再度浮現，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其實與日本男性的買春觀光 活動有關，朴宣美（2018：87-101）分析如下：韓國與日本於 1965 年簽訂日韓條 約以來，韓國經濟發展依賴日本資本甚深。1973 年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在第一屆 韓日教會協議會，抗議日本男性到韓國的買春觀光旅遊，認為「韓國買春的日本 企業戰士，與亞洲戰爭中凌虐慰安婦的軍人是一個樣的」，協議由兩國的教會共同 進行訴求改善。戰後日本女性在自己的國家雖然被歧視，但她們認同國家利益和 政策，並視男性的買春觀光「只是再度當成帝國主義的體現者」，對亞洲地區國家 的人民而言，日本女性是被歧視的受害者卻也是加害者，日本女性成為加害者的 意識，在戰後日本女性運動中首次被提出。反對買春觀光旅遊思潮順勢產生，韓 日女性各自在此社會運動中認識慰安婦問題，「戰前的慰安婦制度，戰後為美軍設 置的特殊慰安婦施設協會，以及妓生觀光，在在顯示出國家權力的性支配問題令 人注目」。
村井寬志認為，八十年代以後太平洋戰爭之記憶及戰後賠償問題再度白熱 化，是由於戰爭受害者與加害者周圍環境產生了變化。不同於冷戰時期，國家間 的緊張與妥協，刻意忽視個人在侵略戰爭中的犧牲問題。冷戰結束，戰爭受害者 年紀與日俱增，「過去認為烙印性的恥辱，現在卻希望說清楚」（村井寬志，2005：
96）。而陳光興也指出：「慰安婦問題壓縮了軍事帝國主義體制的殖民體制的種族 歧視、父權體制的沙文主義、資本體制的階級歧視、異性戀體制的性歧視，是多 重的結構性壓迫的體現，可以說是性奴役（sexual slavery）」（陳光興、李朝津，
200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