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與代理人同行聲索正義
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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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權力與責任皆不清，兼具上述三類所產生的問題。
多重代理人（Multi-Agent）完成單一代理人無法達成的任務，主要關鍵在於 團隊合作，代理人根據本身的信念與觀念完成目標，但信念是獨立且屬於私人的；
一般而言，代理人必須依賴互相溝通而得知其他代理人的信念。多重代理人彼此 之間的互動如下：1、合作（cooperation）：執行困難任務，必須靠多個代理人共 同完成，但可能會導致浪費資源，且造成問題複雜化，本末倒置。2、協商
（negotitation）：當代理人彼此為了資源、利益等產生衝突時，必需透過溝通、衡 量各類因素，並找出合適的解決方式。3、任務分配（task allocation）：為完成複 雜任務，依代理人的能力，適當的分派任務。4、溝通（communication）：代理人 間進行協商或合作時，必須彼此交換訊息，並事先規劃與訂定協定溝通方式與內 容等。多重代理人的重要核心是合作，代理人可區分為完全合作（the purely cooperative）及半競爭式合作（the semi-competitive systems）；完全合作者，代理 人只關心整體利益，不會計較個人得失。若是半競爭式合作者，代理人自己的利 益提升時，才會與其他人合作，代理人是非常理性的（rational），會根據現況提 升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代理人為達成自己的目標，不惜損害其他代理人的利 益，並不會顧及全體利益（周祿敏，2014）。
第四節 小結
環保抗爭社會運動，大多數代理人均在「受害居民」發起抗爭行為之後才涉 入，而非由「代理人」一開始就主導和引發抗爭。本文探討的「慰安婦申訴」及
「RCA 污染事件」兩個案例代理模式，並非一成不變，其中「慰安婦申訴」最初 呈現的是「一對多」的代理模式，「慰安婦」被迫噤聲隱身於社會角落，基於傳統 觀念根本不會主動向外界求援。在尋找慰安婦的過程中，委託人（受害者）一直 是隱而不顯，社會大眾知道有慰安婦的存在，但是沒有人出面承認，反而先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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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個代理人（政府機關、婦援會）要為其討回公道。當慰安婦調查認證後，代 理模式由「一對多」轉而變為「多對一」的代理模式，委託人除了慰安婦受害倖 存者外，還有政府機關，而代理人只有婦援會，即從多重代理轉成多重委託。
而「RCA 污染事件」，當受害者陸續浮上檯面，由於眾多受害者（委託人）
尚未組織化，剛開始沒有真正的代理人，但是卻出現許多聲援團體，包括環境品 質文教基金會協助受害員工召開記者會，並籌備「RCA 環境污染受害者自救會」； 工傷協會協助 RCA 受害員工組織化，成立關懷協會；還有工委會、綠盟、苦勞 網、台權會、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等團體共同參與展開系列抗爭，81 位義務律 師，超過百位以上的志工，大多數參與者是抱著見證歷史的心態聲援。但是除了 上街頭以外，仍然必須透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
從相關文獻發現，初期「RCA 污染事件」代理模式是「一對一」，RCA 受害 員工是委託人，而關懷協會是代理人，代理模式是「一對一」，聲援團體只是協助 性質，即協力關係而非代理關係。由於確認 RCA 在台已無資產，受害員工授權 關懷協會跨海提訟赴美打官司，但真正要進行訴訟時，卻發現沒有相關奧援且困 難重重，關懷協會遂於 2004 年委託律師事務所在台灣提起民事訴訟，歷經程序理 由發回重審。關懷協會重整立案後，2007 年重新正式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以下簡稱法扶基金會）代理訴訟，並與工傷協會及各界學者專家組成顧問團，
代理模式仍是「一對一」，顧問團亦是協助性質，即協力關係而非代理關係。後期 代理模式，關懷協會委託法扶基金會進行訴訟，關懷協會除了是 RCA 受害員工 的代理人外，也是委託法律訴訟的委託人，而法扶基金會則是代理人。
「慰安婦申訴」案例只有婦援會介入協助；「RCA 污染事件」案例至少有二 個以上 NGO（工傷協會、法扶會等）及多位學者專家介入協助。婦援會是「慰安 婦申訴」個案唯一的代理人，慰安婦與婦援會關係密切。RCA 受害員工與工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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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樣關係密切，但工傷協會雖非法定代理人，卻是議程設計者，從旁運籌帷幄 協助主導議題，吸引社會的關注。2007 年關懷協會正式委託法扶基金會，自 2007 年以後法扶基金會成為訴訟的代理人，並正式介入 RCA 污染案件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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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章 不堪回首的慰安婦
很想饒恕日本人，但嚥不下這口氣。18
～我曾經受過許多委屈 但耶穌用寶血洗淨我 我之所以能夠活下來 是 因為全心信靠耶穌 希望能早日回到天家 回到主的懷抱中 ～19
台灣唯一被確認的慰安所舊址，是太魯閣族 Iwar Tanah 阿嬤（漢名蔡芳美）
的受害地點，座落在部落邊緣的一處山洞（日軍駐紮部隊的彈藥庫）；也就是《阿 媽的秘密》紀錄片，王清峰律師調查阿嬤受害過程，出現影片中的廢棄山洞（彭 仁郁，2012）。芳美阿嬤 14 歲才訂完婚，未婚夫就被徵調至南洋參戰，日本警察 要求她白天到部隊營區幫忙打掃、洗衣、燒水、泡茶等工作，午餐由部隊供應，
月薪十五圓。三個月後，一名叫西村的軍官宣布，即日起延長工作時間至晚上十 點，午、晚餐均由部隊供給。沒想到延長工作時間，就是每天晚上被部隊的士兵 強暴，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是芳美阿嬤一生永遠無法撫平的傷痛。1946 年未婚夫 平安歸來，婚後兩人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芳美阿嬤尋求宗教信仰的救贖，直到先 生病危時才說出心中隱藏的秘密，並請求諒解（夏珍，2005）。
彭仁郁（2012）指出，1999 年 7 月 14 日芳美阿嬤與八位台籍「慰安婦」阿 嬤們一同前往東京地方裁判所向日本政府提告。由於法庭上沒有同時精通太魯閣 族語和日語的翻譯人員，芳美阿嬤的陳述必須先從太魯閣族語譯成漢語，再譯成 日語。當她用母語反覆陳述受害相關細節，竟唱起聖歌來，法警原本要制止，但 她的歌聲撼動法庭，法官示意法警勿須制止，現場除了隨行牧師外，沒有人聽得 懂歌詞的意義，但旁聽席不少人莫名的感動而默默落淚。多年後，彭仁郁（2012：
170）在進行訪談時，請芳美阿嬤女兒協助翻譯歌詞，阿嬤女兒表示，「小時候跟
18蔡芳美阿嬤在《阿媽的秘密》紀錄片的肺腑之言。
19蔡芳美阿嬤用太魯閣族語在《阿媽的秘密》紀錄片片尾吟唱的聖歌簡譯(彭仁郁，20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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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媽媽在山上工作，媽媽就常常唱這首歌，這是教會聖詩的曲調，但歌詞是她自 己加上去的，每次唱她會改歌詞，但意思都差不多」。戰後五十多年來，芳美阿嬤 女兒終於明白母親是透過反覆吟唱聖歌安撫傷痛。彭仁郁認為，芳美阿嬤「藉著 聖歌向超越力量傾訴的傷痛過往，以非語言的形式伴著女兒的童年記憶，但隨歌 聲傳承的不僅是創傷憶痕，亦是自我撫慰的能力。在跨國慰安婦倡議運動集結出 現之前，神的力量如何分攤了她身上背負著的有形與無形的暴力傷痕」（彭仁郁，
2012：170）。
大多數的前台籍「慰安婦」屬於無學歷或低學歷的農工階級，僅能以口述作 見證。婦援會 1992 年 2 月設置申訴專線，申訴人通常是倖存受害者的養子女或親 友，受害人親自申訴者相對較少，隱忍半個世紀的沉痛傷痕，不堪回首的過往終 於可以向世人控訴，戰爭為自己帶來的悲苦，是阿嬤們想像不到的事情。阿嬤們 背負多年的沈重秘密，竟然為人知曉，年邁的倖存受害者，鼓足勇氣打電話到婦 援會，「喂」兩聲就慌張地掛斷電話，情緒激動到不知如何開口訴說過往悲痛的遭 遇（夏珍，2005）。戰後五十年，失去貞操的恥辱與罪惡感，依舊掐著倖存受害者 的咽喉，擔心揭露的後果，不是解脫獲得諒解而是帶來更多的羞辱與責難。首場 台籍「慰安婦」記者會選擇在黑色的布幕下，僅露出腳踝和三雙鞋，隔著布幕傾 吐鮮為人知的傷心往事（彭仁郁，2012）。彭仁郁（2012：162）指出，這樣的現 身所要表達的訊息是：
我們希望世人了解我們經歷的悲慘境遇，看見日本政府過去強加在我們 身上的不公不義，好為我們爭取公道；但這段經歷卻終究讓作為受害者 的我們感到「見笑」（丟臉）、羞於見人。
為避免替家人帶來困擾，大多數台籍慰安婦倖存受害者均不願直接在媒體面 前曝光。1996 年 8 月，婦援會工作人員陪同前台籍「慰安婦」大桃阿嬤（劉黃阿 桃）到日本參加見證會，這是台籍「阿嬤」第一次赴日公開傷心的過往，但大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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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不像韓籍阿嬤（沈美子）那樣泰然自若地在日本媒體鎂光燈前侃侃而談，並 帶領聽眾呼口號：「要日本政府謝罪」、「大家繼續奮鬥」（張碧琴，1996：7）。相 反地，輪到台籍阿嬤上場前，見證會必須清場，請出媒體，並禁止與會者攝影拍 照。當晚，韓籍阿嬤告訴大桃阿嬤：「丟臉的是日本政府，又不是我們，因為做錯 事的是他們，不是我們⋯⋯我要越多人知道越好，讓日本政府非道歉悔過不可！」
（張碧琴，1996：7）。韓籍阿嬤的心路分享，改變大桃阿嬤的思維，後續的見證 會不再清場，成為台灣第一位在媒體前曝光的倖存受害者，並逐漸明白「見笑的 不是阮，是日本鬼仔」（邵冰如，1997/12/05），返台後阿嬤將此領悟分享給其他 阿嬤，並成為抗爭運動中的要角（彭仁郁，2012）。彭仁郁分析，台灣與韓國阿嬤 在見證會上不同的出場方式，顯現主體位置的不同，台籍阿嬤仍是性暴力受害者
（victim），承擔著污穢感、罪惡感；而韓國阿嬤則產生受害者意識，試圖扭轉暴 力事件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權力不平等，並自覺應肩負倖存者（survivor）的見證責
（victim），承擔著污穢感、罪惡感；而韓國阿嬤則產生受害者意識，試圖扭轉暴 力事件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權力不平等，並自覺應肩負倖存者（survivor）的見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