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堪回首的慰安婦
第三節 真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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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真相浮現
「慰安婦」最初是從日本北九州開始徵募，其中部分日籍「慰安婦」原本就 是從娼者，還有被貧困所迫、在知情下賣身，或被家人親戚販賣者，由於前線士 兵的「需求」因戰爭擴大而大量增加，日本皇軍便與業者們合作，以各式手段獵 取殖民地或戰地女性，進而組織各種型態的慰安制度（轉引自彭仁郁，2012）。彭 仁郁（2012）指出，國家暴力事件（例如：猶太大屠殺、亞美尼亞與庫德族種族 清洗、南美洲獨裁政權迫害、文化大革命、二二八事件等）會因政治因素而被忽 視，但是透過歷史學研究及追求正義的倡議而得以再被檢視。二戰後受到冷戰局 勢、威權統治及父權社會污名化性侵受害者等原因影響，慰安婦的創傷史實始終 找不到傾訴的出口。她（2012：144）認為：「慰安婦」人權論述，能夠突破傳統 父權的汙衊歧視，以及台灣親日基本教義派的輕蔑否認，主要是受惠於台灣婦權 運動者，在八〇年代末推動的性別倫理革命，將傳統社會默許的性暴力，列入須 受法律約束、制裁的非法行為；更重要的是倡議運動將「慰安婦」歷史事件社會 議題化，替「慰安婦」受害倖存者開闢了發聲位置，讓當事人認為是「見不得人」
的私密創傷，藉見證敘事進入公共領域，但過程中仍遭受相關阻力，未必達到情 緒宣洩和社會認納的正面效果。
日本歷史學者吉見義明是最早蒐集與分析慰安制度相關史料者，日本戰敗 後，幾乎銷毀所有可能令日本天皇及帝國軍隊蒙羞的公文電報，造成史料蒐證的 困難，但是從殘存的檔案文件，仍可「證明」慰安制度的確是日本皇軍主導下設 置的（彭仁郁，2012）。婦援會訊指出，1991 年 12 月韓國金學順向日本東京地方 法院提出「慰安婦損害賠償」訴訟，92、93 年則陸續有荷蘭及菲律賓相繼提出，
然而僅有「在日本下關的山口地方法院對韓籍慰安婦作了政府『必須賠償每人三 十萬日幣』的判決，並附加條件說日本政府有必要制定法律，對慰安婦問題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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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可說是一劃時代的判決」（江美芬，1999：13）。然而，此判決日本政 府不服，提起上訴，下關案件最終判日本政府勝訴。王清峰指出，雖然日本是經 濟先進國家，但對於人權方面的維護卻極為落後與保守，縱使輿論關切此事，但 媒體的報導刻意傾向右派。戰後，日本對國民付出很大的賠償，可是對其他受害 國家人民的索賠卻少有回應；相較於德國戰後對猶太人的回應，可謂是天壤之別
（陳意梅，1999）。
日本對其二戰時的行徑毫無悔意，戰後不久即使戰爭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領 袖觸犯戰爭罪，日人仍處心積慮地設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審判，相較於德國，
日本付出的戰爭賠償不及德國的百分之一。戰後大多數納粹不能太拋頭露面，而 許多日本戰犯卻位居要津；德國人不斷向大屠殺受難者道歉，日本人卻把戰犯奉 祀在東京。西班牙哲學家桑塔亞那（Gorge Santayana, 1863-1952）說：「不能記取 過去經驗的人，注定要再受罪一次」（蕭富元譯，1997：18）。
日本老兵宣稱，雖然軍隊宣布「強暴敵國婦女是非法行為」，但沒有人當它一 回事，日軍迷信強暴處女，會使他們在戰場上更加神勇。吉見義明指出，由於日 軍在上海與南京戰役發生大規模的強暴婦女事件，日本害怕被中國與歐美各國批 評。日本在華中的遠征軍因而發布設置慰安室的命令。發生南京大規模的強暴事 件，最荒誕的結果，就是日本高階司令官非但不阻止或懲處相關的士兵，反而創 造一個大型的地下軍妓系統，造成亞洲數十萬婦女淪為慰安婦受害者（蕭富元譯，
1997）。戰後對納粹戰犯的審判，許多人控告被加害者性暴力對待，但是檢察官與 法官在實際定罪考量時，並不會將此視為需要判處徒刑的罪行，雖然有許多女性 受害者遭受到痛苦的性暴力對待，並視為自己生命裡難以啟齒的奇恥大辱，卻隱 忍不敢聲張，擔心招來更多的歧視，使得這部分歷史一直無法獲得應有的重視，「成 為二戰歷史上缺漏的重要篇章」（花亦芬，20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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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朝日新聞」刊載發現慰安婦史料的消息後，國內新聞媒體隨即披露 政府部門亦開始查證、調查我國婦女被強徵充當慰安婦的情形，並密切注意後續 發展，但一直沒有任何發現；反觀，設立申訴專線電話的民間團體婦援會卻較政 府部門提早一步宣稱已接獲七位慰安婦家屬申訴電話，其中一人在日據時代就是 被強迫從事慰安婦的工作。外交部隨即設置兩線慰安婦申訴專線電話，並指派專 人接聽處理；內政部也跟進設置專人處理的台籍慰安婦申訴專案信箱，並表示絕 對保密，希望民眾能夠向內政部申訴。外交部長在立法院表示「在沒有當事人出 面的情況下，政府對日軍徵召台灣慰安婦事件的處理，在查證上的確非常困難」。
立法委員吳梓，隨即將兩位見證人提供的信函，轉交給外交部與內政部，作為處 理此事的參考文件。
外交部於是在 1992 年 3 月 21 日成立台籍慰安婦專案小組，積極展開調查、
蒐證工作，小組成員分別是立法院、內政部、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台灣省文獻會以及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援會是小組成員中唯一的民 間團體，專案小組召集單位是外交部，小組成員組成與分工（如附錄三）。當時專 案小組的分工，內政部、省市政府及所屬有關單位負責調查，各專案小組單位負 責蒐證，立法院負責對日國會聯絡，外交部則對日政府交涉，必要時聘請法律顧 問協商法律事項，調查工作預計四個月完成，每月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一次，各單 位平時即應保持聯繫（莊振成，1992）。
在專案小組成立前，政府部門調查「慰安婦」資料，通常都是一無所獲，沒 有發現相關案卷，直到媒體披露婦援會已接獲慰安婦家屬申訴電話，外交部隨即 亦設置慰安婦申訴專線電話，並主動與婦援會聯繫，婦援會為避免造成當事人的 二度傷害，採專業方式處理，並表示將在適當時機會將有關資料，提供政府研處。
外交部發布新聞，「台籍慰安婦申訴專線電話設立以來，陸續接獲九通申訴電話，
外交部已留下投訴人的聯絡資料，並將在『台籍慰安婦調查專責小組』成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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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在於歷史教育遠大於實質的訴訟結果（江美芬，1999）。「Yamazaki 指出眾 人皆知日軍的強暴與性暴力，然而一提起慰安婦卻被視為是一種恥辱與討論的禁 忌（1992：56）」（江美芬，1996a、1996b：11）。吉見義明訪談台籍阿嬤後，深刻 感受到阿嬤心中的痛，應該傳達至日本，讓民間普遍知曉，日本人並非全都偏坦‧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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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1999：13）。
秀妹阿嬤到京都校園對日本高中生娓娓而談，自己當年被騙去中國大陸廣東 以及如何被日軍羞辱的經驗，許多日本的年輕學子，紛紛向阿嬤表達歉疚與敬意，
但阿嬤說：「錯的不是你們，是日本政府，謝謝你們對我的支持」（康淑華，2012b：
2）。慰安婦的悲哀是由日本皇軍造成，但最令人無法忍受的卻是來自週遭最親近 的人的輕視與不諒解，尤其不敢讓子孫知道，唯恐他們喪失面子。「看似堅強的背 後，一旦觸及傷心往事，也會忍不住落淚」（江美芬，1996a：7）。由於學術界長 期忽視此議題，嚴重缺乏文字資料，因而研究慰安婦生命歷程的工作極為重要，
但缺點在於記憶會隨時間而遺忘，無法提供詳細完整的描述（江美芬，1996b）。
1996 年開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首次提出慰安婦制度是性奴 隸制度，日本政府犯了「違反人道罪」。2007 年開始，美國等二十七個成員國先 後通過決議，呼籲日本政府承擔責任，並為其犯下的罪行向這些婦女道歉。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更於 2008 年要求日本政府對強徵近二十萬名亞洲婦女為日軍性奴 隸一事採取救濟措施，以回復受害者的名譽。慰安婦制度的存在、受害事實的確 立與日本政府應承擔之責，早已是國際社會普世的共識。儘管要求道歉聲浪不斷，
日本至今依然沒有明確道歉，並提供符合標準的賠償金給受害者。
「2008 年，聯合國安理會終於提出 1820 號決議，強調『強姦和其他形式的 性暴力都可能構成戰爭罪、反人類罪或是種族屠殺的一部分』」（花亦芬，2016：
243）。2008 年 11 月 11 日我國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台灣慰安婦決議文」，民進 黨與國民黨團通力合作，建請立院作出以下決議：「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楚且不曖昧 的態度，正式地承認、道歉且接受戰時日軍性奴隸制度的歷史責任，對受害倖存 者進行直接謝罪和賠償，以利早日回復慰安婦受害者的名譽和尊嚴，遵守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建議，且教育這一代和下一代這段正確史實」。決議文的通過，對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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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協助阿嬤們的婦援會而言，不啻是強而有力的支持力量，將繼續向日本政府要 求負起戰爭責任，正式向台灣受害倖存阿嬤們道歉與賠償（賴采兒，2009：9）。
92 歲秀妹阿嬤對採訪記者說：「我們死了就不說了，但現在只要還有一口氣 在，就一定要求日本政府向我們道歉賠償」，來自花蓮的沈中阿嬤說：「就算是日 本政府像電線桿一樣無動於衷，任人打罵也不聽，我也是不能放棄」（慰安婦組，
2008：6）。小桃阿嬤想跟日本政府說「我一個清白的女孩子，就這樣被日本政府 糟蹋……我不要你們（日本政府）的錢，我不要你賠錢，我要你給我賠罪……」
2008：6）。小桃阿嬤想跟日本政府說「我一個清白的女孩子，就這樣被日本政府 糟蹋……我不要你們（日本政府）的錢，我不要你賠錢，我要你給我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