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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苑裡詩人的創作特質

第一節 代表性的蓬山詩人

日治時期的臺灣,處於時間與空間的轉換點,文人們對於台灣這塊土地有不同 的詮釋意義及情感上的交錯糾葛。從詩作中可看出不同的主題創作特色,從抽象到

1黃鼎松:《苗栗文昌祠專輯》(苗栗市: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08。

2黃鼎松:《重修苗栗縣志.卷八.宗教志》(苗栗市:苗栗縣府,2007 年),頁 24。

3陳智權:〈從苗栗文昌祠與公館五穀宮看苗栗傳統廟宇彩繪及石雕工藝〉《苗栗文獻》第 42 期,

2007 年,頁 85。

具體,已慢慢的將生活經驗融入詩作當中,讓詩作更活潑、更貼近人們的生活。而 日治時期苑裡詩人的表現如何?在被殖民的年代中如何自處?連雅堂在《臺灣詩薈》

第一號的發刊序中,說道:

漢學式微,教育未咸,民聽猶薄,徬徨歧路,……未逮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 自命,歌舞湖山,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為戚也。……台灣文運之衰頹,藉 是而起,此則不佞之幟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尤願 與我同人,共承斯語,日進無疆,發揮蹈厲,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4

連雅堂眼見西力東漸,漢學衰微,勸諫詩人不能潤色昇平的詩人自命。更要撰 寫化育風雅、翼讚道德,又能寄寓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作品,如此才能發揚臺灣 詩界的天聲。5雖然日人對文人採取籠絡政策,但是對詩人仍是相當的禮遇,態度也 極為寬容與退讓。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以後的文官,皆親身參與臺詩人吟詠共酬唱。

台灣詩人也體認到強力抗日是無益的,於是將個人的愁悶悒鬱、熱血才情,到對家 國的憂思,對傳統文化的關切,全部投注在詩詞之中,以維繫斯文。苑裡的代表性 詩人,保有深厚的漢學基礎,使其成為抗日最堅實的的根基。

房裡、苑裡、貓盂、日南、大甲東、德化各社頭目,每年都會繳交租款,做為 苗栗英才書院生童膏火,可見在光緒年間,苑裡地區開始注重生童的生活教育。設 置書院主旨在督促生童,敦品勵行,勤求學問,以造就地方可用之英才。以清末的 交通道路條件而言,苑裡學子們想要跋山涉水,從苑裡到苗栗市的英才書院讀書,

的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清末日治初期,苑裡的文人的學習基礎都是來自 於傳統的漢文私塾,而沒有讀過政府開辦過的書院。

4連橫:〈台灣詩薈發刊序〉《連雅堂先生全集‧台灣詩薈(上)(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 年),

頁 1-2。

5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家庭

傳媒城邦,2004 年),頁 45。

93 圖 4-1 櫟社辛亥春主賓雅集紀念

資料來源:明台高中《萊園寫真》。櫟社辛亥春 1911 年 4 月 2 日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來台,合影於 台中。第一排右一蔡振豐、第二排右三陳貫、第三排右三陳瑚。

日治初期苗栗縣苑裡的重要詩人有蔡振豐(號應時 1855-1911)、陳瑚(號枕山,

1875-1923)、陳貫(號豁軒,1882-1936)、王清淵(字泉如,1883-1955),蔡振豐、

陳瑚、陳貫三人都曾經參加「櫟社」,是櫟社重要的詩社會員,而王清淵築愛竹山 莊是苑裡的才子,這四位不但對傳承漢學、發揚詩道有很大的貢獻,更帶動苑裡地 區漢學的風氣,是蓬山詩社中呼風喚雨的人物。

一、 縱橫詩壇一名人-蔡振豐

幼時有「神童」稱號的蔡啟運(1855~1911)名振豐,字啟運,後以字行,又 字見先,號應時,亦作運時,臺灣新竹客家人。6清咸豐五年(1855)生,其先出 自泉州同安,累世武職,自幼聰慧。光緒元年(1875)年甫弱冠,考取淡水廳竹塹 西門義塾教讀師。光緒十年(1884)擔任新竹縣委辦聯庄總局紳士,光緒十一年

(1885)官浙江巡檢官。光緒十二年(1886)六品頂戴,移居新竹,得意於科舉之

6新竹市政府:《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1997 年,頁 124。

人士成立之「竹社」,是新竹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詩社。因眼見竹塹詩壇濟濟多士,

95 圖 4-2 蔡振豐履歷書

資料來源:翻拍《苑裏志》附錄,林坤山:〈蔡振豐先生事略〉,苑裡鎮公所,2006年。

由圖4-2蔡振豐的履歷書中,載明明治二十八年(1895)移居到苑裡,1897年受配 紳士章(第三百三十二號)。明治四十三年(1910),「奇峰吟社」為日治時期新竹第 一個成立的詩社,參與者多係新竹地區青壯輩文士。新竹縣知事櫻井勉亦常出席 詩會,後因新竹縣知事櫻井勉返歸日本,由蔡啟運擔任社長,再振斯文。14同年二 月一日,苑裡帽蓆公司成立,總辦事陳瑚,理事是蔡振豐,在文學之外,還推廣 苑裡藺草事業。15蔡啟運可以說是苗栗縣第一個詩社的創立人,也是詩社的靈魂人 物。他曾任前朝六品官員,割台之戰,他與義軍同調,贊助丘逢甲的保台戰事。

事不可為之後,他一方面與反抗日人統治的遺老往返周旋,另一方面與日本國的 統治者建立起良好的關係。藉親日之名,行漢化之實,雖有親日之行為,卻又不 夠積極;有反殖民之意,卻又矛盾與模糊,在反殖民與保全自我兩難中取捨,一 生的行事頗多爭議之處。

因日人橫堀鐵研以禮待之,蔡啟運出任官員,淺井元齡託之完成《苑裡志》,

14詹雅能:《竹梅吟社與《竹梅吟社詩抄》(新竹市:竹市文化局,2011 年),頁 60。

15登載於 1910 年 2 月 2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創立帽蓆公司〉,第 3528 號。

可以說是前清文士適應新時代的典型之一。16在政治上有人選擇向日人靠攏,遊走 在媚日與抗日的矛盾之間,有的展現文人悲天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徹底 抗日,絕不低頭,也有人選擇不沾鍋,兩邊都不奉承也不諂媚。蔡啟運能在夾縫 中求生存,周旋在各種勢力之間,還能遊刃有餘,受到尊重,真是不簡單。

蔡振豐在纂修《苑裏志》的同時,是否曾經想到過身份與認同,歸屬感是心 靈感受的最終家鄉,像唱片跳針般,讓人不安難耐。而遊走在身份不明之間,對 歷史、環境的大變動後,帶來的強勢認同支配,內心充滿了不安定、無力感、恐 懼與徬徨及最終的宿命結果。《櫟社第一集》收錄啟運詩篇十八首,以庚戍年 (1910),自敘是最足以說明蔡啟運的心情及人生品味的詩詞:

六品頭銜保案開,白鷴補服稱身裁,不教文字終埋沒,天遣分司作秀才。

戲翻白手數年間,累萬家資博等閒,更擲許多開拓費,買田買宅買青山。

慣向溫柔鄉裡尋,閨中五鳳伴輕吟,囊金儘可供揮霍,尚有藏嬌築屋心。

台疆南北耳詩名, 中部吟壇久主盟, 似亦家家團扇畫,攀車爭識老書生。

當途待遇十分新,出入閒曹近幾春;京兆官忙惟五日,騎驢還我舊吟身。

四季衣裳備暑寒,好茶、好酒、好盤餐;轉嫌鱸?都鄉味,日向廚娘檢食單。

滄桑浩劫幾經過,半百韶華鬢未皤;再向壽筵數來客,少年同學已無多!

比來蘭桂茁交枝,三十年前早有兒;當軸老夫惟畫諾,醇醪美婦日尋詩。17

抗日失敗後,蔡啟運遂佯狂於詩酒之間,一改生活型態,不問世事,在溫柔 鄉中,耽於酒色,與好茶、好詩、好酒、美食佳餚中詩文自娛,盡情享受人生。

雖在遷居苑裡之後,曾有過十餘年的公職生活,但是多數的歲月與生活重心,都 在詩社的活動中渡過。18想以此轉化現實生活的苦悶與不滿,失望與徬徨溢於言表。

蔡啟運家中妻妾五人均能賦詩,凡啟運赴詩酒酬唱之處,皆攜妻妾與會,引人

16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市:苗縣文化,2000 年),頁 143。

17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 櫟社第一集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73。

18詹雅能:《竹梅吟社與《竹梅吟社詩抄》(新竹市:竹市文化局,2011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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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唱,在當時似乎成為一種風氣。

戊申年(1908)仲春命其子汝修錄其竹梅吟社課稿及唱酬之作,編為《臺海擊缽 吟集》,序中寫到:「臺山蒼蒼,閩海茫茫,此恨其將曷極。所幸曩時,所做剩 稿猶存,再三展讀,覺吉光片羽,愈見可珍。」可見蔡振豐對於詩文的看重,《詩 報》摩天樓藏卷亦收錄不少蔡振豐的詩作。搜七言絕句之擊缽詩四百餘首,按平 聲三十韻編次,以咏史居多,而蔡振豐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七首,為台灣擊缽吟集 之濫觴。蔡啟運卒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許多詩友們為他開追悼會、寫輓詩,

哀悼詩壇上重量級的大人物。《養餘軒詩草》已佚失。

二、 才學出眾創詩詞-陳瑚

出身書香門第的陳瑚28(1875~1922),字滄玉,號枕山,為開闢房裡墾戶陳敬 老五世孫。苗栗苑裡人,原籍福建廈門,先世於乾隆間渡臺。自幼在自宅方鑑堂 學習漢儒,有深厚的漢學基礎,俊才風慧,鑽研經世之學,涉獵文藝,提倡風雅。

29不可否認,於科場爭取功名,經由科舉考試而晉身為士紳階級,對文人的成就動 機提高及名利的追求,是最快的途徑。30更是一條為沒有門第背景的庶民,打開了 入仕的最佳途徑。讀書人以出仕為己任,並不垂青於其他行業。31無耐於時局的變 遷,遇乙未割臺,國運衰微,政治黑暗,阻斷且粉碎了陳瑚的仕進之途。所學之 四書五經皆無用武之地,不再寄託功名以展長才,也不願捲入政治纏鬥的風暴中。

科舉的廢除,士人功名路斷,而陳瑚轉而將苑裡傳統編織手工藝品,企業化管理,

更做商業式的經營,提升帽蓆輸出品質。還外銷日本、上海,使得苑裡帽蓆以大

28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建置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22 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主要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全文建檔與 標準化著錄之數位加值系統,有助於查檢總督府轄下各單位的設立時間、人員沿革及變遷紀錄,

可作為輔助閱覽或解讀日治時期各種檔案之工具。

29王國璠:《台灣先賢著作提要》(臺北市:文獻會,1958 年),頁 92。

30蔡淵洯:〈清代臺灣的移墾社會〉《認識臺灣歷史論文集》(臺北市:師大中教輔委會,1996 年),

頁 97、103、104。

31黃寬重、柳立言:《中國社會史》(臺北縣蘆洲:空大,1996 年),頁 3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