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體」，意在言外

陶淵明以敘史為主的詩作有三首，分別是〈詠荊軻〉、〈詠三良〉及〈詠二疏〉。

據楊勇《陶淵明集校箋》，此三首作於陶淵明五十九歲時，是作者晚年心境的投 射，以下就三首詩之內容分別論述之。

一、君子死知己，千載有餘情 陶淵明〈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 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 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迆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 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¹⁵⁹

陶淵明此詩之典故出自《史記‧刺客列傳》¹⁶⁰，荊軻一生大略可分為：「與蓋聶 論劍」、「與高漸離等縱酒高歌」、「為燕太子丹延攬為座上賓」、「眾人易水送別之 悲壯」、「刺秦王失敗，圖窮匕現」等幾個階段。陶淵明〈詠荊軻〉詩中包含了燕 太子丹與荊軻的相遇、易水送別的場景、及圖窮匕現時秦王的窘迫。最終抒發對 荊軻的讚詠：其人身雖死，而忠勇之精神卻永存於後世。然陶淵明此詩之敘述多 處有與史實不相合者，例如燕太子丹是否真的可承擔起「善養士」之名？荊軻是 否真的將其視為「知己」而願意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首先燕太子丹「志在報 強嬴」之舉的動機是因為早年與秦王嬴政交好，但後來在秦國當人質時，嬴政竟 不顧二人交情，使其數度受辱，因此懷恨在心，伺機脅怨報復，甚至接納秦國逃 亡將領樊於期，太傅鞠武屢次勸說皆無效，最後鞠武感嘆道：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 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¹⁶¹

159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頁 230。

160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1028-1033。

161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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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太子丹只為個人恩怨而棄燕國安危之不顧，光是此舉就足以反映其人目光短淺、

氣量狹隘，如此之人即便養士，也是出於私利，絕對無法承擔起「善養士」之名。

後鞠武介紹處士田光與太子丹，田光又為太子丹介紹荊軻，太子丹竟叮囑其切勿 洩漏此事，田光隨即自殺以表明心意，此事為荊軻親眼所見，對燕太子丹的信任 必將大打折扣，不可能將之事為推心置腹的「知己」。後荊軻欲前往刺秦王時並 未準時出發，太子心急如焚，深怕荊軻反悔，荊軻怒斥道：「何太子之遣？往而 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 遲之，請辭決矣！」¹⁶²上述種種事蹟皆反映出燕太子丹的焦躁無能及短視近利，

終究無法成就大事，反而將燕國帶入一個極為可怕又未知的險境。且刺秦王之舉 的勝算為何？若秦國發現刺客來歷，難道不會對燕國施予報復？得罪秦國的後果 不堪設想，燕太子丹不過為一己之私而意氣用事，荊軻亦是逞匹夫之勇。陶淵明 於詩中暫時將史實擱置一旁，並投入了大量的個人情感，原因之一是陶淵明不喜 歡暴政充斥的秦代¹⁶³，秦王的暴虐，使百姓痛苦不堪，荊軻在這種混亂黑暗的時 代得以挺身而出，並找到願意重用自己之人，即便此人是否真為善養士者尚有待 商榷，陶淵明仍將自己的終身之志「移情」至荊軻與燕太子丹，通篇雖止述史事，

而將己意寓默其中，塑造了「君子死知己」的感人場面，成就了一對千古知己的 相遇相知。在歌頌荊軻的忠勇與膽識之餘，陶淵明實亦投射了自己的心願與志向，

在在反映出了陶淵明對詠史此體的靈活運用與精準掌握，賦予「以史為體」一類 詠史詩新的意義與創作方向。

二、君臣遇合，死得其所 陶淵明〈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 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¹⁶⁴

162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1031。

163如在〈桃花源記〉一文中提及桃花源中之人乃因「避秦時亂」而居住於此；〈飲酒〉第二十首：

「詩書複何罪，一朝成灰塵」；〈詠荊軻〉：「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在在反映出陶淵明對秦 時暴政之不滿。

164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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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忠情』數句，極寫君臣遇合之情。如不爾，或未必以身殉。」¹⁷²陶淵 明此詩顛覆歷來議論此事的傳統，不討論秦穆公之功過，亦不言此事件之是非，

而是將焦點轉移到「君臣遇合」的相知相惜。全詩除末四句外，皆以三良之角度 書寫，三良生前之心聲並未見於史冊，完全出自於詩人自身的揣想。陶淵明藉三 良與秦穆公相遇相知，寄託了自身欲追隨明主、為其肝腦塗地的理想。為了此一 理想，陶淵明曾五度出仕，從江州祭酒到彭澤縣令，中間追隨過桓玄、劉裕、劉 敬宣，原本的經世濟民之志，被這些大權在握之人的野心所澆熄，君臣遇合的夢 想，在仕宦途中幻滅。但這個心願在陶淵明歸隱數十年後仍不時縈繞心頭，愁思 滿懷之際，只能透過歌頌古人事蹟聊表心意，三良與穆公這組典範君臣，便是詩 人抒懷言志的最佳題材。

三、知止知足，功成身退 陶淵明〈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 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貥盈道路。離別情所 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

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輕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 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¹⁷³

二疏典故出自《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列傳》¹⁷⁴。疏廣、疏受叔姪二人才德兼備，

漢宣帝召二人為太子師，疏廣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太子少傅。待太子學問見長，

疏廣便引老子之言¹⁷⁵對疏受說道：「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意善乎？」於是便向皇帝請辭。二疏離京之時，宣 帝與太子賜重金於二人，朝中公卿大臣前來送行者眾多，眾人無不稱頌二人的賢 德。而二疏在歸鄉後將皇帝的賞賜用以資助窮困，並時常大開筵席與鄰里同樂。

有人勸二疏將財產留一些與子孫，疏廣卻說道：「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留財與子孫，子孫未必得福，此段言論充分反映了疏廣的遠見，

172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續修四庫全書》第 1590 冊，卷十一，頁 60。

173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頁 225。

174漢‧班固：《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3039-3040。

175《道德經‧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見張默生：《老子新釋》（台南：大夏出版社，

1992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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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足以警惕後世。

二疏能在恩寵極盛、名利雙至之時及時身退，自周代末葉以來尚無幾人能夠 如此，陶淵明對二人此舉推崇備至，以「得其趣」讚之，溫汝能：「趣字最領會。

功成而不歸去，不得趣者也。古今得其趣者，曾有幾人？唯二疏知足知止，所以 得趣。唯其得趣，所以散金置酒，不以多財遺子孫也。趣字實貫徹前後。」¹⁷⁶此 外，二人能化家族小愛為鄉里之愛，且有不為子孫憂慮的豁達胸襟，令陶淵明讚 賞不已。但其實最讓陶淵明欣羨的，是二疏能遇見賞識他們的明主，並在功成身 退後及時歸隱，沒有任何遺憾，只有與鄰里同樂的歡言笑語。陶淵明早年的濟世 之志始終未能真正實現，心中多少留有幾分遺憾，然即便生平遭遇與二疏大相逕 庭，仍願效法二疏的知止知退與不睦榮利，並對其及時功成身退之舉表示認同。

藉由對二疏事蹟的抒詠，在在反映出了陶淵明的生平之志與自我期許。

五十九歲的陶淵明，其生命已接近尾聲，在其「年過五十，自恐大分將有限 也」之際，曾作〈與子儼等疏〉¹⁷⁷，楊勇將此作繫於宋武帝永初二年，即陶淵明 五十七歲之時。文中陶淵明回顧自己的一生，自言其思想與對生命的態度，並告 誡兒子們應互助互愛，無論如何皆不可偏廢正道、失去準則，反映出詩人在重病 之際，仍不忘重申自己畢生的處世原則與志趣。在此之後的詠史作品，詩人多以 寄託畢生未竟之志為主，在〈詠荊軻〉一詩中，陶淵明將史事融合自身想像，塑 造出荊軻與燕太子丹這對知己，頌揚了荊軻的膽識，亦歌頌了一段「士為知己者 死」的悲壯情誼，此詩風格滄桑悲壯，是陶淵明「怒目金剛式」¹⁷⁸的作品，更是 詩人藉詠史以投射自我情感的媒介，反映出詩人對建功立業、遇一知己的深切期 望。若〈詠荊軻〉是詩人對建功立業的期望，那麼〈詠三良〉便是詩人對遇一明 主的渴求。陶淵明飽讀詩書，並非為了世俗的名利，而是期望能為社會貢獻一己 之力，然多次出仕皆未遇明主，從陶淵明〈詠三良〉一詩，可以看出詩人對「君 臣遇合」的盼望，此生若得遇明主，即便殉主亦在所不辭，將「士為知己者死」

的精神發揮到極致。〈詠二疏〉則是陶淵明對其理想人生的投射，二疏在功成名 就後選擇及時身退，並將賞賜與鄰里共享，不必擔憂世事，亦不必憂慮子孫未來，

的精神發揮到極致。〈詠二疏〉則是陶淵明對其理想人生的投射，二疏在功成名 就後選擇及時身退，並將賞賜與鄰里共享，不必擔憂世事，亦不必憂慮子孫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