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陶淵明與魏晉時期詠史詩暨陶淵明「晚期風格」探討
第三節 陶淵明「晚期風格」形成之原因
縱觀陶淵明詩集，「詠史」在當中屬於一全新的題材，且全部集中創作於易 代之際，前一節中已針對此一現象以「晚期風格」理論闡述之，本節將集中探討 此一現象背後的原因。筆者擬從時代背景、陶淵明的入世思想，以及其詠史詩中 所引用的人物類型等進行分析，探討陶淵明「晚期風格」形成之內緣與外因。
一、時代背景
據《宋書‧武帝本紀》記載30，劉裕生性節儉、治軍有方，選才唯用其能，
不以門第為標準，又曾助晉室平孫恩之亂、桓玄之亂、盧循之亂，又於義熙年間 趁後秦、南燕內亂之時出兵征討，收復中原大片故土，是晉室的大功臣之一，為 眾人所景仰、為皇室所倚仗，握有朝中軍政大權。時晉室雖貴為皇室，然積弱不 振已久，若非劉裕等功臣極力維護，早已為篡逆之臣所滅，王夫之《讀通鑑論》：
「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31除協助朝廷討伐篡逆、
收復故土，劉裕也將東晉以來積弊已久的經濟、政治一併整飭，一改「綱紀不立，
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的社會現況，《資治通鑑‧晉安帝元興三年》引《宋書‧
武帝本紀》：「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物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 改。」32劉裕對於晉室有安邦定國之功，日後雖取晉而代之，然並未出現過多的 反對聲浪，其一是恭帝退位詔書中言「桓玄之時，晉室已無天下，重圍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其二是劉裕與前朝（魏晉）不同，並非乘人 之危而奪取天下，乃是憑藉政治與軍事實力以服人，然而劉裕最為後世所詬病者，
即是聽信讖語，以殘忍的手段殺害前朝遜位二帝，開啟後世前朝君主不得善終之 先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四》：
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趁其間以收人望，
人胥翼其為天子而為之效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弒也，
篡猶非其大惡也。33
30參見南朝梁‧沈約等著：《宋書‧武帝本紀》（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0-25。
31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五》（新北：漢京文化，2004 年），頁 478。
32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一五（臺北：逸舜出版社，1980 年），頁 3565-3566。
33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四》，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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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劉裕聲望之重挫在其行弒君之舉後。陶淵明曾任職劉裕麾下，表示其 對劉裕此人亦非全然否定。在晉宋易代之際，雖寫作〈讀史述九章〉、〈詠貧士〉
與〈扇上畫作〉等篇，然旨在抒情言志者居多，真正使陶淵明抒悲憤之語的，是 在劉裕弒零陵王之後，尤其〈述酒〉一篇，其中「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二 句更達諷刺之極致，由此可見陶淵明晚年詭譎難測的〈述酒〉詩，正是對劉裕弒 君之舉表達最強烈的譴責與批判，亦反映出時代背景對陶淵明「晚期風格」的影 響。
二、陶淵明的「入世思想」
陶淵明為東晉名將陶侃之後，繼承先人建功立業而又功成不居的高潔品行，
是陶淵明終身的理想與追求。《宋書‧陶淵明傳》：「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穎脫不群，任真自得。」34少年時期的陶淵明熟讀儒家經典，其以儒家「進德修 業，以及時也」的教誨為依歸，期望能繼承先人志業，為經世濟民做出一番貢獻。
從二十九歲任州祭酒，至四十一歲辭彭澤縣令，曾五度出仕，歷仕桓玄、劉裕與 劉敬宣，卻始終未遇與自己契合的明主，仕宦歷程使陶淵明認清現實的黑暗與不 堪，故時仕時隱，不時有安歸之嘆，在經歷一番分析與沉澱之後35，最終以程氏 妹之喪為由辭官隱居，終身不仕。歸隱之初的陶淵明確實因重獲自由而喜悅不已，
作〈歸去來兮辭〉并序、〈歸園田居〉組詩等表達心境。然而歸隱一段時間的陶 淵明在經歷舊宅失火、天災、戰火等災禍的洗禮後，最終選擇的隱居之地，是距 離王城未遠的南山，附近皆是可與自己共賞奇文、共析疑義的鄰居友人，由此可 見陶淵明內心並非真正的與世隔絕。此外，由其晚年在經歷易代之後所作之〈擬 古〉及大量詠史組詩來看，當中所呈現的無論是對自身少年之志的追憶，或是對 個人未竟之志的寄託與懷想，甚至是對時局的諷刺與批判，無一不呈現陶淵明對 社會政治的關心，由此可見，其歸隱所避的應是為自身謀利的上位者，而非人世。
再以其晚年所作之〈桃花源記〉一文為例，陶淵明所塑造的，並非遙不可及的仙 境，而是在太平盛世之下，俯拾即是的純樸農村。桃花源居民之所以能安居樂業、
自給自足，是因為沒有壓迫他們的稅制、政策及暴虐的上位者。反觀文中太守（陶 淵明就當時社會情形塑造的上位者形象），聽聞此一人間淨土的反應竟是立即派 遣手下去尋，無論是為獲得其中資源，或是向長官邀功，其動機皆非善意，故而 無法尋獲。太守是地方百姓的父母官，應替人民創建此一人間樂土，而非為一己
34南朝梁‧沈約等著，王雲五主編：《宋書》（臺北：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313。
35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筆者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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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去「破壞」百姓的幸福生活。〈桃花源記〉不僅呈現了老子「小國寡民」的 社會型態，亦包含儒家仁政思想及大同世界的理想色彩。由上述詩文可知，即使 無力將時局撥亂反正，陶淵明仍然透過創作表達對政治社會的關懷，不因其隱者 身份而棄人世於不顧。而陶淵明對社會現實的觀感，亦成為構成其「晚期風格」
的元素之一。
三、陶淵明詠史詩中的「寄託」
陶淵明在易代之後，選擇使用一全新的題材──詠史，透過對古人古事的抒 詠，將自身懷抱與理念，以及對社會政治的諷喻寄託其中。所謂「詠史詩」，正 是詩人「從對象中尋回自我」的管道之一，即沈德潛所謂「詠古人而己之性情具 見」36。上一章已針對陶淵明各首詠史詩進行分析，本節擬將陶淵明詩中之人物 進行分類，透過分析陶淵明詠史詩中所引用的人物類型，我們得以窺見詩人的自 我象徵及對自身的期許，以及他對時局的委婉諷喻與批判。筆者將陶淵明詠史詩 中的人物分為八類，以下分別論述之。
類型 人物
絕意仕途的隱士 荷蓧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丙曼容、鄭次都、
薛孟嘗、周陽珪
固窮守節的貧士 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阮公、張仲蔚、黃子廉 欲展鴻圖的志士 荊軻
堅守原則的貞士 魯二儒、伯夷、叔齊、箕子、田疇 懷才不遇之賢士 屈原、賈誼、韓非
功成身退之高士 二疏－－疏廣、疏受；張摯
死得其所的義士 三良－－奄憩、仲行、鍼虎；程嬰、公孫杵臼 不可多得的知音 管仲、鮑叔牙
晚年的陶淵明經歷了時代的劇變，他想起少壯時期的宦海浮沉、歸隱之後的 饑寒交迫，面對逐漸退化的肉體，及難以忘懷的未竟之志，加諸知音友人的漸行 漸遠，精神上的苦悶孤獨，使其必須尋求排遣之道。此時他憶起書中讀過的古人
36清‧沈德潛《古詩源》：「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性情俱見，此千古絕 唱也。」見沈德潛：《古詩源》，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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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透過對前人事蹟的抒詠，陶淵明找到了與自己心靈契合的知音。陶淵明本 是欲展鴻圖的志士，最終懷才不遇，他羨慕那些功成身退之高士，這是他最理想 的人生目標，此外，他亦企盼能遇見與自己相契合的君主，即便為之犧牲生命亦 在所不辭。然而陶淵明最終大失所望，選擇歸隱田園，終身不仕，以固窮守節之 素志，取代經世濟民之大志。此時古代懷才不遇之賢士，便是陶淵明最大的安慰，
而那些在易代之際堅守原則的貞士，便是其欲追隨效法的榜樣。透過上友古人，
陶淵明越發堅定了自己的固窮之節與隱逸之志，亦逐漸找到了在亂世中安身立命 的處世原則。
另一方面，透過對前人事蹟的抒詠，陶淵明發現古代亦不乏身處亂世的仁人 志士，他們不向現實妥協，堅守正道，無論處境再艱困，都難以易其心志。反觀 現實中那些追名逐利者，皆為一己之私而棄正道於不顧，甚至行篡逆之舉、為弒 君之事，陶淵明對此憤慨不已，作〈述酒〉、〈擬古〉等表達對時局的批判，陳美 利：「淵明其他作品如〈擬古〉、〈雜詩〉等諸篇中，也處處充滿豪情壯志的語調 筆墨，可見陶淵明雖然退居田園，並沒有超然物外。雖無意功名，卻並非無視現 實。雖辭別官場，卻是憂心國事，對世事深切關懷，不能自已。他的入世精神，
是既深且重的。」37由此可知，詠史題材除了成為陶淵明亂世中的精神寄託，亦 是他用以借古諷今，對時局表達批判與憤懣的管道。
綜合上述分析，陶淵明晚期風格中的的和諧靜謐，來自於上友古人後的意志 堅定與心安理得；而另一種怒目金剛式的風格，則來自於對上位者的批判與對時 局的諷刺。由此可知，「詠史」是陶淵明用以表達對人世的積極關懷，及抒發自 身感懷、寄託個人懷抱的重要題材，亦成為構成其「晚期風格」不可或缺的要素 之一。
37陳美利：《陶淵明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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