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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史詩之分類與發展

在文檔中 陶淵明詠史詩研究 (頁 32-38)

第二章 陶淵明生平暨詠史詩之分類與發展

第三節 詠史詩之分類與發展

筆者對詠史詩之定義於第一章〈緒論〉中已有論述,本節集中於探討詠史詩 之分類暨發展。齊益壽教授於〈多重「對話」與「讀者」反應──陶淵明三首「以 史為體」的詠史詩探微〉一文中將詠史詩分為「以史為體」及「以史為用」兩類,

前者指以詩鋪陳史事的「史傳體」詠史詩,如班固〈詠史〉;後者則指「以抒懷 為主,以史事為運用」之作,是為「詠懷型」詠史詩,以左思〈詠史〉八首為代 表。

以「詠史」為詩名者,首見於東漢班固〈詠史〉,歷來皆視此詩為詠史詩之 濫觴29,然早在先秦時期,便可見以歷史事件、人物或神話傳說入詩之作,如《詩 經‧大雅》中的〈文王〉、〈大明〉、〈公劉〉、〈緜〉及〈商頌〉中的〈玄鳥〉、〈長 發〉、〈殷武〉等;《楚辭》中的〈離騷〉、〈天問〉、〈九章〉等諸篇,再將這些具 有詠史因素的作品細分,則可分為單純述史與藉史詠懷二類,前者以《詩經》為 代表,即「以史為體」一類作品之淵源,後者則以《楚辭》為代表,是「以史為 用」之作之濫觴,以下即依此二類分述詠史詩之發展。

一、「以史為體」的詠史詩

(一)起源:《詩經》

《詩經》30中具詠史成分的作品多為歌頌民族先祖的史詩,當中有據事直書 者,亦有口耳相傳、雜揉神話傳說者,如《詩經‧大雅》中的〈生民〉,敘述了 周代始祖后稷誕生的傳說及其開創農業、祭祀的歷史;〈公劉〉記敘了公劉率周 人遷居豳地、建立宗廟宮室的歷史;〈緜〉寫古公亶父積德行義並率周人自豳遷 岐、創業興國的事蹟;〈大明〉、〈文王〉則記敘了文王、武王從開國到滅商,進 而統一天下的歷史進程。此外,《詩經‧商頌》中的〈玄鳥〉雖為祭歌,但其內 容追述了殷商始祖的誕生及商湯取得天下的功業;〈長發〉亦為祭歌,然其亦讚 頌了商湯討伐夏桀的豐功偉績;〈殷武〉載武丁伐楚之事,是藉詩歌以記載歷史 之作。上述〈大雅〉諸篇從周人的起源到文王、武王的功業,透過詩篇加以追述 歌頌,〈商頌〉雖為祭歌,亦有藉詩以述史的成分,這些歌頌民族起源或先祖功 績的篇章,大多以敘述史事為主,或可視作以歷史為主體的「以史為體」一類詠 史詩的起源,中國古代以詩述史的傳統亦由此奠基。

29明‧胡應麟《詩藪》:「〈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147。

30文中所引《詩經》諸篇見宋‧朱熹著:《詩經集傳》,(北京:中國書店,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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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東漢班固〈詠史〉

班固〈詠史〉一詩,向來被視作是詠史詩及五言詩的開創者,即便此詩只是 據史直書,甚至被批評為「質木無文」,但其在文學史上仍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及價值。31全詩旨在敘述漢文帝時緹縈救父一事,並於文末加以評論,抒發作者 對主角緹縈的讚揚,全詩原文如下: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 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 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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緹縈救父一事見於《史記‧孝文本紀》及劉向《列女傳》,因作者題詩名為「詠 史」,故筆者此處以《史記‧孝文本紀》所記為主,茲將原文列於下: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

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 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

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 明歟?吾甚自愧。……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 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33

孝女緹縈為父上書,感動漢文帝,從此廢除肉刑,給所有曾經犯錯之人改過自新 的機會,這段歷史在《史記》、《漢書》中均有記載,以班固詩文與《史記》全文 相對照,可發現班固除文末二句評論外,皆本史事以直書,語言質樸無華,且字 面上來看並無新意,被鍾嶸《詩品》列為下品,然其對於詠史一體的確立實是功

31南朝梁‧鍾嶸《詩品‧序》:「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

32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一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79 年),頁 459。

33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0 年),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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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體」一類詠史詩的價值。

二、「以史為用」的詠史詩

(一)起源:《楚辭》

朱自清在其《詩言志辯》中,將《楚辭》視為「比體詩」之源頭,而詠史詩 亦屬於比體詩的一種:「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遊仙、豔情、詠 物。⋯⋯這四體的 源頭都在王注《楚辭》裡。」40《楚辭》中時有「以古比今」

的手法,是作者藉詠史以抒懷言志的重要途徑,如〈離騷〉中的「湯、禹嚴而求 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茍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41即是一例,朱自 清點出了詠史詩與《楚辭》的傳承關係,是相當重要的見解。

先秦文學除《詩經》外,《楚辭》中的〈離騷〉、〈天問〉、〈九章〉等,也有 相當濃厚的詠史成分,且當中的詠史已非單述史事,而是作者用以抒懷言志的重 要媒介。屈原一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最終卻落得「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42的下場,萬分心痛之下,作〈離騷〉以明其志,當中引述大量歷史 題材,如對比上古明君與暴君的成敗、述古代聖君賢臣的相遇相知、舉君王棄用 賢才的後果等,這些史料皆是屈原爰古喻今、寄託感懷的憑藉。屈原「上述唐、

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的目的在於「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 還己也」43,藉史以抒懷之餘,也加深了屈原對歷史的反思與絕不向現實妥協的 決心。

〈天問〉即「問天」,屈原自上古女媧造人的神話起始,歷述堯、舜及夏朝 到春秋時期的歷史興衰,並對此提出了深刻的省思與疑問,流露出作者對家國前 途的憂思及自身被放逐而無所作為的悲痛。又如〈九章〉中的〈惜往日〉,屈原 引百里奚、伊尹、呂尚之未遇明主,以及伍子胥、介之推因忠而獲罪等史實,藉 歷史人物事蹟表達自身感懷,投射出屈原內心強烈的悲痛、無奈與憤懣。由此可 見,《楚辭》中的詠史因素已非但指一事、據事直書的單純述史,當中的史事也 並非居於主體地位,而是作者藉以敘寫懷抱、抒發憂思的重要憑據。《楚辭》中 藉史以抒懷言志、以古諷今的傳統,開啟後世「以史為用」一類詠史詩的創作方 向。

史詩並非僅具述史與或敘事功能,亦可藉之抒發懷抱、吟詠性情,端看詩人如何運用歷史題材以 自出其意而已。

40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蘇州: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15。

41本節所引之《楚辭》原文見漢‧王逸:《楚辭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42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1009-1010。

43語出漢‧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臺北:藝文出版社,2010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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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先秦《詩經》、《楚辭》之後,漢代詠史詩除有東漢班固〈詠史〉一首之外,

西漢東方朔的〈嗟伯夷〉一詩:「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兮,不 若從孤竹於首陽。」44就其殘句內容而言,或亦可視為詠史詩中「以史為用」一 類。作者藉詠嘆伯夷清高的操守,表達自身寧可困窮潦倒隱居於穴,也絕不會跟 隨佞妄之人而飛黃騰達的決心,文中「兮」字的運用與藉史抒懷言志的筆法,皆 與《楚辭》有相似之處,或可視為西漢時期「以史為用」一類詠史詩的代表之作。

(二)確立:西晉左思〈詠史〉

左思,字太沖,西晉著名文學家,以詩賦見長。左思詩文打破太康文學浮靡 之風,意境深遠,筆力遒勁,其〈詠史〉上承建安風骨,下啟後世借史詠懷、以 組詩詠史之先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極為重要,鍾嶸《詩品》將其列為上品,並 對「左思風力」推崇備至45,劉勰亦云:「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 拔萃於〈詠史〉。」46左思〈詠史〉組詩,當中提及的歷史人物包括許由、荊軻、

段干木、魯仲連、蘇秦、李斯、揚雄、陳平、朱買臣、主父偃、司馬相如等人。

他仰慕段木干、魯仲連有功不受祿的操守;透過歌頌荊軻表達對豪門權貴的蔑視;

讚揚出身寒微卻憑藉自身才華而為世人所景仰的揚雄、陳平諸人;批判如李斯、

蘇秦等為富貴利祿而亡身的可悲,這些歷史人物皆是左思藉以諷刺門閥制度、慨 嘆自身遭遇的媒介,具有強烈的寄托、諷刺之意。

左思〈詠史〉之特色與成就在於,打破傳統詠史詩專詠一人一事之模式,其 目的是藉史以詠懷,而非單純述史,人物史事在其詩中並非居於主體,而是詩人 藉以抒懷言志的重要憑據,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

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懷抱俱現。」47道出了左氏詠史詩的精神內涵。清 代張玉穀《古詩賞析》中列舉了左思〈詠史〉的四種模式:「或先述己意,而以 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

而己意默寓。」48豐富多樣的創作手法,史事與己懷的穿插交錯,帶領讀者在古 與今、史與我(左思)之間不斷變換,形成一種「錯綜震盪」49之美。此外,左

44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一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79 年),頁 139。

45鍾嶸《詩品》評陶淵明詩語,言陶淵明詩「又協左思風力」。又評左思詩曰:「其源出於公幹。

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見《詩品》,頁 84。

46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810。

46南朝梁‧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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