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本研究與臺灣研究分析臺日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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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課堂知識外，對於日本研究的各項議題能有更多探討與面對面的交流機會。

第三節 以日本研究與臺灣研究分析臺日知識交流

筆者以「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分別作 為「日本之臺灣研究」與「臺灣之日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是因這兩者研究機構 的設立為臺日官方積極主導與推行的成果，亦是 2000 年後於日本與臺灣國內第 一所設立的「臺灣研究」與「日本研究」之研究機構，故選用這兩者案例來作為 分析 2000 年後臺日間的知識交流。

「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為臺灣人士主導，而「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 心」為日本交流協會積極推動下成立，但往後活動的運作為日方與臺方自行規劃 的成分居多，故筆者欲從設立背景與活動模式來分析這兩者研究機構的異同之處，

並探討臺日知識交流下的決策因素，以及對臺日關係的影響。

一、臺日知識交流之研究機構的異同

首先探討這兩者研究機構的異同，筆者認為有三大共通性，其一研究機構的 設立緣由與推動者，實屬臺灣與日本官方主導下的活動。「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 所」的設立正值臺灣民進黨執政時期，當時的民進黨政府試圖建立長期的臺日知 識交流，在臺灣外交部與教育部的支持下，並透過羅福全駐日代表的積極斡旋，

2003 年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設立「臺灣研究所」之研究機構；而「政大當代日本 研究中心」則是交流協會於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協助下，於 2009 年後半積極推 動在臺之日本研究的成果。

其二為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皆隸屬於日本 與臺灣的大學之研究機構。臺灣研究所設於早稻田大學之內，而當代日本研究中 心則於政治大學成立。其三兩者研究機構皆獲得對方國家的派遣教師資源與其他 補助，但狀況略為不同。派遣教師資源方面，教育部自 2007 年起每年派遣一名 臺灣講師於早稻田大學講授臺灣研究相關課程，2007 年至 2009 年依據「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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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設置臺灣研究講座遴選作業要點」，2009 年後改由教育部與早稻田大學簽 訂備忘錄；政大於 2011 年設立「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後，獲得日本協助的 情況更趨明顯，每學期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派遣一名日籍客座教授於學程內開課。

在經費資助上，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依據五年一期的研究計畫內容，設立之初 獲得臺灣外交部與教育部共 7000 萬日幣的補助，爾後，因 2008 年臺灣政黨輪替 之因，臺灣方面現僅來自教育部每年 300 萬新台幣的經費資助，而經費的運用與 規劃則交由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自行決定；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方面則 是交流協會依據活動性質而定，如臺日間大型的國際會議與研討會等等。

然而，筆者認為這兩者研究機構於活動規劃上亦存在其差異性，其一是課程 定位。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選擇於通識課程內開設「臺灣研究」課程，更於第 二期活動計畫中擴大設立「臺灣研究」副專攻課程，配合舉辦研究討論會與工作 坊的形式，共同討論臺灣議題，提供校內與校外學生研究專長的另一選擇；而政 治大學則採循序漸進培育「日本研究」人才的方式，從第一年試行的「日本研究 碩士學分學程」後，翌年 2011 年正式成立「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與 2014 年 成立「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程」，成為國內第一所國立大學專設日本研究之研究 所。由此觀之，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是將「臺灣研究」定位為學生除本學外的 第二專長，而政治大學則是專設「日本研究」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以培育新生 代的日本研究專業人才。

其二是研究計畫的有無。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自設立之初，便訂定五年一 期的活動內容與研究目標，而研究計畫即是活動項目之一，包含決定研究計畫主 題、計畫主持人，並規劃其研究計畫內容，而每次研究計畫的活動紀錄皆詳細刊 載於臺灣研究所網站與報告書中，研究計畫主持人不限於早稻田大學的教師，依 據不同研究計畫內容與配合日本各大學的專家與學者之研究專長，並多次與臺灣 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進行共同研究，或將其研究成果發表 於臺日間的國際研討會上；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雖創立之初有規畫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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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意願，但可能礙於經費問題至今為止未見相關研究計畫的推動。

這兩者研究機構除了上述存在的三項共通性與兩項差異性外，筆者在蒐集資 料的過程中也發現，臺日研究機構對於網站資料的更新與維護，其投入的關注程 度截然不同，特別是針對活動項目而言，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自設立之初至今，

將每次的活動內容公告於網站上，甚至有些活動結束後將內容詳細刊載於網站內 供有志者參閱；而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方面，設立初期將各項活動資訊公 布於網站，但後期因人力資源不足則疏於維護。這顯示出臺日在網站資訊維護上 的看重程度不同。

二、臺日知識交流的決策因素

以臺灣研究與日本研究為例，筆者進一步探討臺日知識交流下的決策因素。

認為臺日的主要目的是為建立雙方間的純學術交流，以及推廣他國的「臺灣研究」

與「日本研究」，然而，臺灣與日本的決策因素卻有顯著的不同。

針對「臺灣研究」與「日本研究」的臺日知識交流，筆者認為由臺灣主導下 的活動充滿濃厚的個人或政黨色彩，而日本主導在臺的日本研究則是遵循國際交 流事業的架構。臺灣的「日本研究」可分為 1990 年代與 2000 年代兩個時期，1990 年代臺灣的日本研究於李登輝政權下推動，基於李登輝對日的友好關係，希冀透 過臺日的知識交流以促進雙方間的認識與建立情誼，可看出此時期的在臺「日本 研究」充滿濃厚的個人主導色彩；2000 年代交流協會積極推行在臺的日本研究，

則是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長期推動海外知識交流‧日本研究政策下的一環，然 而，儘管臺灣的日語學習已呈普遍性，但臺灣在專門研究上卻偏重於日本人文科 學的發展，故交流協會積極促進在臺的日本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培育臺灣新生 代的知日人才，以達臺日雙方全方位的相互理解。2000 年代開啟在日本的臺灣 研究，筆者認為政黨的影響力最為重要，2000 年時值民進黨執政時期，當時的 民進黨政府委任知日人士兼駐日代表的羅福全，透過羅福全與日本深厚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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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成立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以達成推動臺日純學術與知識交流的心願。

臺日政府積極於大學內推動在日「臺灣研究」與在臺的「日本研究」之研究 機構，透過民間知識交流長期累積的情誼與成果，較不容易受臺日官方關係的惡 化而影響，即是透過良好的民間交流以穩定臺日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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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筆者以 2000 年代日本的「臺灣研究」與臺灣的「日本研究」以分析臺日知 識交流，並選用 2003 年成立的「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與 2009 年成立的「政 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這兩者機構，它們不僅代表 2000 年代臺日官方積極 主導且推行的活動，更是第一所在日設立的「臺灣研究」與在臺的「日本研究」

之獨立機構，故筆者認為背後的決策過程有其明確的政治意涵。

日本在推動知識交流的決策過程中，其決策因素明顯不同，筆者認為由臺灣 官方主導的臺日知識交流充滿濃厚的個人或政黨色彩，1990 年代在前總統李登 輝的指示下推動在臺的日本研究，最後卻因欠缺中生代的知日人才、主事者的退 場與未建立教學場域而導致日本研究中心的終止；而 2000 年代民進黨政府則欲 與日本的大學建立純學術交流制度，並委託時任的駐日代表羅福全推動在日的臺 灣研究，「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才得以設立。另一方面，由日本主導而設立 在臺的「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是交流協會依循國際交流基金之國際交 流事業的海外日本研究‧知識交流的架構下，積極與臺灣各大學商談設立日本研 究中心一事，故「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在此背景下成立。筆者推測交流 協會借鏡 1990 年代在臺日本研究中心的先例，政大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後，

進一步地希望政大成立相關日本研究的研究所，目的是為將日本研究中心與教學 場域結合並培育新世代的知日人才，讓日本研究得以在臺存續，而政大也分別於 2011 年與 2014 年先後成立「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與「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 程」。

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的設立雖為臺灣 與日本主導，但在課程配置、活動規畫、研究內容大多自行運作並有其異同之處，

筆者歸納出三大共通性與兩大差異性，三大共通性的第一項為這兩者研究機構的 推動者是臺灣與日本官方主導；第二項為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與政治大學當代 日本研究中心隸屬於大學的研究機構；第三項為兩者研究機構獲得對方國家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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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教師資源與他項補助。而差異性有二，第一項為課程定位，早稻田大學臺灣研

遣教師資源與他項補助。而差異性有二，第一項為課程定位，早稻田大學臺灣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