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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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990 年代臺日雙方展開密切的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日本因國際情勢的 轉變且依循海外國際文化交流事業的架構，將臺灣列為推廣文化事業的對象之一，

並持續至今。臺灣則因執政者的個人色彩，對日採取不同的文化交流政策。故筆 者各舉自 1990 年代起推動的臺日青少年交流，與 2000 年代的臺日知識交流為研 究案例，以理解臺日如何透過二軌外交補足一軌外交的不足，並分析臺日公部門 的施政目的，與行為者運作下的現階段成效，再進一步比較臺日機構設立的背後 決策因素與運作方式等異同之處。

第一節 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之演變

1972 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與中華民國(臺灣)斷交後，臺日政 府間無法維持官方往來，故設立亞東關係協會與交流協會，作為臺日對話窗口以 維持實質關係。1973 年日本親臺派議員成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後，臺日 間多次舉行以退休官員、國會議員、學者為媒介或行為者的會議，以二軌外交形 式進行交流。1990 年代起，臺日開始展開密切的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也是 二軌外交的其中一環，請參閱下圖 5-1。

圖 5-1 臺日知識交流與青少年交流模式

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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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知識交流最早始於兩蔣時期，並維持長期穩定發展。臺灣面臨遭到國際 孤立的危機與中國威脅，故自 1971 年起，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日本 學術機構聯合舉辦「中、日『大陸研究問題』研討會」，雙方就臺日中政經與安 全保障議題討論，並建立臺日學術界的特殊情誼。1990 年代臺日關係隨著國際 情勢的轉變、臺灣領導者的對外政策，使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愈見頻繁，

筆者認為特別是臺灣領導者的對日政策，使 1990 年後的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 交流依照臺灣執政者時期而有不同風貌，故筆者將臺日文化交流劃分三大時期，

分別為第一期的「開創奠基期」(1990-2000 年)、第二期的「穩固茁壯期」(2000-2008 年)與第三期的「多元發展期」(2008 年至今)。

首先，1990 年代是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的「開創奠基期」。臺灣方面，

1988 年總統李登輝上任後，為搭建臺日間更廣泛且深度的交流之平臺，故請託 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嶋嶺雄籌畫，並於 1989 年舉行「亞洲展望研討會」，開啟 日本國立大學與臺灣大專院校建立學術交流的管道，此活動的運行維持 12 年之 久。日本方面則是在 1994 年，由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出「和平友好交流計畫」，

作為建構與亞洲鄰國友好關係的基礎。日臺文化相關事業中的「日臺文化交流事 業」與「日臺知的交流事業」，也在此一時期積極展開。

2000 年代則進入第二階段的「穩固茁壯期」。臺灣方面時值政權轉移，總統 陳水扁採取親日政策，使得臺日間文化交流更為頻繁。民進黨政權為延續「亞洲 展望研討會」臺日知識交流的交往模式，故透過臺日民間智庫「中華歐亞基金會」

與「世界和平研究所」共同舉辦「臺日論壇」。另外，民進黨政權為持續鞏固臺 灣與日本的大學建立學術交流根基，在外交部與教育部支持下，由駐日代表羅福 全與日方人士持續斡旋討論後，得以於 2003 年在早稻田大學成立「臺灣研究所」，

為日本國內第一所成立「臺灣研究」的大學，以深耕日本青年學子對臺灣的認識 與瞭解。日本方面，於民進黨執政時期開始，派駐退休軍事將領與國際交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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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駐臺，顯示日本愈趨重視臺日知識交流的重要性，並於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 設置文化室長一職，以加強推展對臺文化事業。

2008 年後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進入「多元發展期」，除延續民進黨時 期的臺日交流活動外，臺日主辦單位的層級也不斷提高，並建立與拓展臺日青少 年與知識交流的多元管道。總統馬英九上任後提出的「臺日特殊夥伴關係」，表 示將全面推動臺日文化、青少年與對話等五個面向的合作與交流。儘管日本並未 針對總統馬英九的發言回應，但 2009 年與臺灣簽訂「臺日打工度假協定」，可視 為肯定臺日青少年交流成果的舉措。

臺灣方面，外交部與教育部分別於 2010 年與 2011 年起舉辦「日本青年臺灣 研習營」與「臺日青年學生交流論壇」，以落實 2010 年 4 月 30 日簽署的「亞東 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之強化臺日交流合作備忘錄」精神。日本方面，為 感謝臺灣在 311 東日本大震災的援助與落實「強化臺日合作備忘錄」中臺日防災 合作之交流，2012 年起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的「KIZUNA 絆計畫」之三階 段的臺灣學生訪日團，實為日本外務省於 2011 年推動的「與亞洲大洋洲地區及 北美地區的青少年交流」事業。

總結而論，1990 年代起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歷經「開創奠基期」、

「穩固茁壯期」、「多元發展期」三階段發展，並依據本論文第三章與第四章的分 析與比較，探討臺日公部門積極策劃且主導雙方間的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等政 策，瞭解其設立背景與施政目的後，發現其交流模式主要源於臺日公部門在中國 因素的考量下，無法進行政府層級間的互動與交流，往往委由臺日學者或智庫等 非官方部門擔任行為者，以搭建各類型的臺日青少年交流與知識交流等交流平臺，

透過臺日參與人士的意見互換，以達成實質的二軌外交，作為補足臺日一軌外交 的不足之處。並在交流活動結束後，由臺日各自向公部門單位呈報交流成果，作 為往後臺日雙邊政策制定上的施政參考，並進一步確立臺日世代情誼長存，使臺 日關係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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