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安中心為例分析變遷壓力來源

以上將影響兩個中心發展的內、外因一一展現，這些因素是如何結合、發揮作 用，從而造成南京中心與西安中心在地化過程中的變與不變的呢？接下來將主要 以西安中心的發展歷程為例，回答為何其不具有變遷壓力，較早實現在地化。

我將西安中心的發展歷程分三個階段分析，分別是：成立期；發展期；穩定期。

一、成立：非正式進入

上文介紹過，南京中心是在江蘇省計生工作改革背景下，受政府部門邀請成立 的。雖然MSIC 在中國開展的服務沒有正式規定，但在中國，以改革爲名可以突破 既有政策、法規，最著名的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在計劃經濟體制內部引入市場機 制。因此，南京中心得以正式註冊為具有獨立身份的社會組織，可以開展生殖健康 服務和倡導。不僅獨立於政府部門，甚至在法律上相對於MSIC 也是獨立的。

西安中心的成立則在另一個背景下，2006 年 MSIC 申請到爲期三年的 KCF 專 案，爲建立和運營西安中心提供了資金（內部資料）。MSIC 國家主任曾在西安擔 任大學教師，後在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工作多年，在西安以及計生系統內部都有廣泛 的關係網絡（田野筆記，20150601）。西安計生委曾參觀南京的世代服務專案（訪 談，20150723），其他地方政府和 MSIC 已有合作，降低了他們與之合作的風險。

57 南京中心爲 FSW 人群所做的婦科檢查和治療，以及爲 HIV 感染者所做的 HPV 治療都是相對長期和持續 的，因此有機會和服務對象頻繁接觸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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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MSIC 和陝西省西安市計劃生育協會合作以西安市的三個區爲專案實施 基地，專案周期從2007 年 11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30 日。西安中心不能正式注 冊，在市計生委的許可下成立，且每當面臨工商、稅務、城管等問題時，都是計生 委幫助協調解決，同樣實質具有合法性。只不過和南京中心有制度保障相比，這種 建立於關係網絡基礎之上的保障是有條件的，例如國家主任更換或是西安中心不 再以家庭計劃服務爲主要業務都有可能喪失這種保障。與此同時，西安中心既依附 於西安市計生委，在法律上也歸屬MSIC。

在政策影響下，西安中心沒能具有獨立身份，又由於領導人的關係網絡，使得 西安中心得以依附於政府存在。上一章總結了MSIC 在地化的目的是獲得正當性，

包括合法身份和滿足地方需求。在這裡可以進一步補充，合法身份既包括南京中心 這樣的正式法人身份，也包括西安中心這樣雖沒有正式註冊但由政府庇護獲得的 形式合法。正當性是一種協商的狀態，屬組織的外部控制（Pfeffer and Salancik, 2003:

214）。西安中心這種由政府賦予的非正式正當性在組織發展過程中始終發揮作用。

二、發展：被動執行

西安中心以非正式形態進入地方后，遵循北京代表處的指導，一方面開展家庭 計劃服務，另一方面執行KCF 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專案。2009 年末，KCF 專案結 束需要其他收入維持中心運營。這一時期外部環境是，中國政府對愛滋病防治相當 重視，又有許多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資金支持，有相當多愛滋病防治專案可供申請。

愛滋病防治方面，絕大多數國際組織是通過和政府合作發放資金，使得NGO 在執 行專案時，不可避免的和政府打交道。

西安中心在 2009 年開始參與愛滋病專案，起初是因爲區 CDC 的人參加了中 心組織的活動，知道這裏有醫護人員，請他們協助給羈押人員抽血檢測。中心此時 還需要完成給流動人口講課的任務，在知道 CDC 也給 FSW 人群做檢驗後，主任 主動提出中心可以負責這項工作，從而正式進入愛滋病防治領域。由於這項工作是 雙方完成各自的任務，疾控中心負責協調執法部門，使得西安中心得以進入娛樂場 所，這一年西安中心共完成772 份性工作者的抽血，沒有一例 HIV 陽性。2010 年 中蓋愛滋病專案到西安，因爲 FSW 人群的愛滋病感染率低，決定終止做 FSW 人 群，只做MSM 人群，西安中心面臨選擇，要麼改做 MSM 人群，要麼退出專案得 不到資助。西安中心主任雖然沒有接觸過MSM 人群，爲了不失去資金支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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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做MSM 人群的檢測，與其他做 MSM 人群的社會組織一同在市 CDC 領任務，

西安中心被分配300 的任務量。起初完全不知道 MSM 人群在哪，在瞭解到幾個同 性戀酒吧、浴池後逐漸把專案做起來。到六月底，蓋茨基金會來西安看專案時，西 安中心已經完成200 人次的抽血，初篩 23 例 HIV 陽性，13 人確診，被認爲「能 做事，抓住主要人群，陽性率也高」，從而在西安愛滋病防治領域占據一席之地。

（訪談，20150723）

西安中心這種進入愛滋病防治領域的方式具有很大被動性，工作方式、對象、

工作量都由資助方也就是資源供給方決定。相比較而言，南京中心因為具有獨立合 法身份，可以通過正式管道申請各種專案，申請書由中心自行撰寫⁵⁸，因此申請的 專案均是符合中心能力、擅長的反歧視宣傳、能力建設、愛滋病知識培訓這類倡導 型專案。西安中心不具有獨立合法身份，沒有議價能力，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的資源 需要遵照資助方的意見工作。

服務方面，西安中心在西安市計生部門的准許下持續開展避孕、流產服務。一 方面，家庭計劃是 MSI 總部的宗旨，作為地方分支，需要保持與總部一致；另一 方面，沒有正式註冊的西安中心依靠計生部門幫忙協調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問題，如 果不堅持提供計劃生育服務，將失去計生部門庇護的正當性。

因此，在此時期，西安中心在開展服務和執行專案時缺乏自主性，聽從資源供 應方的安排，包括北京代表處、專案資助方、政府部門。但西安中心成功完成各項 任務，使得其在以量化為指標的評估體系中獲得認可，為下一時期的工作奠定基礎。

三、穩定：資源依賴

2012 年后，愛滋病專案資助陸續結束，中心需要尋求其他生存資源。這裡需 要注意兩個背景，第一，中央政府重視愛滋病防治的政策沒有改變；第二，政府向 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開始興起。前文提到國際組織多是通過和政府合作向NGO 發放 資助，在境外資金陸續減少對中國艾滋病防治后，中央政府重視艾滋病防治的政策 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政府成為這一領域的資助主體。西安中心由於在上一輪的工作 中獲得認可，此時得以繼續獲得資助，只不過資助方從國際組織轉變為政府部門。

58 由於此時的中心主任是計生系統退休幹部，不熟悉項目申請書文本，申請幾乎都由在北京的 MSIC 診所發 展部主任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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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中心每年數千例HIV 檢測，占陝西全省 HIV 陽性的 16%（訪談，20150725）， 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協助疾控部門完成工作任務，達到滿足地方需求獲得正當性的 目的。正因為沒有正式註冊，依附於政府部門，更容易受到監管，在爭取政府購買 服務的資源時比身份獨立的組織更有優勢。這也是為何西安中心在地方能強調自 己的國際化身份，一方面可控的國際組織對政府非但沒有危險反而具有示範作用；

另一方面國際背景提升了組織的專業性和公益性，使西安中心面對顧客更具權威。

相反，南京中心獨立性強，與政府關係不密切，在上一時期執行專案又以倡導為主，

成果不在政府部門認可範圍內，使得在政府購買服務上沒有優勢。

在能持續穩定獲得資源的情況下，西安中心沒有組織變遷的壓力和動機。包括 身份和滿足地方需求的正當性以及資源壓力都是外部因素起主導作用，但在此過 程中，一些內部因素強化了西安中心的這種穩定。第一，西安中心的領導人負責整 個MSIC 的醫療，青島、南京、西安三個中心醫療事務都由她督導。每年她都會和 MSI 其他國家醫療負責人一起參加總部的培訓、會議，去其他國家走訪，這一身份 使得她需要在西安中心堅持家庭計劃為主的服務內容；第二，西安中心組織結構是 層級式，自上而下的管理，負責人長期以來沒有變動，也使得既有工作模式穩定。

第四節 小結

在對MSIC 南京和西安中心的發展歷程、現狀、內外因素對組織的影響進行比 較後發現，第一，作爲MSIC 的分支機構，兩個中心在成立時的任務、工作內容、

組織結構和制度都是一致的；第二，兩個中心現狀有諸多不同，可以概括爲服務內 容、倡導方式、社會關係三個主要方面；第三，縱觀兩個中心的發展過程發現，西 安中心創立後組織形態很快穩定，至今沒有經歷大的變遷，南京中心則不斷在調整，

造成現狀的不同；第四，兩個中心都受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但由於兩個 地方的環境不同，受影響程度和結果也不同；第五，領導人對中心具有重要影響力。

上一章分析了，INGO 進入一個新的國家后，會以在地化為方向進行變遷，目 的是為了獲得正當性從而能持續生存。這種正當性包括合法身份和滿足地方需求，

同時，作為 INGO 還需要從事總部使命範圍內的工作。本章著眼于 INGO 進入地 方后的在地化過程，通過對南京和西安中心的比較，完善正當性中合法身份的意涵，

在中國，這種合法性既包括正式註冊由法律賦予的法人資格，也包括雖無正式身份，

但由政府部門賦予的形式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