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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INGO 的在地化變遷過程

第一節 MSI 在中國的不同在地化變遷機制

MSI 自 1998 年進入中國,2000 年正式以「瑪麗斯特普中國代表處」的名義登 記,2003 年在青島成立中國第一個中心,其後在南京和西安又相繼成立中心,地 方中心都是以「你我健康服務中心」爲名稱登記。不僅是名稱不同,進入中國和進 入地方時變遷的方式也不同。本文第二、第三、第四章分別論述了MSIC 在中國總 的在地化進程和進入地方後在南京和西安的在地化過程。現將其與變遷理論對話,

總結如下。

一、組織理論視角下的三種變遷

總的來說,MSIC 是以在地化爲變遷方向,但三次變遷在動機和方式上又有所 不同。文獻中關於組織變遷的動機有三種,內在壓力(Lewis and Churchill, 1983), 非營利組織早期活動是受使命支配,比較注重「需求面」,幷向服務對象和捐贈人 傳輸使命,當組織成熟時科層制就會隨之而來,更多考慮成本,會增加專業人員,

政治權力也一樣會增加,從而産生變化,因此組織的成長創造了改變的壓力(Oster, 1995: 152);資源依賴理論(Pfeffer and Salancik, 1974)認爲組織生存需要從外界 得到資源,可能會使組織産生改變的壓力,繼續以同樣的方式做事不再能獲得資源,

外部壓力來源於經濟、社會及政治三方面,對非營利組織也同樣適用;最後一個改 變的壓力來自於模仿或制度上的相似,從新制度理論而來(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在許多部門,制度式的規範造成順從的壓力(Oster, 1995: 154)。

以此理論對照MSIC 發生的三種變遷,發現資源依賴都在發揮作用。無論是北 京代表處為獲得更多資源將愛滋病防治納入工作領域,還是西安中心繼續以同樣 方式做事仍能獲得資源從而不需要改變,亦或是南京中心在資源壓力下不得不徹 底在地化變遷。但文獻中沒有涉及到的是,與西方非營利組織能較為容易獲得合法 身份不同,INGO 在中國的變遷動機還來自於爭取正當性(表 5.1.)。正當性包括合 法身份和滿足地方需求,其中合法身份又包括在國家法律准許下註冊而獲得的正 式身份,也包括雖沒正式註冊,但通過依附政府而獲得的形式合法;滿足地方需求 既包括滿足地方政府需求,也包括滿足在地社會的需求,滿足地方需求是獲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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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條件之一,而身份合法與否完全依賴於政府的態度,因此即使是滿足在地社 會的需求歸根結底仍是滿足政府需求。在此過程中,INGO 還不能背離總部國際化 的使命。由表5.1.可以看到不論是 MSIC 還是西安中心、南京中心都滿足合法身份 和滿足地方需求這兩項。而MSIC 南寧、鄭州中心,則是因為一直不能獲得合法身 份而被迫關閉。

表5.1. MSIC 正當性來源

正當性

合法身份 滿足地方需求

正式法人 形式合法 政府需求 社會需求

MSIC

西安中心

南京中心

雖然都是在爭取正當性和資源產生的壓力下變遷的,變遷方式卻有所不同。北 京代表處是MSI 在中國的管理和策略制訂部門,MSI 在中國的整體發展都與其有 關,從選址開設地方中心、申請專案資助、到註冊商業公司和基金,都是制訂「藍 圖」再實施的過程,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在地化,在地化一開始就被作為目標 實施。

MSIC 南京中心在十年間經歷數次變革,服務內容和對象不斷拓展,倡導方式 幾經調整;而MSIC 進入西安後,迅速穩定下來,此後在工作內容、服務對象等方 面都沒有大的變化。前者的變與後者的不變都是對資源壓力的反應。南京中心擁有 獨立身份,在外界資源豐富時對自身變遷方向是具有「內部選擇」空間的,然而幷 沒有實現組織轉型。反而是在有生存危機後,組織結構發生改變,從而引起制度上 的變化,乃至人的變化。南京中心的在地化是理性選擇的結果,是在每一步組織作 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沒有「藍圖」可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變遷路徑。西安 中心長期沒有獨立身份,依附政府部門獲得合法性,業務上一方面按照 MSI 的評 估體系執行,另一方面做好政府賦予的任務,以此獲得在地生存的正當性。由於可 以獲得長期而穩定的資源,沒有變遷壓力,是其穩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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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化和在地化

國際化和在地化也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身份上的與工作內容上的。先從身 份看。

法律上,在北京注冊的「瑪麗斯特普」中國代表處和在地方注冊的「你我健康 服務中心」是各自獨立的機構。雖然地方中心受北京代表處的領導,但在不同情況、

不同地區,外界看待這個組織的方式是不同的,這也反過來影響組織的生存和發展。

使用「瑪麗斯特普」還是「你我健康服務中心」實際代表著對組織的身份認可是更 接近國際組織還是在地組織。北京的「瑪麗斯特普」從身份上自然是國際組織,但 在地方卻有所不同。

西安中心主任強調組織的國際化背景。

「你我健康中心」的名字不好,別人都不知道,又特別長,不像一個國 際組織。應該用「瑪麗斯特普」的品牌,人家即使不知道,還會感興趣 問是做什麼的。注冊上有問題的話可以在注冊的時候用「你我」,對外 宣傳都用「瑪麗斯特普」。我們和政府部門,他們都要我們把「瑪麗斯 特普」寫上。(田野筆記,20150615)

上文提到與南京中心有過合作的政府官員則是另外一種看法,他認為南京中 心沒有醫療資質,走在灰色地帶,但服務好,顧客口碑好,所以政府部門是和「江 蘇你我健康服務中心」合作,而不是和「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合作。

這種區別首先源於地方政府對兩個中心的不同態度。西安中心雖然沒有獨立 注冊但與政府部門關係密切,在計生和疾控部門的監督指導下開展工作,2015 年 初甚至搬進西安市計劃生育服務站。對於政府來說,和這個組織的關係是上下級,

組織活動是可控的,幷且INGO 的名聲還爲其工作增添國際化、專業度的美名。在 南京,中心有獨立身份,和政府是合作關係,特別是後期爲發展業務獲得顧客信任,

不會將顧客信息提供給相關部門。對政府來說是不完全可控的NGO,那麼,否認 其國際組織的身份是更安全的做法。這種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分部對其國際組織 身份的認同程度。

因爲INGO 的身份對西安中心只有好處,沒有威脅,它也在各方面強調自己的 國際化身份,包括在門口顯著位置體現「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的名稱,對外宣傳 自身是國際公益組織,流産技術是英國的,得到世界衛生組織認可。西安中心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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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多是來做流產手術或進行 HIV 檢測,國際公益組織專業水平高、收費低對顧客 有吸引力。因此,在顧客眼中西安中心是一家具有外國技術、權威(政府認可)的 國際公益(收費低)組織。

而國際化背景不能為南京中心在面對顧客時帶來更大的好處,因此也沒必要 強調國際化。南京中心的顧客主要是性工作者和愛滋病毒感染者,婦科檢查並非技 術難度特別高的工作,為愛滋病毒感染者做HPV 治療也由合作醫技師操作,專業 化在這裡并不重要。反而是這些邊緣人群對保密的需求更高,組織是不是低調、隱 秘更重要。

工作內容上看西安長期執行與 MSI 國際使命一致的家庭計劃服務,雖然有一 些在地化服務內容的嘗試,但規模都不大或短期就結束了。除了因為這本身是MSI 的工作重點,也為西安中心帶來穩定收入,還因為西安中心主任是MSIC 醫療負責 人,經常參加總部的會議,堅持家庭計劃服務正是她的任務之一,再就是西安中心 依託政府部門,即便流產手術出現狀況,也有政府部門為其解決。

相反,南京中心的工作內容逐漸遠離家庭計劃服務,尋找在地需求,開拓新的 市場。這是因為,第一,此前流產手術量就不高,沒能帶來持續收入,不得不開發 其他需求;第二,南京中心身份獨立,流產手術又具有一定風險,一旦出現狀況沒 有政府部門會為其背書。

MSIC 的工作內容包含地方中心和北京代表處的工作,因此在國際化和在地化 方面兼顧。

三、爲何進入中國和進入地方不同

湯蘊懿(2012)用「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ive)的概念分析在中國的 INGO,

發現由於中央政府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要求而産生意 識形態偏好,進而有選擇地放鬆INGO 准入條件,與其形成「互惠合作」的非正式 制度安排。揭示了INGO 進入中央層面和進入地方的不同,MSIC 在中國發展的歷 程同樣可以看到這種現象。

在中國,中央層面和地方層面對 INGO 的態度和需求是不同的。MSI 進入中 國是在國家計生委和 UNFPA 合作履行《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由於中 國是簽署國之一,需要向國際社會表態自己在生殖健康領域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在 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化政策飽受國際輿論抨擊的情況下。MSI 在國際上的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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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水平生殖健康服務的INGO,工作不涉及倡導,引入中國不僅沒有風險,還 能展示一種與國際接軌、有意改革的態度。

在第二章,我總結了INGO 正當性的來源既包括在地合法化、滿足地方需求,

還包括符合總部使命,在中國這種滿足地方需求往往表現爲滿足政府需求。中央層 面,MSIC 的國際組織身份、信譽即是它正當性的來源,因爲這些滿足了政府需求。

但是,如果MSIC 不開設中心提供家庭計劃服務,則無法實現組織使命。MSIC 在

但是,如果MSIC 不開設中心提供家庭計劃服務,則無法實現組織使命。MSIC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