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在地化過程——瑪麗斯特普的個案研究

doi:10.6342/NTU201602250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在地化過程

——瑪麗斯特普的個案研究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NGOs in China:

A Study of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成瑤 Yao Cheng

指導教授：蕭新煌 教授

Advisor: Hsin-Huang Micheal Hsiao, Professor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doi:10.6342/NTU20160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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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組織變遷可以提高組織的適應性，然而什麼情況下組織會發生變遷？組織變 遷的機制爲何？組織變遷受什麼控制？文獻中關於組織變遷的主要來源大致可分 爲三種：內在壓力internal pressures（Lewis and Churchill, 1983）、資源壓力resource pressures（Pfeffer and Salancik, 1974）、模仿的力量 mimetic forces（Dimaggio and Powell, 1983）。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既有符合組織理論的部分也有特 殊性，本文通過對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在地化過程進行研究，與組織變遷 理論對話，描摹出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地方後的變遷機制。

本文以瑪麗斯特普中國代表處（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China，MSIC）爲研 究對像，采取個案研究方法，結合比較研究。依循由組織外到組織內，由宏觀到微 觀的脈絡，對影響MSIC 在地化變遷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資料主要來自 我在MSIC 地方中心從 2015 年 3 月到 9 月持續半年的田野工作，通過參與式觀察 記錄的田野筆記、與MSIC 相關的 34 人次深度訪談、收集到的大量文本資料。

研究主要回答INGO 的變遷方向、變遷條件、變遷動機、變遷的影響因素這些 問題。我發現MSIC 在中國的變遷是以在地化為方向的。總部給予中國代表處較大 自由度；領導人和總部的關係網絡；政策和相關部門領導的態度三個條件是能否成 功在地化的前提。INGO 在地化的動機是爲了爭取正當性和資源，正當性包括獲得 合法身份和滿足地方需求，其中，政府起非常關鍵的作用。這是因為在中國，合法 身份既可以是獨立法人資格也可以是在政府庇護下獲得的實質合法身份，而滿足 地方需求最終是要滿足地方政府需求。雖然改變的壓力來自外部，但組織內部的結 構和制度是其能否掌控變遷方向的關鍵。

關鍵詞：組織變遷，資源依賴，內部選擇，非營利組織，正當化，國際非政府組織，

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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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important for an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adapt. Yet, under what conditions is organizational change more likely to occur?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What forces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ree main 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ternal pressure (Lewis and Churchill, 1983); resource constraints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4); an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I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evident that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NPO)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 exhibit both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any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own organizational specificit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NGO (INGO) in China, this thesis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Using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China (MSIC) as the primary object of research, in-depth 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are conducted. A number of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MSIC’s trajectory of institutional localization and change in China have been analyzed, including tho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micro and macro contexts. The findings are based on intensive on-site fieldwork conducted in China in 2015, during which original data were gather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34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relevant actors, and archival research.

A number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INGOs’ organizational change has been investigated and answered, including ex ante conditions, motivations, directions, and influences. I find MSIC’s 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mainly driven by its effort to effectively localize in a given loca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milieu. Its ability to localize in China stemmed from three conditions: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endowed by its headquarters in the West;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l managers in China and leadership in the headquarters; and policies and attitudes of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ina. INGOs attempt to localize in China mainly in order to secure legitimacy and solve resource constraints. Legitimacy includes leg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serve the demands of their local constituents. In this dynamic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s a critical role, for two important reasons: i) in China, legal or “lawful”

status can be obtained either as an independent legal entity or as a quasi-public entit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meeting the demands of local constituents is often tantamount to meeting the demand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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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catalyst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usually comes from outsid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of INGOs often determine the trajectory of thereof.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source dependence, Internal selection, 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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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台大讀研究所的這三年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沒有外界壓力下主動學習。上課時 還好，因為每週有進度壓著，寫論文的過程中，數度因為「我在寫什麼亂七八糟的 東西呀」的想法，想要放棄，還好終於堅持下來。

也許人在全然自由的狀態下，要承擔的責任，背負的包袱更重，然而嘗到了自 主選擇的快樂，便再不願回到沒有選擇的狀態。這也是我在田野過程中最大的收穫

——選擇，然後承擔後果。後來成為我在文章中追尋的答案。感謝瑪麗斯特普給我 這個機會了解「選擇」的意涵，它的口號Children by choice not chance 給我太多思 考。田野中另一大收穫是結識了一群有趣的人，關愛社的每個年輕人，你們認真思 考的樣子讓我對中國青年人有了新的認識；瀾姐、Humphrey、劉老師……以及許 多不能列出名字的良師益友給我帶來醍醐灌頂的思考。

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蕭新煌老師。第一學期選課，我曾在民間社會與社會運 動之間躊躇了一下，或許是中國人本能迴避運動而希冀制度性的改變，最終選擇了 民間社會課程，從而與蕭老師結下緣分。蕭老師的人格和學術為我樹立了一個標準，

偶爾聽他談到以前建立組織的事，萌生一股自己也要去行動的勁頭。論文寫作過程 中，每次和蕭老師交流后都會產生更進一步的思考，享受到學術的樂趣。非常感謝 口試委員官有垣老師，無視我的選題變來變去，每次都給予細緻的建議，還幫我找 資料。徐世榮老師的存在就足以激勵我，第一次見面是在蕭老師的課上，請徐老師 講座，那麼溫和有禮的人，抗爭時卻沖在最前列，對土地對農民飽含情誼。

在台大的這幾年，研究所和紹興的同學就是我認識台灣的窗口，感謝你們給我 看到一個美麗的台灣。上過的每一門課都很棒，第一次發現讀書也是有趣的事情，

為當初選擇社會系感到幸運。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父母從來沒有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也不會說「你該怎樣」， 我知道其實是在你們面對周圍的壓力。感謝Kyoung，這八年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人，打開我看待世界的另一扇窗，支持我做的所有工作，這幾年跟著我北京、南京、

台北到處跑，自己的博士論文都是用Skype 口試的。如果沒有你，我很可能不會有 勇氣來台灣唸書，接下來該我跟著你跑了。

畢業，我去改變世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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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中文摘要 ... i

Abtract ... ii

致謝 ...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 4

第四節 研究方法和研究設計 ... 12

第二章 國際組織在地化的變遷條件 ... 16

第一節 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發展 ... 16

第二節 MSI 進入中國後的發展與變遷 ... 24

第三節 MSIC 變遷的條件 ... 33

第四節 小結 ... 41

第三章 變或不變：INGO 進入地方后的變遷動機 ... 43

第一節 兩個中心的不同發展軌跡 ... 43

第二節 內部和外部因素比較 ... 52

第三節 以西安中心為例分析變遷壓力來源 ... 64

第四節 小結 ... 67

第四章 一個 INGO 徹底在地化變遷的樣本 ... 69

第一節 南京中心的變遷過程 ... 69

第二節 組織結構和制度變化 ... 75

第三節 理性選擇：徹底在地化 ... 77

第四節 小結 ... 79

第五章 結論：INGO 的在地化變遷過程 ... 80

第一節 MSI 在中國的不同在地化變遷機制 ... 80

第二節 個案的適用性討論 ... 84

第三節 小結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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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93

附錄一：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 101

附錄二：MSI 在各個國家的服務統計 ... 104

附錄三：MSIC 2001 年至 2007 年 5 月專案一覽表 ... 109

附錄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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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2.1. MSIC 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 24

圖 2.2. MSIC 組織架構 ... 30

圖 2.3. MSIC 鐵路系統項目關係網絡拓展 ... 39

圖 2.4. MSIC 關注議題和合作方的拓展 ... 40

圖 2.5. MSI 進入中國后身份與工作內容上的在地化變遷趨勢 ... 42

圖 3.1. 非營利産業六勢力分析圖 ... 57

圖 3.2. 兩個中心的組織結構 ... 61

圖 4.1. 南京中心服務內容的擴充 ... 69

圖 4.2. 南京中心倡導策略變化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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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1.1. 訪談目錄 ... 14 表 3.1. 南京中心與西安中心的現狀對比 ... 45 表 5.1. MSIC 正當性來源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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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來臺灣讀研究生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網站的公益頻道工作，常與國內外各種不 同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在和這些組織合作的過程中，我發現國際和本土組織在價值 觀、工作方式、管理等方面有很大區別。又由於自己的個人經歷，我對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融合一直抱有好奇。幾年前我參加了一場「汶川震後社會心理支持專案」的 總結會，會上一位專家談到在專案執行過程中在地文化與國際組織規範之間的種 種碰撞，引起我的興趣。例如，參加培訓的都是當地村長、村支部書記，習慣在房 間裏抽烟，但外國專家要求不可以在室內抽烟，學員抱怨不抽煙就沒精神；中國講 師用小獎品激勵學員參與討論，外方代表認爲這是賄賂行爲予以禁止。近幾年越來 越多的中國非政府組織出國交流、學習，卻和在中國開展工作的國際非政府缺乏溝 通、瞭解。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以及政府加緊對境外組織的管控，越來越多的國際 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GO）減少了對中國的資 助，甚至撤出中國。過去，INGO 在中國經歷過怎樣的變遷，現在，INGO 又面臨 何種挑戰？我由此産生研究 INGO 的興趣，也將研究對象聚焦於那些進入地方開 展工作的INGO。

和草根組織相比，INGO 在進入地方後，既要適應地方上的社會、經濟、政治 環境，又要堅持總部賦予的組織使命、原則，若有一方處理不好，便難以在地方生 存。另一方面，INGO 即便在地方生存、提供服務，這些服務是否是在地需要的，

是否能達到INGO 的初衷也是我有所疑問的。《我的凉山兄弟》（劉紹華，2013）一 書中「中英愛滋病防治合作專案」雖然投入大量資金仍免不了失敗的結果，也是我 這些年在工作中時常看到的現象。我因此計劃進入一家 INGO 做深入的觀察和瞭 解，研究INGO 在地方生存的同時如何因應在地需求，實現組織使命。

離開大學七年以後，在臺灣重返校園，讓我有機會和衆多臺灣青年人做同學、

交朋友，在和他們溝通的過程中，我開始重新關注中國青年。都說青年是社會的未 來，中國16-26 歲的青年人有 2.25 億，占全國人口的 17%¹，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

1 根據《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資料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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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當我關注中國青年的消息時，一些此前沒有注意到的現象進入視野，既有留學 生回國創建社會企業，也有普通大學生不畏校方反對聲援校內清潔工罷工，還有青 年農民工返鄉參與鄉村建設。這些行動不僅是個人的，還由於青年人活躍、張揚、

渴望認可，以及熟悉社交媒體的特性使其不僅容易傳播和效仿還有可能産生更廣 泛連接。所以我把以青少年爲服務對象的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MSI）作爲研究對象。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中國代表處（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China， MSIC）是一家面向青少年開展性與生殖健康服務和倡導的國 際非政府組織。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世界銀行將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GO）

定義爲，那些總部位於發達國家幷在一個以上發展中國家運作的非政府組織即爲 INGO（徐瑩，2011）。此外，還有一些更嚴格的定義，例如國際協會聯盟認爲國際 非政府組織需要滿足六個條件(王名、杨麗，2011)。中國學者王名和楊麗（2011）

對INGO 所做的定義是，「依據國內法設立，其成員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其活動 具有跨國性，在基本屬性上具有非營利性、民間性與志願性特徵，幷主要開展非政 治性、非宗教性活動的NGO」。就中國現狀而言，由於還缺乏法律法規確認 INGO 在中國的合法地位，且一些 INGO 帶有宗教及政治性，因此本文將采取世界銀行 的定義。

自1980 年代 INGO 重返中國以來，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0s- 1990s 初）INGO 主要通過專案援助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各類公益專案實施；第二 階段（1990s 初-21 世紀初）經過 89 事件後的短暫沉寂，INGO 的專案規模逐步擴 大，除了與地方政府合作，也開始與本土基層組織和地方NGO 合作，幷在中國成 立辦事處；第三階段（21 世紀初—至今）INGO 的本土化進程加快（王名、楊麗，

2011）。據估計三十年來，有數千個INGO 先後在中國開展工作(謝世宏等，2012)。

雖然大量 INGO 在中國開展工作，但其長期面對的合法性問題始終沒有得到 解決，在2016 年 4 月 2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²

（以下簡稱《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前，與之相對應

2 該法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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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令只有1989 年頒布的針對外國商會的《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以及 2004 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後者首次允許INGO 在中國注冊辦公室，依據該條 例，INGO 需要找到一個願意負責監督它們的業務主管單位，可以從事公益專案，

但不能在國內進行籌資和接受捐贈。實施以來僅有29 家境外基金會代表機構成功 登記³，占在中國的INGO 極小一部分。

爲了機構在中國的工作順利開展，INGO 往往采取其他方式獲得正當性，例如 在香港或澳門登記；工商注冊成爲企業；通過向中國的合作夥伴撥款開展活動；設 立臨時性的專案辦公室等（馬秋莎，2006）。這些制度上的措施即便使 INGO 在中 國的工作獲得法律合法性，但政治合法性卻是 INGO 在中國開展活動的前提（韓 俊魁等，2011），然而沒有制度確立政治合法性，INGO 在中國的正當性不斷受到 挑戰。

通常對INGO 的分類都是以工作領域來區分，根據中國發展簡報發布的 NGO 名錄，在中國從事環保和教育的INGO 數量最多，其次是能力建設/研究/諮詢以及 健康和愛滋領域。雖然沒有明確關於青少年的分類，但許多 INGO 的服務對象以 青少年爲主，包括幾乎所有的教育類INGO，以及絕大多數愛滋病防治組織。例如，

國際青年基金會（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樂施會（Oxfam）、瑪麗斯特普 國際組織（Marie Stopes）等等。

2010 年 14—29 歲的中國青年爲 34420 萬⁴，占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男女 性別比爲104∶100。城鎮青年占 55％，農村青年占 45％，其比例遠高於全國城鎮 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占比（50.3％：49.7％）。從教育程度來看，2010 年大專生以上 人口占青年總數17.79％，比 2000 年提高了 12％。流動青年占全國流動人口的 39.4

％，構成中國流動人口的重要群體。青年人口流動的最大原因是務工經商，其次是 學習培訓。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中國14-29 歲的青年人口數量大，流動性高，城 市化速度快以及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占世界人口二十分之一的中國青年，他們的 意識和行動都會對社會産生巨大影響，因此也成爲重要的研究議題。正如聯合國所 述：

3 使用中國社會組織網進行查詢，查詢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http://swshzz.chinanpo.gov.cn/search/searchOrgList.do?action=searchOrgList

4 根據 2010 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目前國內外幷沒有對「青年」這一概念進行年齡上的明確界定，

聯合國大會將「青年」定義爲年齡介於15 歲與 24 歲之間（含 15 歲和 24 歲）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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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社會重大變革的推動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他們通常面臨著這樣 一個矛盾，尋求融入現有秩序或成爲改變這種秩序的一種力量。世界各 地的青年生活在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社會經濟環境的國家中，他們都渴 望充分參與社會生活。（聯合國，1995）

面對如此龐大的青年群體，很難簡單的概括其特點，自八十年代産生的許多形容青 年人的詞語都不足以描述中國的年輕一代， Alex Cockain（2011）在其 Young Chinese in Urban China 一書中對中國青年的描寫有別於在西方媒體、主流學術界

「標簽化」下的中國青年形象，他認爲中國年輕人是複雜，在不同背景下會有不同 的表現。各種研究和報導都側重於青年人的某一方面特徵⁵，主流社會無視已經在 青年人中普及的亞文化，或者將其視爲「問題」。例如，青年人性行爲被納入婚戀 範疇，將「約炮」、「一夜情」、「外圍女」這些不以婚姻或戀愛爲目的的行爲全部歸 結爲道德敗壞，是錯誤的。某大學男生宿舍一層樓68 人中有 9 名有過男男性行爲

（田野筆記，20150410），而有關大學生男男性行爲的報導全部與愛滋病相關。這 樣的態度既影響政策制定也影響研究的視角。雖然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指導下很 早就普及避孕、流産的服務，但因爲將婚前性行爲和未婚先孕視作不應該發生的，

生殖健康服務只適合於已婚女性，不考慮未婚青少女的需求。性安全教育方面，也 一味強調「不要」，2008 年由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就明確指 出「婚前性行爲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爲」。使得青少年獲得性 知識的管道主要來自傳媒和同伴而不是學校和家長（張立英、Shah、李曉銘等，

2010）。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一些非政府組織才會選擇從事性安全教育的工作。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一、INGO 理論及中國 INGO 研究

（一）INGO 跨國援助的理論基礎

對於NGO 爲何能跨國提供援助和服務，「公共財貨理論（Public Goods Theory）」

5 新華網的一篇綜合報導《世界眼裏中國年輕人的十個特點》（2010）雖然以解讀城市普通青年爲主，但網 羅了各種外國媒體對中國年輕人的報導，可作爲瞭解中國青年的一個窗口，這十個特點包括：見識廣更開 放、不願吃苦更加自主、傾向在國內發展、關注公共事務向世界發出聲音、網絡化生存、行爲現代觀念傳 統、深受住房問題困擾、面臨情感困惑、消費觀念奢侈有拜金主義傾向、缺乏安全感與堅定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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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爲政府要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才可以提供公共財貨，政府對公共財貨的提供 傾向於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Ostrom, V. & Ostrom, E., 1971），因此在政府不能滿足 少數人的邊緣性需求時，需要非營利部門來提供（Weisbrod, 1975）。在一些國家，

MSI 已經成爲最重要的家庭計劃服務提供商。

政治學界的「新跨國主義論者（the New Trans-nationalists）」指出非國家的行 動者有能力也應該處理一些民族國家內部面臨的棘手問題。NGO 之所以能展現這 種功能，是由於它能夠克服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限制，進而建構出一個以全球人道 關懷爲主的國際服務場域（Galtung, 1975; Alger, 1984/85; Mansbach and Vasquez, 1981，轉引自官有垣，2004： 17）。另外一些學者則在此基礎上提出「基本人類需 求」的觀點，強調INGO 的「非政治性」是其爲受援國政府和社會接受的原因（Lissner, 1977; Sommer, 1979; Bolling, 1982; Gorman, 1984; Smith, 1990，轉引自官有垣，2004：

17）。

全球化是INGO 崛起的重要動因，因爲全球化發展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新 問題是傳統的國家行政和外交無法解決的（王傑、張海濱、張志洲，2004：39）。

由此，治理和公民社會理論經由 INGO 跨越國界的實踐得以演繹成爲全球治理和 全球公民社會理論，傳統的以主權國家爲中心展開的國際政治理論受到挑戰。許多 研究認爲，全球社會互動的不斷加強已經使以INGO 爲主體的「全球公民社會」成 爲世界政治中的一種重要行爲體，對國家主權構成相當大的制約（Clark, Friedman

& Hochstetler, 1998）。INGO 能成爲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爲體之一，依靠的是由規 範、道義、知識和可靠的信息而産生的權威（全球公民社會）（王傑等，2004：121）。

（二）中國政府與民間組織關係研究

政府與民間組織關係研究的淵源來自國家與社會關係。鄧正來（1999：86）認 為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思想，為其後從理論上完成公民社 會與國家分野奠定了基礎。雖然馬克思（1972：411-413）提出公社是國家政權的 對立物，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革命是反對國家本身，是人民為自己的利益 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然而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上了強化國家政權 和強化國家對社會控制的道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處於政府的嚴格管理和控制之 下（李珍剛，2004：17）。孫立平（1994）等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稱作重國家-輕社 會模式，此時國家幾乎壟斷著所有重要資源，以此為基礎國家對幾乎全部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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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嚴格而全部控制，改革開放后，相對獨立的社會開始形成，民間社會組織化程 度增強。Wakeman（1999）對此卻并不樂觀，他認為雖然公共空間在不斷擴大，國 家的強制權力也在持續擴大，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按照義務和依附而非權利和責任 來理解社會存在，以至於難以行使對抗國家的公民權力。

許多學者受民間團體不受國家力量支配(Taylor, 1990)的公民社會標準影響，從 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關係的角度研究中國的NGO，產生不同的結論。Ru Jiang（2004）

通過對22 個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研究發現，國家未能實現對非政府組織預期的嚴格 控制。另一項研究則發現，雖然草根組織總是受壓制，但即便是非法組織也能獲得 來自政府的支持（Spires，2007）。李珍剛（2004:98-106）將中國政府和非營利組織 互動模式總結為六種：退出-進入；管制-發展；委託-代理；支持-服務；分離-自立；

侵權-救濟。

也有文獻指出，「資產者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等概念被用於分析中國時，預設了一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然 而這是從不適合於中國的西方經驗中抽象而來的理念型，因此提出區別於國家與 社會的「第三領域（Third rcalm）」（Huang，1999：429）。國家與社會既參與其中，

它亦具有超出國家與社會影響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邏輯。Salmenkari （2013）則認爲 與其過多關注中國公民社會是否獨立於國家，倒不如著力於研究中國社會組織間 的橫向聯合，這種聯合可能形成公共意見，從而産生能與國家抗衡的真正公民社會。

（三）中國

INGO 研究

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取向也影響到 INGO 的研究，相關文獻多數是從組織 外部政治與社會環境出發，探討組織如何爭取合法性，組織與政府、合作者的關係，

組織如何爭取資源等。因此新制度主義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常被用來作爲分析框 架，甚至在探討 INGO 的成效時也是從其是否獲得社會合法性的角度進行的，即 爲地方帶來資金和收益即獲得社會合法性（韓俊魁等，2011）。

在追求合法性方面的研究還包括，湯蘊懿（2012）用「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ive）的概念分析 INGO，發現由於中央政府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地方政 府出於自身利益要求而産生意識形態偏好，進而有選擇地放鬆 INGO 准入條件，

與其形成「互惠合作」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這種合作有些時候甚至形成了社會領域 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現存制度的變革，使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制度變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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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大，最終被持久鎖定在滿足境外非政府組織利益要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之下。

郭占鋒 (2012)通過對一個 INGO 前期「入場」進入專案地和後期「運作」專 案過程的觀察，發現該機構一步步從資金擁有者的「主動方」陷入「地方性知識」

的控制之中,以致於呈現被動性「入場」與依附性「運作」的特徵,最終導致發展專 案在實踐上的扭曲和變形。

在地化成功的例子有國際小母牛，陳太勇 (2011)的研究，不僅關注其與合作 對象的互動，也關注到其與當地雇員、受助者的互動，研究認爲國際小母牛從最初 進入中國遇到生存和發展限制到其後成功實施專案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充分利 用當地雇員，相信和使用本地人承擔和開展專案，二是通過與政府合作。作者本身 亦是國際小母牛中國區主任，對其運作模式、工作策略都相當熟悉，但也限於這樣 的身份，使其更多的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看待問題。

廣東獅子會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合法注冊幷開展活動、發展會員的 INGO，在中國這樣一個對於具有國際背景的民間組織仍然十分敏感和有所規制的 政治情景下，獅子會卻得到迅猛發展。朱健剛和景燕春(2013)用新經濟社會學的核 心概念「嵌入理論」（embeddedness）對廣東獅子會進行觀察，認爲從認知、文化 和結構三個維度嵌入中國本土是獅子會得以生存和繁盛的原因。事實上，在中國的 INGO 爲順利開展工作，都或多或少的以這種嵌入方式獲得正當性。

這類研究的局限在於用一種理論作爲工具，解釋 INGO 在地化成功或失敗的 原因，缺乏與理論更深入的對話，沒能完善和修正理論。此外，研究者多是以INGO 具有正當性爲預設前提，從這一角度進行研究，失去了觀察公民社會組織獨立性的 機會。

Spires (2012)一項針對 INGO 爲本土 NGO 進行管理課程和培訓的研究發現，

INGO 組織的這些培訓專案更多反映的是國外捐助者的一厢情願，體現的不是中國 草根組織的需求，而是北美慈善界高度專業化的特點。儘管中國政府對境外組織保 持警惕，但事實證明，INGO 所推行的操作和理念可能恰恰有利於政府加強對 NGO 的管理⁶。在INGO 和草根組織之間的這種不對等也可能發生在 INGO 和服務對象

6 但是該文的主要論點也被一些任職 INGO 的人士駁斥，認爲其中一些問題是源於中國政治環境和文化背 景，且作者的資料大多收集於2005 年至 2007 年之間，反對者認爲中國公益在 2008 年四川地震後經歷快速 發展，國際組織也在與時俱進，越來越多中國人進入INGO 的决策層，造成文中的許多現象已經不存在（萬 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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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

還有一些個案研究對以上提到的問題作出了響應，陳彥蓉(2009)發現樂施會

（Oxfam）與草根組織的關係從馬秋莎（2006）所提到的資源依賴型轉變爲資源合 夥發展型，表明 INGO 和它們的資助對象——草根組織——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 變化。其變化的動機與依賴關係導致的問題有關，即提高機構本身的自主性，降低 一旦資助團體撤出導致的資源匱乏風險。另一項變化就是跨部門合作的增多，成效 顯著，使得原本單一的資源依賴，朝向風險分散，機構獨立自主的方向邁進。

戴光全、陳欣（2009）通過對英國海外志願服務社的社會人類學觀察，發現技 能援助型組織的困境，以及INGO、志工與社區間跨文化理解的局限，對 INGO 和 志工來說，對社區的認同比知識更重要。由於這一專案實施方式不涉及資金，合作 雙方在權力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影響其互動效果的因素。作者指出，

類似「賦權」、 「夥伴」、 「參與式」這類字眼對鄉村醫生來說是陌生的，如果 INGO 非要按這一套把當地原本的治理規則重新整頓，那就成爲「參與式霸權」。

這些個案研究多是從觀察者或執行者的角度出發，缺少其他行動者如服務對 象、合作對象的聲音。方法上多使用問卷調查和訪談，但問卷調查存在樣本少，回 收率低的問題，例如一個關於INGO 整體情況的研究，有效問卷只有 44 份，回收 率爲10%（韓俊魁，2011），訪談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願意接受訪談的機構人員多 具有同一類特質，焦點團體訪談的效果也受被訪者對訪問者的信任程度、受訪者之 間的關係所影響。

二、非營利組織變遷理論

（一）非政府組織與組織變遷

組織理論在傳統上幷不認爲非政府組織是獨特的，雖然大部分組織理論基於 商業界，但其中許多想法都與非政府組織有關（Lewis, 2001: 86）。對組織變遷的認 識大致經歷過如下演變。

「資源依賴理論」（Pfeffer & Salancik, 2003）是研究組織變遷的重要理論，認 爲組織不是相對自主的，環境對組織具有強大的約束影響限制了其可操作空間。所 有的組織爲了生存需要從周圍的環境中獲得所需的資源，爲達到這點，它們需要不 斷進行協商和交換，形成外部組織和環境對特定組織的「外部控制」，還會影響組 織內部的權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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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生命周期理論」對非政府組織具有很大影響力，使我們瞭解組織變遷及 領導的模式。Greiner 在 1970 年代切期，首次使用「人類生命周期」來比喻組織隨 著時間更替所歷經的結構變遷（Hatch, 1997: 173-7, as cited in Greiner, 1972: 37-46）。 Greiner 設定了五個組織必經的時期，草創期、結合期、代表期、正式期及協力期，

每個時期的特點不同，若發生威脅到組織基本生存的嚴重危機，將會觸發組織進入 下一個時期；每個時期發生危機的原因，一開始是領導的危機，而後接續是自主、

控制、繁文縟節的危機，最後則是更新。Hatch(1997：177) 引用 Greiner 的說法「每 個時期組織的發展，皆包含下次危機的種子」。

「組織世代演化架構」是 Korten(1987, 1990)受生命周期理論影響提出的非政 府組織世代理論，第一代，救濟與福利；第二代地方的自力更生；第三代創造環境 永續發展；第四代支持人民運動創造一種人人參與的制度環境，動員更多的人到社 會變革中來。Korten 沒有解釋很清楚這些改變如何發生，似乎暗示是「對社會經濟 文本脈絡的適應及演化」 ( Senillosa, 1998)。 這一模型指出非政府隨著時間變遷 的方向，以及組織擁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和操作空間，它同時強調領導人在非政府 組織變遷中的作用。一些有關NGO 的文獻顯示，許多組織是圍繞著一個強大的、

通常是「聖雄」式的創始領導者，用他的關係來動員資源，且處理組織運作的政治 環境，少數的創始個人「在組織成長後仍保持其聖雄式的控制」及傾向壟斷與其他 機構及政府的接觸（Wood, 1997）。對這個組織演化的模型也有不少批評，Senillosa

（1998）指出不同的世代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組織裏，NGO 在不同文本中會有一 些不同的演化方式，不同世代不應該有先後順序排列。它也被批評將複雜的東西簡 單化，其他批評則是從組織選擇的觀點而來，例如，Billis（1993）指出，生命周期 模式太過機械化，忽視了在決定如何改變組織的結構或活動時，組織自身是可以選 擇的——雖然這種選擇常常受限他認爲這種選擇在NGO 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

第三種從商業組織借鑒而來的組織變遷理論是「組織學習」，福特基金和的專 案專家Korten(1980)較早提出社區組織通過學習促進農村發展，他認爲，早期依托

「藍圖」改善貧窮的行動傾向失敗，結果只會加強當地精英的力量，因爲他們能掌 握新的資源與機會。他提出非政府組織的「學習途徑」，學習成爲有效果的、學習 成爲有效率的、學習擴張。然而組織學習是困難的（Talor, 2002: 351），從失敗中學 習特別關鍵（Edwards, 2002: 334），成功反而可能是種負資産（Sitkin, 1992)。與「資 源依賴」理論側重外部對組織變遷的控制不同，「組織學習」理論強調組織對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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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是有選擇的。然而不少案例顯示，非政府組織發展進程是一個結合外在壓力、

內部選擇及決策的非綫性、多方向的變遷（Lewis, 2001: 93）。

隨著對組織認識的拓寬，不再以它是一個機械模式爲前提後，「組織文化」開 始影響組織學習。「如果組織不是機械的，而像一個社區或是小型社會，那自然而 然每個社區會有其各自的口味與偏好、自己作事的方式、自己的習慣與用語，有自 己的文化（Handy,1988: 85）」。Handy 區分了四類組織文化，權力文化、角色文化、

任務文化、個人文化，一個非政府組織中常常存在多層次文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INGO 興起帶來了對「跨文化管理」的思考。根植於西方 的意識形態、價值和管理理論及技巧移植到發展中國家時會導致很多方面無效果 和無效率（Jaeger & Kanungo, 1990: 1）。基於這種認識，一些 INGO 進入新的國家 會采取在地化策略。

（二）組織惰性及組織變遷來源

組織爲什麼要變遷？文獻中提出組織變遷的三種動機，內在壓力、資源的壓力 和模仿的力量，這三種壓力在非營利組織中也同樣適用。非營利組織早期活動是受 使命支配，比較注重「需求面」，幷向服務對象和捐贈人傳輸使命，當組織成熟時 科層制就會隨之而來，更多考慮成本，會增加專業人員，政治權力也一樣會增加，

從而産生變化，因此組織的成長創造了改變的壓力（Oster, 1995: 152）。對資源的 依賴（Pfeffer and Salancik, 1974）可能會使組織産生改變的壓力，繼續以同樣的方 式做事不再能獲得資源，外部壓力來源於經濟、社會及政治三方面。最後一個改變 的壓力來自於模仿或制度上的相似（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在許多部門，制 度式的規範造成順從的壓力（Oster, 1995: 154）。

與組織變遷相對應的問題是組織爲什麼不變，即組織惰性的問題。「組織的惰 性來自於組織的物理特性如固定資産設備以及組織的特性，包括階層制度、報酬規 則和其他種類的事物等，而外在理論，例如管理實體、監督單位也會帶來結構的惰 性（Oster,1995: 149-50）」。Hannen 與 Freeman（1984）提出組織惰性的一個主要來 源是來自問責的壓力，當遇到組織生産象徵性或很難評估的服務或貨物時；存在相 當大風險時（例如醫療）；組織與員工或顧客之間的關係是長期的時；以及組織的 宗旨高度政治化時，問責的壓力特別強。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會堅持例行性事務，

甚至當組織失去它們生存的價值時也是如此。此外專業主義也可能會降低變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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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Oster（1995: 154-5）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得出兩個有關組織變遷的規律都與我 的研究有關，第一，全國性體系內的地方自主將激勵組織的變遷；第二，改變的傾 向隨著組織成立的時間及緊密的網絡會員制而降低，接觸其它的組織會增加變遷 的傾向。

這些文獻都是基於組織需要變遷爲前提的，變遷能提高組織適應性，爲組織帶 來資源，是組織生存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一個非營利組織在權威外部組織（如政 府）的保障下，能夠穩定獲得資源，且沒有生存危機，組織變遷還是必須的嗎？這 種情況在中國是存在的。

三、研究問題和分析架構

研究的理論問題是非營利組織變遷機制爲何？通過一個在中國的 INGO 個案 分析，將理論問題具體化爲如下幾個經驗問題，非營利組織變遷的目的是什麼？變 遷的條件是什麼？影響變遷的因素有哪些？變遷的方式是怎麼樣？這裡的變遷既 非重新建構現存組織，也非組織發展過程中一般性的變化，而是組織的新形態取代 舊形態（Oster, 1995）。具體到我觀察的對象，變遷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衡 量，外部看組織的關注議題、服務對象、工作方式是否有變化，組織內部的結構、

制度、文化是否有改變。文獻指出，根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價值和管理理論及技 巧移植到發展中國家時會導致很多方面無效果和無效率（Jaeger & Kanungo, 1990:

1）。一些INGO 在進入新的國家後，最清晰的變遷方向是在地化，我將以此為切入 點觀察其變遷過程，對以上經驗問題分別討論，幷不斷與理論對話，回應理論問題。

非營利組織如何克服外部控制，在變遷過程中提高自身的選擇能力是我的核心關 懷。文章主要理論架構是組織變遷的三種動機來源，我將分析在 INGO 在地化的 不同階段，這三種動機分別扮演何種角色，如何發揮作用。由於我研究的對象既是 非營利組織也是非政府組織，因此在引用文獻時這兩種名詞會混用。對個案的觀察 將在第二、三、四章分別展開，并陸續回答以上問題，第五章將總結INGO 在中國 不同形態的變遷形式，并回答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

第二章，通過分析INGO 進入中國後産生的變化，回答 INGO 變遷方向、目的 以及條件；

第三章，比較兩個地方中心的不同發展軌跡，回答哪些因素在影響變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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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在地化方式；

第四章，針對組織內部和外部都發生變遷的具體案例進行分析，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變化，在此過程中組織如何降低外部控制，提升自我選擇的能力；

第五章，總結INGO 在地化不同階段變遷的模式，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如 何互動。

第四節 研究方法和研究設計

本項研究采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個案研究法，選取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MSI）爲研究對象。MSI 是服務於生殖健康領域的 INGO，其 名稱來源於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的先驅瑪麗·斯特普大夫（1880 年 10 月 15 日-1958 年 10 月 2 日），是由Tim Black 醫生 1976 年在倫敦成立。MSI 致力於爲低 收入人群提供優質的性與生殖健康宣傳教育與診所服務，經過近40 年的發展，在 全世界五大洲37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600 多家中心提供服務⁷（附錄二）。1998 年 MSI 進入中國開展工作，2000 年正式成立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中國代表處（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China, MSIC），此後MSIC 在青島、南京等地陸續開設中心，目 前以北京辦事處加青島、南京、西安三個中心的規模持續運營。

之所以選取 MSIC 作爲研究對象，除了它是一個專注於青少年的 INGO 符合 我的研究興趣外，還因爲，首先作爲一個非營利組織，MSIC 既提供服務也做倡導

8（advocate），可以規避因單一業務而可能産生的特殊性；其次，MSI 自正式在中 國開展業務已超過十五年，在進入中國和進入地方時經歷了兩次變遷，有較爲豐富 的材料可供分析；第三，MSIC 在中國有數個地方中心，其中一個中心發生過數次 變遷而另一個中心卻沒有，通過對這兩個地方中心的比較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非營利組織變遷的動力和機制。

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我在MSIC 地方中心從 2015 年 3 月到 9 月持續半年的田野 工作。在此期間，除了對MSIC 兩個地方中心進行參與式觀察，拜訪了 MSIC 北京

7 根據 MSIC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mariestopes.org.cn/category/6

8 在中國的語境里，advocate 被譯作倡導，是指率先提議，有勸說、弘揚之含義，傾向於 persuade-based advocate，而較少 activity-based advocate 意涵。因 MSIC 在其對外宣傳材料、專案任務書以及負責人訪談中 多使用「倡導」一詞，而其工作內容之一——青少年性安全教育亦可視作弘揚性安全。因此將 MSIC 總的工 作內容稱作服務與倡導，其中倡導又涵蓋青少年性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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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參與其組織的全國性論壇，還對MSIC 的工作人員、志工、合作者、服務 對象共 31 人進行了深度訪談，幷從該組織獲得大量文本資料。在論文寫作期間，

又多次重訪MSIC 地方中心，對數據進行補充。

在告知研究目的的前提下，我以志工的身份在 MSIC 的南京中心和員工一起 上下班，在爲期半年的參與式觀察裏每天做記錄獲得近20 萬字的田野筆記。在這 期間，我參加了四次由南京中心組織的不同主題的培訓，幷跟隨中心主任前往濟南 觀摩了一場培訓，兩次和工作人員一起去會所爲性工作者做婦科檢查。六月MSIC 在北京召開管理層會議，與總部和亞太區總部的代表共同討論下一個五年的戰略 規劃，雖然我沒能旁聽這次會議，但通過會後和工作人員的交流瞭解討論的內容，

幷在此期間訪談了MSIC 北京辦公室的幾位工作人員。七月，爲了比較 MSIC 不同 中心是否具有同樣的組織變遷脈絡，我在西安中心做參與式觀察一周，幷訪談了全 部 6 名工作人員和 1 名兼職。隨後 MSIC 在北京召開「全國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 工作者論壇」，有數名南京中心的志工也參加論壇，我全程旁聽幷和與會者作廣泛 交流，幷受邀主持一場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辦的關於青少年抗擊愛滋行動的工 作坊。會議期間，訪談了幾名參會志工以及MSIC 中國首席代表。

在和MSIC 工作人員及與其相關的人員建立信任關係後，我對包括工作人員、

服務對象、志工、合作夥伴、管理層等共計31 人進行深度訪談。訪談時間最短一 個小時，最長十多個小時，平均爲2-3 小時左右。爲了使受訪者的感到舒適和安全，

絕大多數訪談都沒有錄音，僅用筆記錄，雖然在內容上損失許多細節，但也可以獲 得較爲真實的訪談內容。例如在和一位政府官員交流時，在訪談後半段，他多次提 出「這部分你不用記，只是隨便聊聊」。由於研究側重組織內部，對員工的訪談沒 有進行抽樣，而是盡可能訪談了所有的人，和南京中心有關聯的組織外人也盡可能 訪談到，對服務對象和中心的互動則主要通過參與式觀察。由於不可能一一告知我 的身份，我在文中沒有使用這些未告知身份情況下記錄的內容，不過它們對我厘清 研究思路、分析資料以及檢驗訪談都有很大幫助。

表1.1 是 31 位受訪者的訪談記錄列表，以時間編號，由於同一個人可能有不 止一次訪談，因此編號超過 31。基於研究倫理，在正文中若涉及姓名全部使用化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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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訪談目錄

時間 編號 身份 地點

2015/03/17 20150317 顧客 南京

2015/03/18 20150318 中心主任 南京

2015/03/27 20150327 員工 南京

2015/06/06 20150606 志工 南京

2015/06/07 20150607A 志工 南京

2015/06/07 20150607B 志工 南京

2015/06/08 20150608 志工 南京

2015/06/11 20150611 實習生 南京

2015/06/15 20150615 員工 北京

2015/06/16 20150616 員工 北京

2015/06/18 20150618A 員工 北京

2015/06/18 20150618B 員工 北京

2015/06/26 20150626 志工 南京

2015/06/28 20150628A 志工 南京

2015/06/28 20150628B 志工 南京

2015/07/02 20150702A 政府官員 南京

2015/07/02 20150702B 中心主任 南京

2015/07/03 20150703 資助方 南京

2015/07/09 20150709 志工 南京

2015/07/14 20150714 中心主任 南京

2015/07/21 20150721A 員工 西安

2015/07/21 20150721B 員工 西安

2015/07/22 20150722A 兼職 西安

2015/07/22 20150722B 員工 西安

2015/07/22 20150722C 員工 西安

2015/07/22 20150722D 員工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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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23 20150723 中心主任 西安

2015/07/28 20150728 國家主任 北京

2015/07/29 20150729 志工 北京

2015/08/24 20150824A 員工 南京

2015/08/24 20150824B 志工 南京

2015/08/27 20150827 中心主任 南京

2015/09/02 20150902 兼職 南京

2015/10/30 20151030 政府官員 南京

第三部分數據是從該組織獲得的大量文本材料，包括各種宣傳冊、卡片、內部 刊物以及MSIC 南京中心 2012 年以前的專案數據。我將以上這些數據進行三角交 叉檢定，以降低綫性思考所導致的偏誤或盲點，幷增進研究結果的解釋效力。

2015 年 10 月 MSIC 南京中心邀請我前往南京做一場活動的評委，借此機會，

我得以重返田野地，補充材料。雖然只離開一個多月，南京中心再次發生重大變遷，

加強了我的研究結論。

田野期間，也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狀況，例如不知道如何做田野筆記，開始將 看到、聽到和想到的混在一起記錄，造成過後分不清哪些是確實發生的，哪些只是 猜測。其後只記看到的和聽到的以至於忘記在當時産生的重要想法。在現場時常不 方便記錄，過後沒有及時寫，過不了兩天原本很清晰的記憶也變得模糊。再就是與 人交往方面，由於有較長時間和南京中心的員工、志工接觸，得以慢慢建立信任關 係，但許多顧客只有一次見面機會，常常擔心說話不慎冒犯到別人或影響別人正常 工作，很多時候都只能默默地觀察他們和員工的互動。南京中心的員工不論和性工 作者還是愛滋病毒感染者都能非常自然的交流，絕大多數顧客都對她們抱以信任，

於我也是一種激勵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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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組織在地化的變遷條件

對許多INGO 來說，進入一個新的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水土不服」。要 如何在適應地方環境的情況下，實現組織使命，組織往往要經歷一個在地化的變遷 過程。本章對個案——MSI 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進行分析，幷與其他相關研究對照，

回答兩個問題，以在地化爲變遷方向的目的何在？變遷（在地化）的條件爲何？

第一節 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化發展

1976 年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MSI）在英國倫敦 正式成立，是服務於生殖健康領域的INGO。它的前身是 Tim Black 1970 年在美國 成立的人口服務國際組織（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1974 年 Tim Black 和 妻子回到英國，幷在此建立起人口服務家庭計劃方案公司（Population Services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 Ltd，PSI）的歐洲分部。其後，由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先驅瑪麗·斯特普大夫於 1921 年在倫敦開設的全球第一家避孕節育診所 因財政問題進入破産程序，Tim Black 買下了這所著名診所位於倫敦市中心的建築 租約⁹，幷將PSI 改名爲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

經過近40 年的發展，MSI 在全世界 37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600 多家中心，

爲當地人提供生殖健康服務¹⁰（附錄二）。僅2014 年，MSI 共爲 1800 萬女性提供 避孕服務，避免了16010 例孕産婦死亡及 390 萬例不安全的流産，同時預防了 540 萬例意外懷孕，爲家庭和健康系統節約了2.13 億英鎊(內部數據)。

一、MSI 在全球的發展歷程

從1976 年在英國成立時的一家診所到 2014 年遍布全世界五大洲的 600 多個 中心，MSI 經過近 40 年的發展成爲名符其實的 INGO。實際上，從一開始，MSI 的定位就是跨國組織，去發展中國家爲最貧困以及最脆弱的人提供生殖健康服務。

這與創始人Tim Black 醫生的經歷有關，他曾在辛巴威、巴布亞紐幾內亞行醫，又 旅行過中東、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Hayman, 2014）。在紐幾內亞，他曾

9 來源 MSI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11 月 30 日。https://mariestopes.org/news/tim-black-1937-2014

10 來源 MSIC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mariestopes.org.cn/categor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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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救活的一名嬰兒母親臉上失望的神情震驚，顯然這名當地婦女幷不期望孩 子被救活，這使 Black 意識到預防不被期待的出生可能和救人生命同樣重要¹¹

（Black, 1977）。

在英國成立組織後，Black 醫生用商業模式經營幷視服務對象爲診所的顧客，

使MSI 得以迅速發展，一年內在英國其他地方開設更多診所¹²。1977 年 MSI 在愛 爾蘭都柏林建立了第一家海外診所，1978 年在印度新德里開辦診所，意味著 MSI 開始從歐洲走向全球（內部資料），1985 年在肯亞，1994 年在玻利維亞分別成立第 一個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心。MSI 澳大利亞（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MSIA）

除了將 15 個「瑪麗醫生」診所的收入用於當地原住民社區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作，

還同時是亞太區總部所在地，領導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蒙古等九個國家的代 表處¹³。

在MSI 提供服務的 37 個國家中，以地域劃分，非洲最多，占 16 個，亞洲次 之14 個。按所在國經濟狀況劃分，除了英國、奧地利和澳大利亞屬發達國家，其 餘全部爲發展中國家，包括全世界48 個最不發達國家中的 18 個¹⁴，其中更有葉門、

阿富汗、馬利這樣的戰爭與衝突地區。MSI 所在的大部分國家，對家庭計劃服務的 需求是巨大的。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5）報導，2015 年全球範圍內每八名新 生兒中就有一名誕生在衝突地區，每兩秒這些地區就迎來一名嬰兒，全年新生兒數 量超過1600 萬。

官有垣（2004：16-20）指出，經濟學界的「公共財貨理論（Public Goods Theory）」， 政治學界的「新跨國主義（the New Trans-nationalists）」以及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 提出的「基本人類需求」的觀點，都可用於解釋 INGO 爲何能跨國提供援助和服 務。

MSI 在英國、澳大利亞、奧地利這些發達國家提供服務的正當性可用 Weisbrod

11 Black 在回憶自己何時對家庭計劃感興趣時寫過這段經歷，這名當地婦女有四個年幼的孩子，丈夫剛剛去 世，沒有足夠時間準備食物也沒有足夠的錢養家。Black 對婦女臉上的失望神情震驚，同時突然意識到他

「救活的不僅是她的嬰兒，也是另一張需要喂養的嘴，另一個她什麽也給不了的人：沒有父親、沒有教育、

沒有未來。就在那一刻，我開始意識到預防出生可能和救人生命同樣重要。」

12 來源 MSI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2 月 15 日。https://mariestopes.org/about-us/history

13 來源 MSIA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 2015 年 2 月 16 日。http://www.mariestopes.org.au

14 根據 UN-OHRLLS 公布的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名單，查詢時間：2016 年 2 月 16 日。

http://unohrlls.org/about-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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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的「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和 Hansmann（1987）的「契約失靈

（contract failure）」解釋。政府對公共財貨的提供傾向於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

（Ostrom, V. & Ostrom, E., 1971），少數人的邊緣性需求不能被政府滿足時，就由 MSI 這樣的非營利部門來提供（Weisbrod, 1975）。MSI 在澳大利亞的中心「瑪麗醫 生」服務水平和收費價格遠高於當地公立醫院，面向收入較高的人群（田野筆記，

20150615）。而在英國，雖然避孕和流産的需求一直存在，但受文化、法律的影響，

這類需求幷不能被政府或市場完全滿足。英國自1967 年通過《墮胎法》，允許懷孕 未超過24 周滿足一定理由，幷在兩名醫生批准和簽字下進行墮胎，可以選擇在國 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機構（免費），或私人診所（收費）。

MSI 成立之初，提供區別於 NHS 的服務，更方便，且將服務對象當成顧客而不是 病人，1997 爲懷孕 12 周以內的女性推出 10 分鐘的「walk-in walk-out」服務，可 以讓其在「午餐間隙輕鬆完成」（ The Telegraph, 2014）。這些服務彌補了由政府提 供的公共財貨的不足，目前MSI 在英國也被納入 NHS（訪談，20150618B）。

在MSI 所服務的大部分國家，「新跨國主義論者（the New Trans-nationalists）」

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基本人類需求」觀點更有解釋力。前者認爲，INGO 能克 服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限制，建構出一個以全球人道關懷爲主的國際服務場域，從 而能夠處理民族國家國內的問題（Galtung, 1975; Alger, 1984/85; Mansbach and Vasquez, 1981，轉引自官有垣，2004：17）；後者進一步補充INGO 的「非政治性」

是其爲受援國政府和社會接受的原因（Lissner, 1977; Sommer, 1979; Bolling, 1982;

Gorman, 1984; Smith, 1990，轉引自官有垣，2004：17）。以此來觀察 MSI 在發展中 國家的工作，首先，其服務的大部分國家都是經濟落後地區，生殖作爲一項「基本 人類需求」無法被政府或市場提供的服務滿足，不安全流産、高孕産婦死亡率和嬰 兒死亡率都是這些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MSI 在 2005 年全世界孕産婦死亡率最高 的14 個國家¹⁵中的 5 個建有中心，所服務國家中的三分之二位於全世界嬰兒死亡 率最高的50 個國家之列（United Nations [UN], 2011）¹⁶；其次，MSI 所從事的工 作以服務爲主，加以針對個人的醫療培訓、知識普及，不僅不涉及政治，還爲所在

15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信息，查詢時間 2016 年 2 月 17 日。

http://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topics/maternal/maternal_perinatal/zh/

16 根據 World Mortality Report 2011 中每個國家 Infant mortality rate 從 1950 年至 2010 年每五年平均數據得出 嬰兒死亡率最高的50 個國家，與 MSI 所服務國家對照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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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帶來資金和專業技術人員，甚至逐步成爲當地生殖健康的重要服務提供商，因此 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接納。例如，MSI 提供衣索匹亞三分之一的長效或永久避孕（截 至 2011 年）；提供葉門一半的現代家庭計劃服務；在孟加拉每年爲 200 萬顧客提 供服務，是該國家庭計劃專案的主要合作夥伴；斯里蘭卡全國一半的短效避孕藥由 MSI 提供，四分之一的結扎手術由其外展團隊實施¹⁷。

縱觀MSI 的發展歷程，與兩個趨勢密切相關，一是 INGO 在全球的發展，另 一個是家庭計劃的興起和發展。MSI 創建和初步發展於 20 世紀的七、八十年代，

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10 個國家開展工作，突破在單一國家提供服務而成爲國際 非政府組織，自九十年代起迅速擴張，大部分國家代表處都開設於1990 年至 2009 年之間，與20 世紀 70 年代後 INGO 的迅速發展，冷戰後 INGO 數量爆炸性增長 的態勢一致（王傑等, 2004）。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是聯合國關於人口問題的最高級會議，每十年 舉辦一次。1974 年的大會與會代表就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不協調進行 了激烈的爭論，部分國家代表認爲發展中國家必須控制人口增長；1984 年的大會 指出人口增長絕對數仍然在上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人口方面的差別仍然顯 著，幷開始探討人口結構問題；1994 年 179 個國家政府簽署了國際人口與發展大 會行動綱領（ICPD Programme of Action），這是一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提出各 國應普遍提供生殖保健服務，包括家庭計劃和性健康。雖然不能明確國際社會在生 殖健康服務中的進展與MSI 的發展有必然關係，但 1998 年 MSI 進入中國，正是 在中國政府與聯合國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合作落實 行動綱領的背景下，MSI 作爲代表家庭計劃先進理念和技術的 INGO 被引入。

二、MSI 的工作方式和特點

Korten(1987)提出非政府組織世代演化的架構，這一概念也強調領導人在非政 府組織變遷中的作用，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緣起是因某些關鍵人物在利他主義激勵 下動員資源産生的。Lewis（2001: 92）指出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文獻顯示一個傾向，

許多組織都是圍繞著一個強大的、通常是「Charisma」型的創始領導人，用其關係 動員資源，以及處理組織運作的政治環境。MSI 的工作方式和特點具有創始人 Tim

17 根據 MSI 官方網站的資料統計，查詢時間 2016 年 2 月 14 日。https://mariestop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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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深刻的印記，他在創建 MSI 時的理念影響至今，包括以家庭計劃服務爲工作 領域、去醫學化將服務對象視作顧客、用商業模式運作非營利組織。

（一）工作重點：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服務

家庭計劃又被譯作計劃生育，因和中國實施的計劃生育有本質不同，爲避免混 淆下文仍稱其爲家庭計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家 庭計劃定義爲「通過使用避孕方法及治療非自願不孕來實現個人和夫妻可以預測 幷獲得其想要的孩子數量以及控制生育間隔和時間」¹⁸。

作爲家庭計劃的先驅¹⁹ Black 在紐幾內亞擔任醫生時對其産生興趣的（Black, 1977）。由於施行人工流産，Black 醫生及 MSI 飽受天主教會和反墮胎人士的抨擊，

然而他堅持認爲「女人擁有自己的身體，而非從國家甚至教會租用（Hayman, 2014）」， MSI 尊重女性是否要孩子以及何時要孩子方面的決定權。基於這樣的理念，

「Children by choice, not chance（孩子是被選擇而不是因爲機會誕生）」這句 MSI 的口號通過其服務傳遞到世界各地。

對家庭計劃的認同確立了 MSI 是服務於生殖健康領域，爲女性決定和掌控自 己生育提供支持的機構。與WHO 關於家庭計劃的定義相比，MSI 所提供的服務只 包含前半部分，即避孕，而不包含治療非自願的不孕不育。家庭計劃也是 MSI 最 重要和核心的工作，除了人工流産，還包括避孕，篩查，孕檢和絕育，是唯一一個 在其所有國家都提供的服務。而其他一些服務專案例如愛滋病及性病的自願檢測 及防治、青年人的性教育、分娩等是由其衍生出的工作。迄今，MSI 已成爲世界上 最大的家庭計劃機構之一²⁰。

（二）服務特色：去醫學化（Demedicalise）

MSI 將服務對象視作顧客而不是病人，通常他們稱自己的工作地點爲中心

（center）而不是診所（clinic）（內部資料；田野筆記，20150825），這與Tim Black 一直致力於將家庭計劃去醫學化（Demedicalise）有關。作爲一名醫生，他強烈批

18 來源 WHO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11 月 27 日。http://www.who.int/topics/family_planning/en/

19 2014 年 12 月 Tim Black 去世後，泰晤士報、衛報及獨立報都將其稱爲家庭計劃的先驅。

20 MSI 官方網站，查詢時間：2015 年 12 月 1 日。https://mariestopes.org/what-w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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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醫學界對婦女的態度和行爲，認爲女性有權管理自己的生育（Hayman，2014）。 一方面醫學界爲家庭計劃提供了避孕藥、人工流産等技術，而另一方面這種專業性 又成爲家庭計劃服務可及性的屏障。Shelton、Jacobstein 等人（1992）將這種醫學 屏障（medical barriers）歸納在六個方面：

第一，過度強調禁忌症，例如即便糖尿病沒有被列入避孕技術或美國食品與藥 品管理局的口服避孕藥禁忌名單，但許多從業者還是絕對不會給糖尿病人開避孕 藥；

第二，嚴格的資格標準，醫療系統強加了許多資格上的障礙，例如年齡、胎次，

配偶是否同意等等；

第三，程序繁瑣，一系列的身體檢查和實驗室檢查，可能使顧客因爲不舒服或 不方便而降低避孕的意願，也使得一些不具備檢查條件的診所不能提供服務；

第四，只有醫生才能提供避孕，實際上一般人員經過培訓也可以完成這些工作；

第五，供貨商的偏見會強烈影響顧客使用何種避孕方法；

第六，各種政策規定。例如，對避孕藥品宣傳和廣告的限制，1979 年 MSI 推 出新避孕産品時，Black 被英國衛生部勒令停止打廣告²¹。

這些醫學上的屏障造成避孕藥的使用困難，移開醫學屏障需要避孕服務提供 商的去醫學化（Cottingham & Mehta，1993）。MSI 將服務對象作爲顧客而不是病 人，正如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有選擇商品的權利，女性在生育過程中也有選擇權。

MSI 遍布全球的 600 多個中心提供各種避孕方式供顧客選擇，在流産方式上也有 多種選擇，前提是工作人員會將各種選擇的方式、優缺點和後果告知。例如，2014 年南亞有49%的顧客選擇絕育，其中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 3:1，同一年在非洲，44%

的顧客選擇可逆的長效避孕方式皮埋（內部資料）。

（三）運營方式：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

Black 早在成立 MSI 之前就嘗試用商業手段運作生殖健康服務，1969 年他在 美國和同爲福特基金研究員（Ford fellow）的 Phil Harvey 銷售避孕套，他們在全美 最大的 300 個大學校報上登廣告——「這個聖誕節你會從她那兒得到什麼——懷

21 根據 MSI 官方網站轉載的 The Times 發布的 Tim Black 訃告，查詢時間：2015 年 12 月 2 日。

https://mariestopes.org/news/tim-black-193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