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青年是社會重大變革的推動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他們通常面臨著這樣 一個矛盾，尋求融入現有秩序或成爲改變這種秩序的一種力量。世界各 地的青年生活在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社會經濟環境的國家中，他們都渴 望充分參與社會生活。（聯合國，1995）

面對如此龐大的青年群體，很難簡單的概括其特點，自八十年代産生的許多形容青 年人的詞語都不足以描述中國的年輕一代， Alex Cockain（2011）在其 Young Chinese in Urban China 一書中對中國青年的描寫有別於在西方媒體、主流學術界

「標簽化」下的中國青年形象，他認爲中國年輕人是複雜，在不同背景下會有不同 的表現。各種研究和報導都側重於青年人的某一方面特徵⁵，主流社會無視已經在 青年人中普及的亞文化，或者將其視爲「問題」。例如，青年人性行爲被納入婚戀 範疇，將「約炮」、「一夜情」、「外圍女」這些不以婚姻或戀愛爲目的的行爲全部歸 結爲道德敗壞，是錯誤的。某大學男生宿舍一層樓68 人中有 9 名有過男男性行爲

（田野筆記，20150410），而有關大學生男男性行爲的報導全部與愛滋病相關。這 樣的態度既影響政策制定也影響研究的視角。雖然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指導下很 早就普及避孕、流産的服務，但因爲將婚前性行爲和未婚先孕視作不應該發生的，

生殖健康服務只適合於已婚女性，不考慮未婚青少女的需求。性安全教育方面，也 一味強調「不要」，2008 年由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就明確指 出「婚前性行爲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爲」。使得青少年獲得性 知識的管道主要來自傳媒和同伴而不是學校和家長（張立英、Shah、李曉銘等，

2010）。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一些非政府組織才會選擇從事性安全教育的工作。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一、INGO 理論及中國 INGO 研究

（一）INGO 跨國援助的理論基礎

對於NGO 爲何能跨國提供援助和服務，「公共財貨理論（Public Goods Theory）」

5 新華網的一篇綜合報導《世界眼裏中國年輕人的十個特點》（2010）雖然以解讀城市普通青年爲主，但網 羅了各種外國媒體對中國年輕人的報導，可作爲瞭解中國青年的一個窗口，這十個特點包括：見識廣更開 放、不願吃苦更加自主、傾向在國內發展、關注公共事務向世界發出聲音、網絡化生存、行爲現代觀念傳 統、深受住房問題困擾、面臨情感困惑、消費觀念奢侈有拜金主義傾向、缺乏安全感與堅定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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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爲政府要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才可以提供公共財貨，政府對公共財貨的提供 傾向於反映中位選民的偏好（Ostrom, V. & Ostrom, E., 1971），因此在政府不能滿足 少數人的邊緣性需求時，需要非營利部門來提供（Weisbrod, 1975）。在一些國家，

MSI 已經成爲最重要的家庭計劃服務提供商。

政治學界的「新跨國主義論者（the New Trans-nationalists）」指出非國家的行 動者有能力也應該處理一些民族國家內部面臨的棘手問題。NGO 之所以能展現這 種功能，是由於它能夠克服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限制，進而建構出一個以全球人道 關懷爲主的國際服務場域（Galtung, 1975; Alger, 1984/85; Mansbach and Vasquez, 1981，轉引自官有垣，2004： 17）。另外一些學者則在此基礎上提出「基本人類需 求」的觀點，強調INGO 的「非政治性」是其爲受援國政府和社會接受的原因（Lissner, 1977; Sommer, 1979; Bolling, 1982; Gorman, 1984; Smith, 1990，轉引自官有垣，2004：

17）。

全球化是INGO 崛起的重要動因，因爲全球化發展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新 問題是傳統的國家行政和外交無法解決的（王傑、張海濱、張志洲，2004：39）。

由此，治理和公民社會理論經由 INGO 跨越國界的實踐得以演繹成爲全球治理和 全球公民社會理論，傳統的以主權國家爲中心展開的國際政治理論受到挑戰。許多 研究認爲，全球社會互動的不斷加強已經使以INGO 爲主體的「全球公民社會」成 爲世界政治中的一種重要行爲體，對國家主權構成相當大的制約（Clark, Friedman

& Hochstetler, 1998）。INGO 能成爲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爲體之一，依靠的是由規 範、道義、知識和可靠的信息而産生的權威（全球公民社會）（王傑等，2004：121）。

（二）中國政府與民間組織關係研究

政府與民間組織關係研究的淵源來自國家與社會關係。鄧正來（1999：86）認 為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思想，為其後從理論上完成公民社 會與國家分野奠定了基礎。雖然馬克思（1972：411-413）提出公社是國家政權的 對立物，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革命是反對國家本身，是人民為自己的利益 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然而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上了強化國家政權 和強化國家對社會控制的道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處於政府的嚴格管理和控制之 下（李珍剛，2004：17）。孫立平（1994）等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稱作重國家-輕社 會模式，此時國家幾乎壟斷著所有重要資源，以此為基礎國家對幾乎全部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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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嚴格而全部控制，改革開放后，相對獨立的社會開始形成，民間社會組織化程 度增強。Wakeman（1999）對此卻并不樂觀，他認為雖然公共空間在不斷擴大，國 家的強制權力也在持續擴大，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按照義務和依附而非權利和責任 來理解社會存在，以至於難以行使對抗國家的公民權力。

許多學者受民間團體不受國家力量支配(Taylor, 1990)的公民社會標準影響，從 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關係的角度研究中國的NGO，產生不同的結論。Ru Jiang（2004）

通過對22 個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研究發現，國家未能實現對非政府組織預期的嚴格 控制。另一項研究則發現，雖然草根組織總是受壓制，但即便是非法組織也能獲得 來自政府的支持（Spires，2007）。李珍剛（2004:98-106）將中國政府和非營利組織 互動模式總結為六種：退出-進入；管制-發展；委託-代理；支持-服務；分離-自立；

侵權-救濟。

也有文獻指出，「資產者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等概念被用於分析中國時，預設了一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然 而這是從不適合於中國的西方經驗中抽象而來的理念型，因此提出區別於國家與 社會的「第三領域（Third rcalm）」（Huang，1999：429）。國家與社會既參與其中，

它亦具有超出國家與社會影響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邏輯。Salmenkari （2013）則認爲 與其過多關注中國公民社會是否獨立於國家，倒不如著力於研究中國社會組織間 的橫向聯合，這種聯合可能形成公共意見，從而産生能與國家抗衡的真正公民社會。

（三）中國

INGO 研究

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取向也影響到 INGO 的研究，相關文獻多數是從組織 外部政治與社會環境出發，探討組織如何爭取合法性，組織與政府、合作者的關係，

組織如何爭取資源等。因此新制度主義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常被用來作爲分析框 架，甚至在探討 INGO 的成效時也是從其是否獲得社會合法性的角度進行的，即 爲地方帶來資金和收益即獲得社會合法性（韓俊魁等，2011）。

在追求合法性方面的研究還包括，湯蘊懿（2012）用「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ive）的概念分析 INGO，發現由於中央政府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地方政 府出於自身利益要求而産生意識形態偏好，進而有選擇地放鬆 INGO 准入條件，

與其形成「互惠合作」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這種合作有些時候甚至形成了社會領域 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現存制度的變革，使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制度變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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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大，最終被持久鎖定在滿足境外非政府組織利益要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之下。

郭占鋒 (2012)通過對一個 INGO 前期「入場」進入專案地和後期「運作」專 案過程的觀察，發現該機構一步步從資金擁有者的「主動方」陷入「地方性知識」

的控制之中,以致於呈現被動性「入場」與依附性「運作」的特徵,最終導致發展專 案在實踐上的扭曲和變形。

在地化成功的例子有國際小母牛，陳太勇 (2011)的研究，不僅關注其與合作 對象的互動，也關注到其與當地雇員、受助者的互動，研究認爲國際小母牛從最初 進入中國遇到生存和發展限制到其後成功實施專案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充分利 用當地雇員，相信和使用本地人承擔和開展專案，二是通過與政府合作。作者本身 亦是國際小母牛中國區主任，對其運作模式、工作策略都相當熟悉，但也限於這樣 的身份，使其更多的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看待問題。

廣東獅子會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合法注冊幷開展活動、發展會員的 INGO，在中國這樣一個對於具有國際背景的民間組織仍然十分敏感和有所規制的 政治情景下，獅子會卻得到迅猛發展。朱健剛和景燕春(2013)用新經濟社會學的核 心概念「嵌入理論」（embeddedness）對廣東獅子會進行觀察，認爲從認知、文化 和結構三個維度嵌入中國本土是獅子會得以生存和繁盛的原因。事實上，在中國的 INGO 爲順利開展工作，都或多或少的以這種嵌入方式獲得正當性。

這類研究的局限在於用一種理論作爲工具，解釋 INGO 在地化成功或失敗的 原因，缺乏與理論更深入的對話，沒能完善和修正理論。此外，研究者多是以INGO 具有正當性爲預設前提，從這一角度進行研究，失去了觀察公民社會組織獨立性的 機會。

Spires (2012)一項針對 INGO 爲本土 NGO 進行管理課程和培訓的研究發現，

INGO 組織的這些培訓專案更多反映的是國外捐助者的一厢情願，體現的不是中國

INGO 組織的這些培訓專案更多反映的是國外捐助者的一厢情願，體現的不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