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變或不變：INGO 進入地方后的變遷動機
第二節 內部和外部因素比較
是什麼原因造成兩個中心在地化過程中的變與不變，本章將歷數可能會對變 遷產生影響的因子，從而分析南京中心變遷的壓力來源，或者說西安中心沒有發生 變遷的原因。研究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學者共同關注的重點包括，NPO 所處的社會、
經濟、政治環境及其公共關係；NPO 的使命；NPO 的人力資源管理，包括董事會、
員工和志工；NPO 的資金管理，包括産品、募款、財務等（Gelatt, 1992/2001; Oster, 1995; Jackson & Donovan 1999）。還有一些研究強調領導人對組織的影響力，許多 組織是圍繞著一個強大的、「聖雄」式的創始領導人（Wood, 1997）。以上這些因素 可以分爲外部和內部，在MSIC 的案例裏，外部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環境、與其他組 織的關係、地方政府及上級組織的管理等；內部包括領導人、人力管理、産品（服 務）、募款、組織結構等。非營利組織變遷研究中，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是外部控 制和內部選擇哪個對組織變遷起決定性作用。外部控制以「資源依賴理論」（Pfe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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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ncik, 2003）爲代表，內部選擇由「組織生命周期理論」演化直至提出「組織 學習理論」（Cangelosi & Dill, 1965; Argyris and Schön, 1978; Fiol and Lyles, 1985;
Dodgson, 1993）。在我的研究中發現，以上這些都對 MSIC 南京和西安中心産生影 響，非政府組織發展進程是一個結合外在壓力、內部選擇及決策的非綫性、多方向 的變遷（Lewis, 2001: 93），其中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
一、外部因素的比較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及由於我比較的是兩個分部，因此 上級對地方中心的管理也視作外部因素。其中總部和北京辦公室對兩個中心的管 理標準是一致的，兩位負責人都提到MSI 的評價指標是以結果爲導向（田野筆記，
20150423；訪談，20150723），除了對家庭計劃服務流程總部有細緻的要求，其他 服務和倡導只看結果，對過程沒有具體要求。所以兩個中心在如何完成目標上是有 很大自主性的，在此不贅述，僅對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進行比較。
（一）政治環境對兩個中心的影響
兩個中心面對的法律法規在國家層面上是一致的47，與一般INGO 在中國采取 的合法化措施不同，MSIC 的方式是地方中心在當地獨立注冊成爲法人，因此地方 相關政策、地方如何執行國家政策，甚至地方領導人的態度就顯得尤爲重要。國家 對外資從事醫療服務有投資總額及股權比例上限的規定48，又規定計劃生育技術服 務機構是公益性全額撥款事業單位49，對MSIC 這類公益性非政府組織從事計劃生 育服務未作規定，也因此MSIC 在一些城市開辦中心的計劃未能實施。
MSIC 的南京中心和西安中心分處江蘇省省會南京市和陝西省省會西安市。有 三次政策變遷對中心產生影響。第一次是在2004 年前後，江蘇計生部門較早意識 到計劃生育政策終將被廢止，而作爲執行計劃生育的部門也就沒有存在價值（訪談，
47 與 MSIC 及其地方中心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基金會管理條例》、
《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暫行辦法》、《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 例》及《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48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2000 年 5 月頒布的《中外合資、合作 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
49 根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 2001 年 12 月頒布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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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8）；另一種看法是，計劃生育服務機構沿用醫院的服務和管理模式，這種
「醫院化」使其自成立之日起就飽受「重複建設」的非議（蔡雋，2007）。在這種 生存危機的壓力下，江蘇計生委想要改革以獲得存在的正當性。從當年計生委提出 的改革原則「三個必須」也可以看出其面臨的壓力和改革的目標：
必須……拓展服務領域和服務對象，增加服務供給，逐步解決此前「服 務短缺」的狀況；必須……具備社會吸引力、難以被其它部門替代的服 務機構；必須推動計劃生育綜合改革，……落實基層技術服務機構的經 費來源，使人口計生事業增添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支撐。（張肖敏，
2007）
在此背景下，江蘇省計生委與代表家庭計劃先進服務的 INGO——MSI 合作
（張春延；華曉梅，2004），共同打造「世代服務」品牌和規範、將現有計劃生育 指導站改造成「世代服務」示範中心，幷邀請MSIC 在南京建立一個中心（陶鷹，
2006）。由於是試點改革專案，可以突破既有法規的限制，南京中心正式注冊爲「江 蘇你我青少年健康服務中心」。這不僅使得南京中心具有正式身份，也奠定了其與 政府的合作關係，當一方對另一方的需求降低時，合作隨即終止。隨著「世代服務」
改革的熱度消褪，以及2009 年 KCF 專案結束，南京中心和計生部門也逐漸疏遠。
江蘇計生的改革舉措幷未在陝西發生，西安中心通過執行KCF 專案獲得資金成立
（內部資料），但在 2015 年 2 月前一直沒有正式注冊，而是在西安市計生委的保 障下開展工作，幷爲西安中心解決工商、稅務、城管等一系列問題（訪談，20150723）。 與南京中心和政府的合作關係不同，西安中心從建成伊始與政府的關係就是依附，
前期計生委之所以願意成爲西安中心的保護人，與政策無關而是因爲組織領導人 的社會關係。後期由於這種依附關係，西安中心在計生委的可控範圍內，且能協助 地方政府實現工作任務，計生委繼續充當中心的保護者。
第二次是 2008 年中蓋愛滋病專案在包括南京和西安在內的一省十三市啓動，
接著全球基金專案在江蘇和陝西實施，這兩個專案都是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參與，
MSIC 的南京和西安中心分別在當地執行專案。這項全國性的政策對兩個中心的影 響一致，但在執行上因兩者的身份和政府關係的區別有所不同。南京中心已經有獨 立、合法的身份，通過申請、審批、執行的步驟參與專案（內部資料）。西安中心 沒有正式注冊，在2007 年成立初期未獨立申請專案，而是由北京辦公室申請到專 案後交由他們執行。西安中心開始參與到地方愛滋病防治也幷非通過正式管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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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擁有醫護人員被地方 CDC 叫去協助給羈押、吸毒人員抽血，繼而爲 FSW 人 群抽血、講座。當全球基金讓社區小組申請專案時，西安中心因沒有正式身份而找 陝西省性學會作爲掛靠單位得以執行全球基金的專案。2010 年中蓋愛滋病專案決 定終止FSWs 人群的愛滋病干預，只做 MSM 人群，西安中心雖然沒有做 MSM 人 群的經驗，但面臨不做就要退出得不到資金的境地，不得不開始轉向做MSM 人群 的愛滋病干預（訪談，20150723）。可以看到，有合法地位、獨立身份的南京中心 從申請時就可以對專案內容、執行方式掌握一定主動權；沒有獨立注冊依附政府部 門生存的西安中心申請專案面臨身份問題，執行時更不具有主動權。
第三次是在2012 年之後，中蓋專案、全球基金專案陸續結束，在境外資金減 少支持中國愛滋病防治，以及中國衛生部和計生委合幷成爲衛計委的背景下，導致 南京中心面臨兩個問題——資金困難和身份危機。雖然仍然可以以社會組織的身 份申請不同政府部門的專案，但資助額度比之前少得多，且需要與其他組織競爭。
除了向之前就有合作的疾控中心申請政府購買服務，也向民政等部門申請社會創 新專案。另一個危機是身份的問題，此前南京中心從事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的資質是 由江蘇省計生委頒發的，2013 年國家決定將衛生和計生部門合幷50，意味著 2016 年 6 月南京中心的許可證到期後需要向合幷後的衛計部門申請新的執照。這一資 質是因2004 年江蘇省計生委和 MSI 合作而獲得的，在兩部門合幷後是否會被承認 還未知，且衛生部門對門診、手術又執行著另一套更加嚴格的標準，南京中心很難 達到這樣的標準。這樣的政策變化對西安中心影響相對不大，憑藉和政府部門的密 切關係，每年不必經過申請流程，「市疾控中心做好合同的同時第一筆資金就發過 來了」（訪談，20150723）。雖然衛生、計生合幷同樣影響到西安中心，但卻是促使 西安中心在2015 年初正式注冊，考慮到「合幷後新的主管領導可能對中心不瞭解，
批准蓋章就很難」 （訪談，20150723）。新注冊的證書有效期爲4 年，使得西安中 心在2019 年以前都處於合法地位。2015 年初西安中心搬入西安市計劃生育服務中 心的辦公大樓，從而更受政府部門的保護。
50 根據 2013 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及同年 3 月 19 日發布的《國務院關於 機構設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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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個中心所處社會環境的比較
MSIC 的工作主要是在性與生殖健康領域，服務對象以未婚懷孕、MSM 人群、
FSW 人群爲主。不少研究表明經濟越發達、人均收入越高對性取向越包容
（Andersen & Fetner, 2008；湯哲、陳嘉儀、鄧瑩鈺，2016）。雖然南京和西安人口 相當，經濟水平卻比西安高得多51。一項關於中國公衆對同性戀態度及影響因素的 研究也發現，南京所處的華東比西安所處的西北對同性戀的態度更寬容（李銀河、
鄭宏霞，2013）。
社會對「性」的包容程度不僅影響中心的工作是否爲外界接受，還影響到工作 人員對工作的認同。當被問到做這個工作是否會受到輿論壓力時，西安中心主任表 示「一般不會和家人說去幹嘛了，也很少和周圍人談論自己的工作」（訪談，
社會對「性」的包容程度不僅影響中心的工作是否爲外界接受，還影響到工作 人員對工作的認同。當被問到做這個工作是否會受到輿論壓力時，西安中心主任表 示「一般不會和家人說去幹嘛了，也很少和周圍人談論自己的工作」（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