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變或不變：INGO 進入地方后的變遷動機
第一節 兩個中心的不同發展軌跡
MSIC 的南京和西安中心分別成立於 2005 年和 2007 年。作爲一個成熟的 INGO，
MSI 在全球使用統一的質量標準體系和評估標準管理各個中心，其英國總部的質 量管理組每年進行兩次統一培訓和督導，確保 600 多個中心的技術和服務水平保 持一致（內部資料）。同一套評價標準又促使各中心的目標一致，包括在選拔地方 中心負責人時的條件也是一定的（訪談，20150728）。新制度理論認爲這種制度趨 同是組織追求合法性的結果（Meyer & Rowan, 1977）。MSI 能與中國計劃生育部門 合作，其標準化的質量體系是主要原因之一（陶鷹，2006；張肖敏，2007），MSIC 也在宣傳手冊上強調「同一個世界同一套標準」，按照統一的模式和質量標準對各 中心進行質量管理，包括醫療質量、團隊建設、品牌維護、人力資源、市場推廣、
公共資源開發、財務管理、供應體系等（內部資料）。然而在同一體系下，南京中 心和西安中心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組織形態，使得對兩者的比較研究具有意義。
這兩個中心所處的城市——南京和西安——分別位於中國的西北和華東地區，
雖然在經濟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別，但在以下幾個方面卻有相似性：第一，西安和南 京的大學數量均位居全國前列37，爲兩個中心開展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教育提供大 量優秀的志工；第二，醫療資源豐富，不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數量都相當多，
37 根據教育部 2015 全國高等學校名單，南京和西安分別有 36 和 42 所本科高校，與北京、武漢、上海位列 全國前五。查詢時間2015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634/201505/t20150521_189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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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MSIC 所提供的家庭計劃服務在當地幷非稀缺資源；第三，兩個城市在所處地 區的政治地位相當，分別是陝西省和江蘇省的省會，又都是副省級市，利於輻射周 邊城市，能獲得的資源也相對較多；第四，兩個城市所在地區的愛滋病流行態勢都 屬低流行。
一、在地化途徑比較
由於服務和倡導幷舉是 MSIC 的既定方針，南京中心和西安中心的工作內容 也可以分成這兩部分，但兩個中心的發展路徑卻明顯不同。前者的發展策略幾經調 整，目前仍然處於變動中；而後者在進入地方後很快形成穩定的策略幷持續至今。
雖然有這樣的不同，但兩個中心發展方向都是在地化，只不過前者通過不斷調整尋 求在地化，後者迅速實現在地化。
南京中心從 2005 年成立到 2015 年的這十年間，經歷了三任主任，醫療服務 從單一向多元發展，從最初的只有避孕、流産服務到爲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 FSWs）提供婦科檢查和治療，再到爲男男性行爲（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人群做尖銳濕疣（HPV 陽性）治療。後兩項業務不論是從服務人數還 是收入上都超過家庭計劃服務。
與此同時，南京中心的性與生殖健康倡導也經歷了兩次大的調整，在策略上不 斷調整，在形式、對象、方法上都有所改變。從開始時獨立執行，在工作場所向流 動人員發放宣傳手冊，到中期與政府合作以大學生為主兼顧打工者開展同伴教育38
（peer education，PE）式的性與生殖健康知識培訓和講座，再到目前與各種可能的 組織合作用多樣化的方式面向大學生、中心顧客、政府官員進行性安全倡導。
相比較而言，西安中心從 2007 年 11 月成立至今，服務和倡導兩項工作上的 發展脈絡則相對平穩。在成立後較短時間內形成固定的服務對象、組織目標、運營 方式，迄今都沒有發生大的調整。服務方面，成立伊始的西安中心和 MSI 其他中 心一樣提供避孕、流産的家庭計劃服務。2009 年通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 部和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美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艾滋病
38 同伴教育，是先對有影響力的個體進行有目的的培訓，通過他們與自己年齡相仿，知識背景和興趣愛好相 近的人分享信息、觀念或者行爲技能，以實現某種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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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合作項目39（以下簡稱中蓋愛滋病專案）」增加愛滋病檢測服務，開始只針對 女性性工作者，後來隨著專案方向轉變，MSM 人群成爲服務對象（訪談，20150723）。 在中蓋專案、全球基金專案結束後，政府部門成爲愛滋病檢測的資助方，爲這項服 務提供資金支持，西安中心的執行方式幷無改變。家庭計劃和愛滋病檢測這兩項服 務持續至今幷且是西安中心最重要的兩項工作內容（田野筆記，20150725）。中心 也曾嘗試開展愛滋病毒感染者性病治療、婦科檢查及治療等新業務，但都不成規模 或沒有進行下去。
倡導方面，從執行KCF 專案開始確立的在青少年中開展同伴教育培訓，爲流 動人口舉行講座方式，到今天仍然延續。高校志工在學校裏舉行同伴教育，每場可 以得到西安中心的50 元資助，也是從 2006 年執行 KCF 專案起就有的。
與南京中心先後經歷三任主任不同，西安中心的領導人自2007 年成立後就沒 有變更過，主要工作人員在中心平均年限超過 5 年，組織在管理和運營方式上也 沒有發生變化。
二、現狀比較
南京中心和西安中心分別經過10 年和 8 年的發展，雖然都從事青少年性與生 殖健康的服務和倡導，但從組織運作、工作內容、與外界關係等方面來看仍有許多 不同（表3.1.）。
表3.1. 南京中心與西安中心的現狀對比
南京中心 西安中心
成立/注冊時間 2005/2005 2007/2015
主要工作 避孕流産、青少年教育、婦科
體檢、性病治療
避孕流産、青少年教育、HIV 檢測
資金來源 性病治療、婦科體檢、專案 專案、流産手術
專案運作方式 融入日常工作，不獨立運作 請專人處理專案，獨立運作
39 中蓋愛滋病項目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國務院防治愛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 金會合作的愛滋病防治項目，項目周期從2007 年 8 月 1 日到 2012 年 7 月 31 日，旨在項目實施地區降低愛 滋病流行、降低高危人群的新發感染，幷通過項目推動中國其它地區采取有效的愛滋病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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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地方治理的 方式
培育HIV 同伴檢測、陪同確 診；性工作者婦科體檢、知識 普及
HIV 檢測、協助確診（大量）；
向政府提供信息和數據
合作方 政府部門、高校學生、娛樂場
所、草根組織、醫生、基金 會、專家
政府部門、醫院、高校社團、
基金會
與地方社群關係 緊密 競爭
與地方政府關係 鬆散 緊密
與顧客關係 緊密 鬆散
在MSI 的評估值 低 高
首先，從服務對象和工作內容上進行對比。南京中心面對不同群體有與之相對 應的服務內容，針對未婚青少女的流産、針對MSM 人群的 HPV 治療、針對 FSW 人群的婦科檢查和治療以及對從事性與生殖健康志願工作的青年進行能力建設。
西安中心的工作內容包括避孕流産、性病治療、HIV 檢測以及組織開展青少年性與 生殖健康的同伴教育。與南京中心每項工作有明確的服務人群不同，西安中心的這 四項工作，後兩項 HIV 檢測針對 MSM 人群、同伴教育針對大中專學生，而前兩 項工作幷不針對特定人群，或者是工作人員不清楚服務對象的身份（訪談，
20150721A；訪談，20150721B；訪談，20150722B；訪談，20150723）。
其次，兩個中心的資金來源雖然都包括收費服務和專案，但在類別、比重上卻 有所不同。爲西安中心帶來最多收入的流産，在南京中心收入所占比重中最小，南 京中心一半以上的服務收入來自於 HPV 治療，其次是婦科檢查40。此外，執行專 案也爲兩個中心帶來資金，部分是由MSIC 北京代表處申請後分配給各個中心，另 一些則是各中心以在地民間組織的身份獨立申請的。兩個中心都有從政府獲得資 金，特別是西安中心，由於和政府密切的關係和長期合作，每年不必申請，「合同 就由市CDC 做好發過來了」（訪談，20150723）。西安中心由於地處經濟較不發達
40 此爲 2015 年 8 月底我完成田野時收入的排序，當時 HPV 治療占服務收入的一半以上，2015 年 10 月因爲 一名顧客砸毀中心，HPV 治療被迫中斷。搬家後的場所不能滿足流産的條件，中心的醫療服務只剩婦科體 檢和治療，在2016 年 4 月這項服務帶來的收入達到搬家前的月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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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北地區，在獲得基金會資助方面的優勢也更大。2015 年 8 月西安中心開始執 行KCF 在職業高中開展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的新專案，而這一專案只在西安和重慶 實施（田野筆記，20150724）。雖然南京中心難以獲得基金會的資助41，但在江蘇省 政府層面開始推動公益創投、政府購買服務的背景下亦有獲得政府資助的機會。此 前，南京中心流産量低，又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直到2014 年 10 月才達到收支平衡，目前服務收入居三個中心之首。而西安中心由於收入主要 依靠流産，平均每天要做到一例流産才能達到收支平衡（田野筆記，20150725）。
MSI 對中心的評價指標首先是能否收支平衡，因此南京中心此前一直不合格，甚至 面臨被關閉，即便在達到收支平衡後，由於 MSI 是從家庭計劃服務角度進行評價
（訪談，20150728），因此一年能做數百例流産的西安中心要比一年只做幾十例的 南京中心（田野筆記，20150725； 20150827）獲得更高的得分。
第三，工作內容和資金來源的不同又使得兩個中心的合作方有所不同。除了共 同有的合作方，地方疾控中心、計生委、基金會以外，南京中心的合作方還有醫生、
娛樂場所的主管、大學生、草根組織；西安中心的合作方還有醫院、高校社團。從
娛樂場所的主管、大學生、草根組織；西安中心的合作方還有醫院、高校社團。從